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解放区的天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苏南。

“东抗”（东路抗日根据地）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至上海，西通南京（时为侵华日军总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

在东抗的一年，顾准主抓宣传工作。他负责的江南社旗下有一报一刊，还有十几条船，船上设有流动的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

没过多久，苏北的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骆耕漠（1908—2008）向华中局组织部要人，把顾准抢了过来给自己当副手。

骆耕漠是闻名沪上的经济学家，与顾准虽不曾谋面，但神交已久。(www.guayunfan.com)盐阜区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也是陈毅、刘少奇和饶漱石等高级领导的活动区。在盐阜的半年里，顾准多次参加高层会议，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里谈到的问题颇有感触。比如他在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时引用的“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比如他曾旗帜鲜明地否定个人英雄主义。

很快，淮海区的一把手李一氓（1903—1990）也听说了顾准的才干，又把他从盐阜区调到了自己麾下，仍任财经处副处长。

走马上任后，顾准放开手脚对全区的经济进行统一规划。

淮海银行设立，顾准兼任行长，发行“淮海券”。同时，发放商业贷款和春耕贷款。

货币手段的成功应用使淮海区的经济迅猛发展，李一氓逢人就说：“我请来一个财经专家！”

作为苏北三大根据地之一，淮海区的党政机关实行军事供给制，等级分明。副处级以上配马，有专门的干部服，吃饭开小灶。

时间久了，一股官僚主义的习气弥漫开来。

受此影响，加上骄傲自满的情绪，顾准也免不了栽跟头。

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淮海区党委被迫紧急撤离。然而，银行的印钞厂还存有大量待发的淮海券，必须就地销毁。顾准犹豫再三，最后命副行长前去执行，自己则掉转马头，往枪炮声稀少的方向疾驰而去。

他躲到一个老乡家，隐蔽了两个月，其间只收到一张转交的字条，是淮海区党委一个常委路过时留下的，大意是：现在局势混乱，你在原地埋伏，等候通知。

其实这只是常委同志在情急之下的私人意见，顾准却误以为是区党委的决定。直到等得花儿都谢了，日寇已经开始建立据点，才发觉苗头不对。他打听到党委的新址在泗阳县，迅速起身前往报到。

经此一役，苏北根据地地盘缩小，盐阜区和淮北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黄克诚任区委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

党内一些人对顾准的“逃跑”行为严重不满，觉得他党性不强，需要回炉重炼。

晾了一个多月，李一氓宣布处理结果：你去延安学习吧。

顾准紧绷的心弦刚刚松弛，李一氓又补充道：“没有马。”

这意味着从苏北到延安三千里的路必须徒步完成——考虑到一路上战火纷飞，艰辛程度堪比从日喀则磕长头到拉萨。

他默默地背上行囊，跟两个同志一道，心情复杂地踏上了“朝圣”之路。

穿过陇海铁路，长途跋涉来到驻跸在莒县的山东军区。休整了几日，编入新四军四师赴延安同志团，在孔石泉的带领下开拔。

众人昼伏夜出，赶至枣庄附近。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小心翼翼地越过铁路，心惊肉跳得像在玩战棋游戏“抗日地雷战”。

东曦既驾，一行人安全抵达炊烟缭绕、饭香扑鼻的村庄“佛山后”。正要端起碗来吃饭，忽然，一人急匆匆地进门报信，说伪军已经进村，大家赶紧撤离。

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顾准和同志们撤到了屋后的山岗上。

伪军追至山下，向上射击。游击队据险还击，敌不敢近。

趁此机会，同志团三五成群地散开，各找地方隐蔽起来，到了傍晚才重新集合，再在游击队的引领下上了微山湖渔民的小船。

接下来的路更不好走，一行人便在湖里割芦苇草时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休息了两天。

这是真正的敌占区，环境极其险恶。顾准在窝棚里可以清楚地望见对岸的夏镇，以及周围密密麻麻的敌伪碉堡群。

再次出发，中间没有立脚点，必须一口气穿过七十五公里的距离。从太阳还未下山就上路，连夜急行军，到达宿营地已是翌日早上八点。大家累得躺在地上，谁也不想动弹了。

伪军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是由强迫农民挖掘的宽阔陡峭的深沟组成的，没有辅助工具，难以逾越。在游击队和老百姓的配合下，顾准发现沟壑上已经搭起了结实的门板。

一天夜里，顾准一行又遭遇了伪军。游击队命众人进入交通沟继续行进，并互相嘱咐低下头来防备流弹。

顾准个子高，脑袋露在沟外，一不留神被流弹击中，打在后颈的颈椎骨上，当场倒地。

他强忍剧痛，爬起来再走。等到了宿营地，同行的军医检查后发现子弹只伤及皮肉，并未击中要害……

八个月的暴走，一次次冰与火的磨炼、生与死的考验，凤凰涅槃的顾准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宝塔山。

然而，解放区的天不一定总是明朗的，也可能风雨如晦。

心潮澎湃的顾准还来不及平抑一下激动的心情，就赶上了整风运动。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1898—1975）灵活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的政治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留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重建了政权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产生了一系列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的概念和范式。

不过，延安虽说气氛沉闷，但对远道而来的顾准，中央还是非常欢迎的，安排他到党校学习，按中高级干部的伙食标准，配给西北少有的白面和小米。

平时，学员们在党校附近的山坡和平地上种蔬菜瓜果，虽说一天下来也挺累的，但同志之间那种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氛围深深地感动了顾准。坐在窗明几净的窑洞里，他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彼时的顾准还看不到诸如王实味事件等阴暗面。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一个胜利的政党，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伟大预言：“新中国航船的帆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44年春，中央党校聘请顾准担任会计。以此为机，他结识了党内著名的理财能手陈云。

时任西北局财经办副主任的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听说过顾准的大名，此次一番畅谈，对其深厚的会计学功底更是赞叹不已。

陈云非常重视边区的财经和会计工作，提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在他的动议下，财经办开了个会计训练班。陈云亲自点将，把顾准调来当会计教员。

为体现训练要求，顾准不用现成教材，一上课就“设例出题”，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

同时，他十分注意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立即投入假想的记账实践，等有了亲身体验，再讲解学生必须了解的复式簿记原理，使其迅速、深刻地掌握要点，以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有口皆碑的教学方法传到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1908—1989）的耳中，求才若渴的他立刻聘请顾准前去兼课，讲授会计原理。

事实上，顾准从来就对当学院派知识分子不感兴趣。教学之余，他搜集了大量的边区财经问题，分别致函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1895—1967）与物资局长叶季壮（1893—1967），向他们请教。二人接信后热情邀谈，共同商讨如何发展贸易、克服经济困难以及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逐渐，一向挑剔的陈云萌生了把顾准留在身边协助他搞财经工作的念头。

与此同时，刘晓也带着江苏省委的干部来延安汇报工作，并等待参加中共七大。其间，他的窑洞成了白区（敌占区）干部们聚会的“根据地”，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搞地下工作的，传奇故事最多，陈赓和潘汉年的惊险经历总是让大家如痴如醉，乐而忘返。

刘晓向顾准转达了汪璧的问候。她和顾庆莲在上海虽说清苦，倒还算安稳，党组织也没少给予关照。

而一直待在“联义善会”的陈文纬，在72岁时无疾而终。虽说父子俩已多年不往来，但听闻噩耗，顾准还是非常悲痛，以传统礼仪为他服了丧。

刘晓到延安后兼任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全面负责白区工作。他非常重视顾准创造的联谊会的组织形式，想挖他回去协助工作。

正当顾准犹豫不决时，陈毅派人把他请到了自己的窑洞。

这个苏北新四军时的老首长此刻正因受饶漱石的排挤，被中央调到延安参加七大的筹备工作。快人快语的他对顾准的才华极为欣赏，早就想引为知己。

在关怀备至的气氛中，顾准打开了话匣子，道出自己在扫荡中当了逃兵的心结。

陈军长大手一挥，斩钉截铁道：“淮海扫荡，军部事前已有情报，并电告淮海准备。而淮海负责人却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你在这件事里是没有责任的！”

大人物都发话了，顾准这才稍觉心安，但并未完全放下思想包袱。

陈毅鼓励他重回白区，继续战斗，顾准郑重道：“一切听组织安排！”

即将调任东北局财委主任的陈云想把顾准带走，他找到刘晓协商，谁知后者死活不肯放人。

相持不下间，刘晓估计自己抢不过陈云，便找到顾准，向他摊牌。

顾准选择跟刘晓回上海。

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天意莫测，命运之神似乎在为造就一个青史留名的奇才而精心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