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协《会务报告》看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

◎卢军

老舍自1938年4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后,连任七届,直至抗战胜利。在主持“文协”工作期间,老舍撰写了多篇《会务报告》《总务部报告》,从1938年5月4日一直写到1942年1月9日,共计25篇,成为研究“文协”及抗战期间老舍工作的珍贵的历史资料。本文以《会务报告》为切入点,探析老舍在整个“文协”活动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对抗战文艺的贡献。

一、为“文协”筹集活动经费

作为“文协”的当家人,老舍首先要筹措维护“文协”日常运转的活动经费。在写于1938年5月4日的第一篇《会务报告》中,老舍开篇就谈到了资金问题:“筹备会的钱已花光,成立大会的补助金还没能全领下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拿什么去办事呢?”老舍迅速设法筹钱:召集理事会,推选出常务理事,让常务理事带头缴纳会费;通知各地会员交会费;上公文请求党政机关发给补助。在1938年5月7日的《会务报告》中,老舍“开首就应当说经费——没钱是作不了事的。向教育部与中宣部请求经常补助费,已得到批示,教育部每月补助一百元,中宣部五百元。向政治部请求,还没批下来,大概不久就会有消息的。”距第一篇报告只有三天时间,反映了老舍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为了“文协”的正常运转,老舍在节省开支、压缩酬劳之外,不得不四处奔走,到有关部门“弄钱去”。1938年6月5日《会务报告》记载:“老舍、王平陵等到政治部催请批补助费。”1938年6月18日的《会务报告》记载:“先去弄钱。推定胡风、老舍去到政治部接洽;蓬子、平陵、沙雁、老舍,去见张道藩先生。”1939年1月28日《会务报告》:“请求补助,请求社会部予以补助金。社会部批示,本会须拟定助款用途,经理事会决议,会刊增印战地特刊,并创设文艺讲习会。此两项活动,都需相当经费,请社会部予以补助。”

在1938年3月27日至1939年3月27日的“总务部报告”中,老舍详细记录了“文协”的各项经费来源情况:1.会费:因种种原因不易收齐,会员散处各地,已有困难,再加上交通不便,邮递阻滞,就无法征收了。且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服务的会员生活极苦,不忍催促。截至1939年4月,才有一百七十来人交过会费,共交到三百余元。2.捐款:本会成立后,会务进行,事事需钱,不得已向名誉理事及理事募捐,冯焕章、于右任、邵力子、张道藩、陈真如。筹备会欠账得以清偿,急需之件购买。3.补助:自1938年4月起,教育部补助每月二百元,中宣部每月五百元,于6月间始领到。9月起,政治部批准每月补助五百元,于1939年1月领到。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教育部特予补助三百元。上述三项就是“文协”全部经济来源。老舍又列出了“文协”每月的固定支出费用有:会所租金、水电、职员薪资、邮电,大约二百元左右。出版部需款最多,文协迁往重庆后,因通邮区域减少,销路随之低落,而印工纸张又涨价数倍,遂致赔欠甚巨。

针对有些会员抱怨会里举办活动太少,会员之间疏于联络,老舍数次在《会务报告》谈到举办联欢会之类活动的不易之处,如1938年6月5日《会务报告》中写道:“会里债台高垒,省一文是一文,实在困难。”但为联络会员、讨论文艺创作等问题,“文协”要举行一些非办不可的茶话会、座谈会时,就一切从简,茶水点心费用由来宾自掏腰包。如1938年11月12日《会务报告》:“11月6日本会举行茶话会,招待通俗文艺讲习会学员及本会新近来渝之理事与会员并报告会务。出席者五十余人。每次茶会,会员须自出茶资,此次则由张道藩先生请客;已交茶资,留备下次开用。”在1940年4月7日召开的“文协”重庆全体会员大会上,老舍做了题为《文协第二年》的报告,详细通报了“文协”的经济情况:“每月的收入还是那些钱——一千二百元。支持三个刊物,每月须出七百元左右。总会经常开支,现在在物价这样昂贵下,每月仍力求不超过二百元。对分会的资助与送给朋友们书籍,又须二百元。算到一处,一千二百元已无余裕,有临时的费用就须现想办法。会务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在这里可以找到原因。”^[1]1942年1月9日《会务报告》:“本年收入,仍如去年;而物价腾涨多倍,工作之发展遂感困难。会中职员津贴,灯火房租等,虽在极度缩减中,每月已由二百元增至六七百元。《抗战文艺》稿金,每期约需三四百元。仅此两项,已将入不敷出;后半年中,印刷困难,会刊脱期,支出较少,收支遂得勉强相抵。夏间,城内会所及北碚会所多处破漏,修葺费达千元。”

为节省开支,老舍等“文协”工作人员,除总务部驻会干事萧伯青每月有30元车马费的补贴外,其余全部都是无偿奉献,不拿工资。“我们花钱仔细,用人极少。经费少,所以每一个钱都需花得有响声。人少,所以大家都需动手办事,谁也不许多偷懒。”繁杂的日常工作多由老舍等人亲自动手。老舍办事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在《会务报告》、《总务部报告》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各种账目非常清晰,凡举行茶话会等活动,都由总务部报告会务及账目,出版部报告则公开会刊的一切开支账目。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当好“文协”这个家更是难上加难,个中甘苦只有老舍心知肚明。在1943年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之际,老舍感触良多:“文协是个命定清苦的团体,……会中的经费,在武汉时,每月都有二三百元。到今日,也不过千余元。以这么一点点钱,我们要维持一个会所,要按期刊行会刊,要举行种种聚会,要与各民众团体交际联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们做到了。在开源方面,我们除了政府机关的补助,概不接受。我们穷,可是不能随便伸手接钱。在节流方面,我们就专凭会员们的热心,来替团体赔着钱做事。”^[2]充满感慨又不乏自豪之情。

二、编辑发行《抗战文艺》等刊物

老舍除任总务部主任外,还任出版部的副主任。《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汉口,由最初三日刊、周刊,1939年4月10改为半月刊,自1940年3月30日起,又改为月刊。从创刊到终刊,包括“武汉特刊”在内,共出版78期。老舍多次指出,会刊《抗战文艺》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旗帜和喉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如何不能停刊。

老舍原本希望《抗战文艺》可以收支相抵,甚至可以赚点钱,但是多地因战事而停邮,无法维持。在1938年4月9日“文协”年会的报告《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中,老舍谈到《抗战文艺》的刊发问题:“为支持会刊,我们赔进很多的钱去,现在我们又编《前线增刊》运送到前方去,纯属赠阅性质。会刊与增刊继续维持下去,每月已赔垫甚巨,我们简直无法再编印别的著作。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下,我们只能采用不花钱而能印出东西来的办法。”^[3]

“文协”成立之初,老舍等人本来有着相当庞大的出版计划,想编印文艺丛书和较大的文艺刊物,想自己印书,不必依赖他人。但很快,出版部因资金和人力的匮乏,出版部原计划出的四个刊物,只有《抗战文艺》《前线增刊》《英文会刊》三个刊物刊发,《抗战诗歌》稿子已集全,但无法印出。在1939年致周扬的信中,老舍写道:“会中经费每月一共有一千元左右,维持这几个刊物已须花费七八百元,所以连校对和跑印刷所都需编辑人亲自出马。”随后,因人力财力的限制,不但出版计划无从实现,连会刊印刷都成了问题。因为书局生意第一,不愿做赔钱的买卖。求人之苦使老舍多次感叹“将来文协必须有自己的印刷所与书店!”^[4]除了和印刷所交涉外,老舍还要应对战时纸张严重缺乏的问题,随时关注纸价涨幅,1938年11月12日《会务报告》:“纸张已成严重问题。白报纸不必说了,每令涨到五十元以上,还是没有货色。土报纸也供不应求。出版部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搜罗一点土纸放在会所里,大约可支持会报三个月的样子。”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老舍和出版部同仁还是想尽办法扩大宣传力度。1939年2月4日《会务报告》写道:“决定增加《抗战文艺战地特刊》,俟社会部批准补助金,即刊发;筹备《抗战文艺年鉴》由出版部负责计划;由出版部定期邀请本市出版界及各报社副刊编辑,商讨扩大抗战文艺运动办法。”老舍认识到抗战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力度还差得太远,就着手筹划抗战文艺出国运动,尽量向全国的会员征稿,选择文艺作品,找人翻译,再设法到国外去印刷、去发行。希望把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外国去,引起全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很快,“文协”香港分会创办了英文版的《抗战文艺》,销往欧美与南洋,增进了《抗战文艺》对抗战宣传的力量。

三、树立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文艺观,组织并创作形式多样的通俗文艺作品

老舍自抗战伊始,就致力于创作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1938年1月20日,赵望云在冯玉祥资助下创办《抗战画刊》,以通俗易懂的图文形式向大众宣传抗战,获得极好的社会反响。老舍、田汉、吴组缃等即为画刊最初的特约撰稿人之一。老舍、田汉撰写的抗战故事,经由赵望云等人配上图画,以连环画的形式刊出,动员民众抗日。广为人知的有在《抗战画刊》第十期上刊发的老舍作诗、赵望云配画的《西洋景词画》。1938年5月5日老舍在《抗战画刊》发表的《连环图画》一文中写道:“歌曲图画的宣传力量,在今日,实远胜于文字。文字宣传品尽管力求通俗,怎奈大家目不识丁,还是没用:百分之八十的同胞们是不识字的。歌曲与戏词,俗而能唱,在大家的口中,自比印在纸上的黑糊糊一片强的多。歌曲尚须有人教给,图画就更好更省事。有目俱睹,童叟无欺。在精神的食粮中,此为米面,居第一位。”^[5]刊发在1938年5月《抗战画刊》第十一期的《流离》:“家何在?前路茫茫!是万恶的日本,使我们家破人亡;家何在?有血性的,打回故乡!”平凡通俗,让民众一看就懂,给抗战中的将士和民众带来震撼和鼓舞。

“文协”成立之后,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正式把给士兵和民众写通俗读物的事列入了“文协”的议事日程,大力倡导创作通俗文艺更成为老舍的工作重心。1938年7月2日《会务报告》记载:“通俗读物:由老舍、何荣、老向、胡绍轩四人编写了五种:街头剧一,大鼓词一,儿童读物一,通俗小说一,军歌民歌一。由会里送给中宣部去印刷。”1938年10月15日《会务报告》记载:“应中宣部的委托,老舍与宋之的、葛一虹、何容,用了五天的功夫编制民间宣传用的游艺材料。”

为军士写读物,把通俗文艺读本送到前线是“文协”重要工作之一。“文协”一筹备,就组织代表带着锦旗和慰劳书到前线慰劳。到徐州前线慰劳的“文协”代表盛成反映前线上极为缺乏文艺作品,精神食粮,盼望会员们赶快写些读物。在1938年5月10日的《会务报告》中老舍写道:“前方军士与后方民众的读物缺乏,成了极严重的问题,民众读的仍是《玉堂春》等消闲,前方军士只能到百姓家借阅些《彭公案》等读物,连这种书刊也不容易借到。”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老舍组织徐旭生、方振武、田汉、王亚平等作家先后两次召开了“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提出了“旧瓶装新酒”的主张,提出文艺要大众化,通俗化,下基层,利用传统的形式去讴歌新时代,去鼓动民众,直接面对士兵和民众。随后,老舍迅速组织会员们赶写了十余种读物,设法印出送到前方将士手中。他还提议作家们最好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内容要适合民众军士的生活和心理,形式读用双全,所谓用就是戏能上台、歌能上板、故事能上口的通俗读物,特别强调文字需“俗而不土”。

为了服从抗战需要,老舍身体力行,毅然放弃最擅长的小说写作,带头实践“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创作号召。他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写道:“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6]老舍先是在田汉的鼓励下试写戏剧,创作了《张自忠》《残雾》《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等抗战题材话剧。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与宋之的合写的《国家至上》,这在1940年1月20日《会务报告》中有所记载:“回教救国协会委托本会理事宋之的及老舍编制回教救国话剧,已见于二十九年一月底交稿,由阳翰笙先生担任演出责任。”

抗战期间,老舍和民间艺人交往密切,向鼓书名家白云鹏、张小轩、刘宝全、富少舫、董莲枝等请教,学习大鼓的唱腔、鼓词写作方法等。他还向来自河南的逃难艺人学习坠子的唱法。老舍开始了创作形式的大转型,尝试了多种通俗文艺手法,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歌词、鼓词、相声、河南坠子、新三字经、唱本、通俗小说、西洋景画词、京剧等。保留下来的作品,仅鼓词、相声就有《二期抗战》《张忠定计》《王小赶驴》《陪都赞》《骂汪精卫》《卢沟晓月》《新拴娃娃》《啼笑因缘》《台儿庄战役》《欧战风云》《卢沟桥战役》《樱花会议》《中秋月饼》《八面玲珑》等数十段之多。其中,广为人知的相声作品《中秋月饼》是老舍于1938年在重庆编写的。1939年春天,在重庆电影制片厂的联欢晚会上,应著名导演应云卫邀请,老舍与相声艺人欧少久登台表演了这段相声,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大公报》称之为“抗战相声”。1938年11月,老舍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出版,因其中收有三段鼓词、四部抗战京剧和一篇抗战通俗小说而得名。此外,老舍还创作了游击队歌《打》《女儿经》《童谣二则》《为小朋友们作歌》《为和平而战》《蒙古青年进行曲》等大量民歌诗歌,妇女、儿童、少数民族兄弟,都是老舍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对象。文风简洁、通俗直白,如1938年10月的《保民杀寇》:“谁给我的枪?谁给我的粮?还不是百姓的血汗,供给我这身武装?!我为谁扛枪,我为谁吃粮?还不是为保卫百姓,我才舍身上战场?!”读来朗朗上口、振奋人心。

因“文协”自成立后就常接到不少来函询问通俗文艺的做法,于是会中就决定举办讲习会。老舍既是组织者,又担任授课老师。1938年10月29日《会务报告》:“本会拟开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由老向、何容、李华飞、宋之的、魏猛克、胡秋原、萧伯青,拟定计划,并约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1938年10月31日,通俗文艺讲习会开班,由何容、老向、萧伯青、老舍分别担任音韵、文艺宣传、音乐、技巧的讲授,学员22人。通俗文艺讲习会的组织计划及开班情况在11月5日和11月12日的《会务报告》中有详细记载。1938年11月26日《会务报告》:“通俗文艺讲习会继续办理,并将讲师讲义设法出版。出版费除由会中补助外,得将讲义在各刊物发表,以所得积金补足之。”该讲义以《通俗文艺五讲》为题于1939年10月30日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出版公司出版,收入老舍《通俗文艺的技巧》等5篇文章,老舍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文协”还成立了通俗读物委员会,1939年2月25日《会务报告》记载:“通俗读物委员会,因委员穆木天等不在渝市,经理事会议决,推定黄芝冈、马祖武、向林冰、阎折吾、李一非、谢冰莹、罗荪、老向、欧阳山、何容、杨骚、陈白尘、郑际生、胡绍轩、郑伯奇、老舍等十六人为委员,由老舍召集会议。”

四、组织发起“文协”各种活动

老舍在“文协”的活动涉及方方面面,工作繁杂。包括参加理事会,定期向“文协”会员汇报各项工作的运作情况,筹备参加“文协”新成立的分会,组织参加文艺专题讨论会,为来华的外国作家或者各地来的作家召开的欢迎会,开展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筹划义卖捐款活动等等,在《会务报告》中都有详细记载。

如1938年6月5日《会务报告》:长沙文协分会成立,老舍与郁达夫、王平陵等前去参加。1938年6月18日报告:代表文协参加“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联合会”(简称“艺联”)的筹备会。1938年7月9日《会务报告》:老舍、冯乃超代表文协与戏剧界抗敌协会接洽一切,演剧宣传。1938年10月29日《会务报告》:在渝各抗敌协会开会,组织座谈会,老舍代表本会出席。青年生活社茶话会,蓬子、老舍代表本会出席,并致辞。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老舍代表本会出席两次筹备会。老舍还撰文《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发表在1938年10月16日《抗战文艺》,号召“燃起我们的怒火吧,青年!以学识,以正义感,以最有力的文字,尽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吧!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7]1938年11月5日、11月12日《会务报告》:重庆市青年团体请求文协派人指导文艺,研究文艺,每周举行座谈会两次,已由老舍参加四次,讨论小说写作方法。10月24日第一次集会,老舍担任指导。指导文艺阅读及组员习作。1939年1月28日《会务报告》:成都分会成立,老舍与冯焕章先生赴蓉城指导分会成立事宜,并在成立大会上报告总会情况。

“文协”研究部有四个经常的座谈会,即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新歌剧改进问题座谈会,老舍积极组织参与这些文艺专题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分头汇成抗战小说、抗战诗歌、抗战戏剧和抗战报告文学等小册子。为使“文协”真正成为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老舍还十分重视“文协”分会发展工作。筹备各地分会。参加文协分会的成立仪式等活动。1939年6月,老舍还利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的机会,凡所到有“文协”分会组织的地方,他都要深入细致地了解那里“文协”工作的开展情况。

老舍还参加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前线劳军。1939年8月10日《会务报告》:“党政委员会批准了战地访问团的举办。全国慰劳总会函本会,请派作家四人,参加慰劳团,决定以四部主任:胡风、蓬子、平陵、老舍为代表,以示郑重。”老舍参加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北路慰劳团于1939年7月28日从重庆出发,途经成都、绵阳、剑阁、广元、汉中、宝鸡、西安、潼关、洛阳、南阳、榆林、延安、平凉、兰州等地,长达半年时间,行程近两万里,12月9日返回重庆。老舍随北路慰劳团劳军慰民,察访战时国情,途中数次遇险,差点丢掉性命。他边走边写,创作了三千句的长诗《剑北篇》。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而版税稿费一降再降,作家们生活极度困苦。职业作家变得越来越少,许多人为生计所迫兼职或改业。为此,“文协”发动了全国性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为作家争取生存权,老舍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响应者。1940年2月24日,老舍撰文《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写家的生活能维持,抗战文艺便有了着落。……我自己是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我知道我作了什么,也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同时,我知道假若我的待遇与酬报还没有改善的办法,我只好去另找活路。”^[8]并提出了具体解决设想:提高稿费;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修正出版法;政府设立文艺贷金,按照作家所需,先贷以款项,然后再由版税及稿费中偿还;文艺协会设立救济金,专为救济写家之用。为商讨对策,老舍与姚蓬子、王平陵等26人举行“蜀道首次座谈会”,以“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随后,在姚蓬子、老舍等人与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等党政机构积极沟通协商下,1940年4月24日,中央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拨款设立文艺奖助金,通过了旨在救助贫困作家的《文艺界贷金暂行办法》和《文艺界补助金暂行办法》,以便保障作家能够安心从事创作。自1940年11月起,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实行了补助刊物稿费的举措,《抗战文艺》自五十一期起得到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老舍在1942年1月9日的《会务报告》中写道:“会刊稿费,盖在六元至十二元千字之谱。会中每月仅能出三四百元,不足之数,由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深为感激。”1942年10月28日,文协理事会通过了《保障作家稿费版税意见书》,12月12日,文协公开发表《保障作家稿费版权意见书》,进一步推进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这在老舍《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一文中皆有提及,“对作家稿费与版税的增加与保障,文协会拟具了办法,呈交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在陪都各报纸发表,希望今年能够见诸实行”^[9]。“文协”在《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税意见书》中明确提出版税要最少百分之十五,并通告全国各地分会,请各处自己主持的文艺杂志和出版社首先实行,以资倡导。为给战时生活极苦的作家谋划生路,老舍一直不遗余力,发表在1944年4月16日《新蜀报》“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册”的《文与贫》一文写道:“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便不应当由他们自己处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由大家去设法解决的了。”^[10]呼吁文人的生存问题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应从根本上、从制度保障等诸多方便解决这一问题。

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的7年间,是老舍一生中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他由一个单纯的教书匠和“写家”变成了一个抗战洪流中的社会活动家,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保障了“文协”正常的运转;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之余,创作了形式多样的服从于抗战需要的通俗文学作品;始终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不考虑一己之得失,对“文协”、为抗战文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注释】

[1]老舍:《文协第二年》,《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9页。

[2]老舍:《五年来的文协》,《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

[3]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3页。

[4]老舍:《关于文协》,《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页。

[5]老舍:《连环图画》,《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6]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7]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8]老舍:《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9]老舍:《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4页。

[10]老舍:《文与贫》,《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