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浮沉雨打萍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身世浮沉雨打萍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1953年1月，中央建工部一个副部长到上海视察，给顾准透露了一个消息：中组部已决定调顾准到建工部当财务司司长，汪璧也一起调往该部任处长。

春节过后，顾准安排好家小，便偕汪璧一同赴京任职了。

虽然建工部的风气还算团结和睦，顾准每天按时上班，处处谨小慎微，但在那个天天搞运动的时代，躺着中枪并不鲜见。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发，建工部的时任部长陈正人（1907—1972）卷了进去，被认为是联盟骨干。

在批判会上，轮到顾准发言时，他避重就轻地说了两句，意图为蒙冤的陈正人开脱，结果立刻被戴上“陈正人四大黑金刚”的帽子，百口莫辩。(www.guayunfan.com)好在顾准历史清白，和陈正人素无瓜葛，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抓住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陈正人被排挤出建工部后，部长之职暂由副部长万里代理。他组了一个班子，准备去洛阳筹建以矿山机械厂为代表的全国三大重点工程。

顾准的豪情再次点燃，他找到万里，表示自己希望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的建设前线去。

正好刚成立的洛阳工程局缺一个副局长，顾准打点行装便上路了。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东汉的白马寺、唐代的龙门石窟等众多名胜古迹，顾准四处调研后，对何以选这样一个地下古墓多到“洛阳铲”都成了盗墓代名词的地方搞建设深表疑惑。

但自觉人微言轻的他不再多事，而是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世界文化遗产——即使因此会增加许多劳动量。

工厂一旦盖起来，连同职工宿舍与配套设施，其规模堪比一个新城区。

厂区的规划由苏联设计院负责，可当施工队集结时，苏联专家关于新区道路的施工方案却还没做好。

顾准不想干等，为了合理利用劳力资源，他根据在上海积累的建工经验，组织民工修筑了部分道路，这样全面施工开始时，便于运输材料。

然而，如此未雨绸缪、因地制宜的行为，却触怒了蛮不讲理、迂腐教条的苏联专家，他们向新任的建工部部长刘秀峰（1908—1971）狠狠地告了顾准一状。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洛阳市委为了凸显政绩，对顾准的建议置之不理，非要仓促上马，在冬季露天施工。

为了给工棚里的工人御寒，工程局新来的调度室主任老石要求河南省委协助解决保暖用的草帘子。老石因为粗心大意，匆忙间在申请报告中将草帘子的总数多写了一个零。而顾准在复核时，因为事出紧急，也没细看，便签字送往省委。结果，省委立即组织几个县的农民停止生产，专门编草帘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事发后，老石非常害怕。顾准考虑到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熟悉业务，便在洛阳市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虽然义举赢得了广大职工的尊敬，但建工部的刘部长来洛阳视察时，却认为顾准屡次犯错，已不再适合担任工程局的副局长。

刘秀峰在会上当场免了顾准的职，并用讥讽的语气对他说：“你大概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吧？！”

顾准一阵眩晕，差点跌倒在地。

天可怜见！自己放弃北京安逸舒适的生活，跑到洛阳艰苦荒凉的工地披星戴月、胼手胝足，为的就是有所作为。而新部长的意思却非常明确：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再奢望有什么作为。做得越多，错误越多罢了！

上海的冤屈无处申诉，现在又经此打击，顾准顿感前途未卜，黯淡无光。

1955年8月，背着党内警告的顾准返回北京，心灰意懒的他开始考虑远离仕途。

同汪璧商量后，顾准向建工部党组申请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1896—1992）思想开明，理论扎实。在他的主持下，党校气氛非常宽松，定期邀请罗瑞卿、邓子恢等中央领导来做报告，并请王淦昌、钱伟长等科学家普及物理化学知识，以使学员文理兼备，视野开阔。

当时的中央党校分两个班。研究班招收省部级（包括副部级）领导，普通班招收司局级（正厅、副厅）官员，学制都是一年。按级别划分，顾准被编入普通班。

这是含金量极高的一年，在学习班里，顾准听杨献珍讲唯物主义，听孙定国（1910—1964）讲辩证法，听艾思奇（1910—1966）讲历史。这些教员都是一时之选，国士无双，在他们的倾囊相授下，顾准的思想得到极大发展。

由于杨献珍内部声明“所有学员在学习期间发表的意见，既不揪辫子，也不进档案”，顾准经常语惊四座。他在日记中剖析道：“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义’？因为文化不普及，知识是教会和僧侣的专利品。我们现在的文化基础仍然不深不厚，因此偶像主义还是有市场的。”

上天似乎要给顾准这段话作一个绝妙的注解。第二天，新上台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便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篇震撼世界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表示“决不能把一个人吹捧到神仙般的超人地步”，并称斯大林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犯了不少错误，已经背叛了列宁的教导。

在对苏联亦步亦趋的年代，这样的猛料传回国内，人心之震撼，可想而知。顾准却平静地延续着他的思考：

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但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可结果却是发展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准则，从而提供了一片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土壤，思想上则是廉价的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对于西欧革命，无疑是取消了一大障碍，但在中国呢？

带着疑问，他通读了几遍《资本论》，在日记中独具慧眼地指出：“除了德国与捷克，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成员都是落后国家。而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苏联，紧接着就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中间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八十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多少新的现象！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不加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