贞元间唐诏苍洱盟_木芹学术文选

贞元间唐诏苍洱盟_木芹学术文选

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自初唐吐蕃兴起，其势力发展至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县）边境，双方处于时和时战状态。从开元末起，战争频起，特别经过天宝年间洱海区域战争后，南诏臣属于吐蕃，攻占了辒州。吐蕃却屡攻陇右，乃至黎、雅（今四川雅安）。《新唐书·突厥传序》：“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又“广德、建中间（763—764，780—783），吐蕃再饮马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众，自度不能留，辄引去。蜀人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旧唐书·韦皋传》：“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何以造成这样的局面？经过安史动乱，地方残破，唐王朝力量衰退；南诏却刚统一全区，向上和扩张之势甚锐，吐蕃以南诏为其所用而显得壮大了自身力量。吐蕃与南诏的结合，对西川构成严重威胁，唐边防亦受其牵动。

唐王朝要么改变原来与南诏相对立的政策，或者仍其旧，二者必居其一。《通鉴》贞元三年载：“（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又说：“李泌言于上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一是吐蕃自身力量减弱，一是南诏与其有矛盾，尚可利用，还有南诏“本唐风化”（异牟寻：《与韦皋书》），“不得已而叛唐”（《南诏德化碑》）并有“复为唐臣”的念头，同时出于远交近攻的策略，终于选择了招徕南诏以削弱、牵制吐蕃的方针。

唐、吐蕃、南诏相互间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在发展着，当然也在变化，南诏与吐蕃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就是当时的一个新的动向，于是三者互相利用矛盾，为其各自的利益服务。在这矛盾斗争中，唐王朝握有主动权。

唐王朝南通云南，断吐蕃右臂的策略定下后，具体由韦皋实施这一方针。韦皋于贞元元年（785年）出任西川节度使。在此以前，崔宁镇蜀十二年，“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张延赏传》），经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南诏合扰西川后，张延赏代西川节度使的五年中，与吐蕃盟约，然兵争不息（《吐蕃传》），韦皋的使命是很艰巨的。(www.guayunfan.com)韦皋的第一个措施是招抚东蛮首领骠旁、苴梦冲，苴那时等，《通鉴》贞元三年（787年）载：“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韦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闰五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伺导达云南。”六月，“韦皋以云南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四年四月，“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晏之于麟德殿，赐赉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自天宝年间战争后，阁罗凤臣于吐蕃，并乘机占据了大渡河以南地区，而这区域的东蛮处于唐、吐蕃、南诏三个势力之间，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明的或暗的同时与三者保持着联系，韦皋充分地同时也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即先招抚东蛮，从而利用东蛮首领来疏通与南诏的渠道。《旧唐书·南诏传》载：“苴乌星归化，微闻牟寻之意。”经过东蛮首领同南诏往还，从中斡旋，故韦皋得以详知异牟寻意欲内附之情，并导致了异牟寻托东蛮首领入朝之举。东蛮是实现此次唐王朝与南诏和好的桥梁，韦皋的第一步就走的成功。

韦皋的第二步就是促使南诏与吐蕃之间的矛盾激化。《通鉴》贞元四年（788年）载：“十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虽内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与此同时，韦皋屡谕异牟寻，加速了唐王朝与南诏结好的过程，《通鉴》贞元五年载：“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屡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昕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韦皋一面坚持从正面劝谕异牟寻，并以放归原使段忠义等，以表示诚意，从而逐步取得异牟寻的信任。另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加深吐蕃与南诏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并巳临近到了破裂的边缘。

在这比较关键的时刻，韦皋不失时机地采取了果断措施，《通鉴》贞元八年（792年）载：“十一月，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以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终于导致了异牟寻三路遣使达成都的结果。

韦皋争取南诏的过程中，如前所述，首先是搞好与东蛮之间的关系，并共同对付吐蕃。《旧唐书·吐蕃传》载，贞元五年（789年）剑南节度使韦皋遣将王有道等与东蛮两林苴那时、勿邓苴梦冲等率兵于故辒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新唐书·韦皋传》说：“初，东蛮地二千里，胜兵常数万，南倚阁罗凤，西结吐蕃，但势强弱为患。皋能绥服之，故有战功。”不仅东蛮，就是吐蕃直接控制下的所谓西山八国，也附于唐。《通鉴》贞元四年载：“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普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十一月，“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普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辒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又贞元五年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辒州台登北谷，大破之，……尽复辒州之境。”既体现了韦皋与东蛮、西山各族和睦相处的意愿，也显示了有力量、有办法对付吐蕃，这无疑是促成与南诏和好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韦皋的远见卓识及富有成效的措施，对于修好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且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是否成功，还得有南诏异牟寻一方的条件，即功成于两厢情愿。

《旧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谋内附者十余年也”。何以“谋内附”？是因为“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苦之”。即与吐蕃存在有严重的矛盾，《新唐书·南诏传》所载异牟寻致韦皋书里说得更加具体。然而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所谓利罗式问题。所谓利罗式，当即矣罗识。樊绰《云南志·六诏第三》有“剑川矣罗识”，又记“剑川罗识与神川都督言语交通，时傍与其谋，俱求立为诏，谋泄，时傍被杀害，罗识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罗些二城。”《新唐书·南诏传》亦记其事，唯作“矣川罗识。”即衍一“川”字，又施浪诏被阁罗凤击败后，诏主施望欠走永昌，而“望欠弟望千北走吐蕃，吐蕃立为诏，归于剑川，为众数万。望千生千傍罗颠。南诏既破剑川，尽获施浪部落，千傍罗颠脱身走泸北，今三浪悉平，惟千傍罗颠矣识子孙在蕃中”。

开元年间（713—741）南诏统一洱海区城。攻占了洱海以北的赕、浪穹、施浪三诏地，而三浪率部退居野共、剑川，为吐蕃所收容。在吐蕃的保护下，集众数万，仍得称诏，图借吐蕃之力抗南诏，一直想恢复故地，而吐蕃则利用三浪以牵制南诏，并作为向洱海地区不断扩张势力的前导。天宝战争后，南诏乃臣属于吐蕃。然而同吐蕃庇护下的三浪残部间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处于更加微妙境地，即吐蕃既封南诏为赞普钟、日东王，并用其力以对付唐王朝，却又重用三浪余部以遏制南诏，这是南诏心腹之患，且有口难言，因此如异牟寻给韦皋书中所述：利罗式利用其所处地位，“眩忽部姓”，煽动部落百姓叛蒙氏；利罗式有宠于神川都督论纳舌，从中捣鬼，私取重赏，苛削百姓，致使“部落皆惊”，利罗式狐假虎威，心怀叵测；而吐蕃重用利罗式，“辄怀搏噬”，有亡南诏之心等等。这是南诏的苦衷，也是双方不可能长期结盟的最深刻之根源所在。

还有双方迅速达成修好之协议，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郑回的作用，《旧唐书·南诏传》载：“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辒州西泸县令。辒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尝言于牟寻曰：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取求；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异牟寻于郑回，真可谓言听计从，而郑回的威权最重，并很有才干，千方百计致力于促使南诏归唐，这一点还突出反映在崔佐时盟誓之事，《通鉴》贞元十年（794年）载：正月，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云南王异牟寻俯受诏。郑回劝异牟寻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会印，复南诏旧名。剑川石宝山石窟王者像中有异牟寻，其左右各雕文官一人，戴纱帽、穿大袖袍端坐，盖为清平官，杨征福记石窟雕像谓“据说是唐西泸令郑回”。所雕端坐文官之一，可能是郑回。正如方国瑜所说：“郑回为唐臣，任南诏清平官。异牟寻归唐朝，郑回之力居多，且此行动对于南诏关系甚大。南诏后期缅怀先世，凿石造像，供奉异牟寻，郑回亦在内，此实可能也。”

正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及条件，双方重新和好。首先，异牟寻三路遣使诣成都。《通鉴》贞元九年载：“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至于发使时间，是在贞元九年四月。樊绰《云南志》卷末《赵昌奏状》中所记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云云，当误。

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双方约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韦皋于贞元九年十月，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通鉴》载，贞元十年正月，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异牟寻率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盟誓事，《旧唐书·南诏传》载：“明年（贞元十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云苍山神祠。”樊绰《云南志》末卷录有《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

韦皋遣崔佐时与南诏约盟，这是修好关系中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表明了唐朝对南诏诚心和好，从而取得了南诏的信任，导致南诏与吐蕃关系完全破裂。

异牟寻为了进一步表明归唐的诚心，同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失时机地对吐蕃发动了进攻。《旧唐书·南诏传》载：“初，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重，乃征兵于牟寻，须万人。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征兵以袭之。乃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遣使告捷。且请韦皋使阅其所虏获及城堡，以取信焉。时韦皋上言：‘牟寻收铁桥以来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众十余万。’”此役经过及其结局大略如此。崔佐时与南诏点苍山神祠盟誓，在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己卯，异牟寻破吐蕃在贞元十年正月十八日壬辰，相隔不过十三天的时间，报捷在贞元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这说明异牟寻早有准备，且可推测崔佐时还在羊苴咩城时，军队已经出发。此役还具有完全的突然袭击性，因而一战而胜。

唐王朝与南诏之间，到了此时，不但有点苍山的盟誓，且有异牟寻神川之捷。双方趁热打铁，互派信使往还，并以册封异牟寻为“南诏”，从而把这经营多年的和睦关系明确地肯定下来。《通鉴》载，贞元十年六月，“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晏，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册封“南诏”之举，乃从韦皋之奏请。《旧唐书·南诏传》载：“韦皋奏：南诏前遣清平官尹仇宽献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赐请以黄金，从蛮夷所重，传示无穷。从皋之请也。”《德宗本纪》亦载：“先是，吐蕃以金印授南诏，韦皋因其旧而请之。”此言从韦皋，“因其旧”而给金印之请。还当提出者，何以不因袭皮逻阁、阁罗凤时袭赐“云南王”之旧号，而册号“南诏”呢？《旧唐书·南诏传》载：“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私于佐时，请复南诏名。佐时与盟讫，留二旬有六日而归。”《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遣弟凑罗楝，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赐赉有加，拜仇宽左散骑常侍，封高溪郡王。”又《通鉴》贞元十载：“六月，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则封南诏号为异牟寻的要求，贞元十年正月，崔佐时在阳苴咩城盟誓之前，异牟寻即已提出这一要求，贞元十年六月，凑罗楝等献图输贡时，又再提出“复号‘南诏’”之请，而韦皋奏请之内，当有此内容，此可得而说者。异牟寻之所以“请复南诏”号，不要其曾祖“云南王”之号，嫌其小，同时去掉赞普钟、日东王等吐蕃授予的名号，以示脱离吐蕃，而以最早发迹时的“南诏”之号，显示其政治上的强大和尊严。

派遣袁滋出使之时间及经过，《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年六月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则知于贞元十年六月癸丑，命袁滋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贞元册南诏印”。惟《册府元龟》载：“贞元十年五月，加工部员外郎袁滋兼御史中丞，赐紫金盒袋，持节册南诏使。”又将凑罗楝、尹仇宽入献地图方物及请复号南诏，并被封为高溪郡王，事纪于贞元十年十二月，当误。《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年正月壬辰，南诏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新唐书·南诏传》：“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楝，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赐赍有加。”方国瑜《南诏信使录》说：“凑罗栋、尹仇宽入朝，诸书所纪之月份，有六月、九月之异，《旧唐书·南诏传》则在八月，疑为两次出使，一在败吐蕃后献地图，请封号，六月至长安，即归。复以九月献吐蕃印，故《唐会要》卷99曰：‘贞元十年九月，南诏又使蒙凑罗楝及清平官尹仇宽’云云，足见先后二次，惟史载互略致不清耳。又《新唐书·南诏传》曰：‘拜尹仇宽左散骑常待，封高溪郡王，’不辨为二次授命，又尹仇宽亦作求，音近也。凑罗栋，《通鉴》栋作楝，注曰郎甸反，疑楝为形误而误注之。《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年六月癸丑，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按，樊绰《云南志》卷1、卷4，《册府元龟》卷965（两见），《唐会要》卷99，新旧《唐书·南诏传》并载袁滋册南诏事，唯《册府元龟》作五月，《新唐书》作明年（十一年）六月，《樊志》卷4作封为云南王，当并误。袁滋出使以十年九月二十日至石门，题名同行者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诸人名亦见《新唐书·南诏传》及《樊志》卷4。”

袁滋等于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经石门（大关县豆沙关）入云南。册封礼毕，异牟寻遣尹辅酋为首的使团，与袁滋等同路，于贞元十一年三月至长安。唐王朝赏赐使团，同时将于贞元十年入长安返途病故的信使凑罗楝追赠为右散骑常侍。

贞元十年南诏归唐一事，有其重要的作用。从唐朝方面讲，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边州政策，并把中原与边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之间和睦相处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云南安抚使司”的出现为其重要标志。另外，唐王朝得到一个喘息的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南诏或吐蕃的压力。

对吐蕃来讲，经长期同唐、大食和回鹘的战争，人民疲惫，即“差征无时，凶荒累年”，统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变乱不息，走向衰落，而南诏不仅不再听命，且为南诏所击，于是更加削弱了吐蕃的力量。《通鉴》载：“贞元十五年，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共击吐蕃；以兵粮未集，请俟它年。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辒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新唐书·吐蕃传》载：“比年寇黎辒，韦皋常折其兵，定德畏罪，遂来降，因定昆明诸蛮，……宪宗初，遣使者修好，……比年来朝……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肉，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开成四年（839年）……自是国中地震，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枕藉，鄯廓夜闻鼙鼓声，人相惊。会昌二年（公元849年）……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关于这一问题，方国瑜论曰：“吐蕃之盛，羁属西北二十余国，尽占西南诸羌，自项党（西夏），盐夏（陇西）、松茂以至黎辒之境，长期与唐争夺，唐苦吐蕃侵扰，结纳回鹘、南诏，削弱吐蕃之势。自贞元年间回鹘与吐蕃争北庭，南诏与吐蕃争铁桥，吐蕃遭受损失，亟图恢复，但南诏与唐联合的牵制力强。以后吐蕃势衰，加之天灾人祸，更不振作。”如《新唐书·吐蕃传赞》所说：“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才，犁其廷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域华人，谋夫墟帅环视共计，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总之，吐蕃自此以后，其向内地或南诏辖区出击的势头大大减弱，乃至没有了，从这一方面看，与其说衰落，毋宁说是发展了，吐蕃自达磨赞普被杀后，内部分裂了，形成四个政权，即在今后藏的阿里王系（后来进一步分为孟域、象雄、布让三部）和亚泽王系，在今前藏的拉萨王系（后进一步分裂出冲波巴、姜瓦郊、拉波浪巴、至巴、业塘巴、芦巴藏巴等部）和亚陇觉阿王系，这正说明吐蕃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向其深度和广度发展，《旧五代史·吐蕃传》载：“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丧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又《宋史·吐蕃传》说，“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泰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以吐蕃向四周扩张势头讲，当然“已微弱”，或“亦自衰弱”，可是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实现了封建化，应该说是前进了。因为地方分裂（或分封）割据，各自“管土管民”闭关自守等等，正是封建农奴制的一些典型表现。

从南诏方面看，所得益处更大。首先免除了吐蕃的威胁，扩大了统治区域，即设立了铁桥节度，统治原吐蕃神川都督辖境，同时占有阳蓬岭以南的辒州地。其次，在战败吐蕃的过程中，同时也消灭了“三浪”余部，从而消除了心腹之患。还有自此以后，“云南安抚使司”的政区名称，与南诏相始终。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南诏跨入一个内部迅速发展的封建化时期，确立了封建领主制度。

综上所述，贞元间唐诏苍洱之盟，不但是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具有全局性的一件大事，也为此后近五百年间唐宋王朝与南诏、大理以及吐蕃三者之间和睦相处奠定了基础。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