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中的激进倾向_孔子的故事

孔门中的激进倾向_孔子的故事

（一）子张和宰予的学问之道

宰予是孔门的先进弟子，而子张则是后进弟子，从现存资料中虽未看到二人的直面交流，但似乎也没有理由否认他们有过亲密的关系。当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二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在孔子心目中，宰子在言语方面颇有特长，故与子贡同列言语之科；而子张，则因学问和做人上的好高骛远而未被列入四科之中。

《弟子传》云：“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据说其前辈是陈国的贵族，后流亡至鲁，沦为贫民。《吕氏春秋.尊师》遂云：“子张，鲁之鄙家。”宰予字子我，家世不详，估计他不太可能出自宫家。此二子一生没有过从仕的经历，但对政治却有急切的关注，子张甚至还有“学干禄”[32]的举动。对子张的从政要求，孔子的告诫是多见多闻，谨慎言行，并且还要有耐性，[33]可见子张的性子较急，多冲动。不用说，孔子认为这种性格的人不宜从政。因为子张的冲动与子路不同，子路乐于见善而从，且性情耿直，而子张则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关于政治及政治发展的动向，子张曾问孔子：“十世可知也？”[34]请教未来十世的政治动向，于是孔子阐述了自己的“损益”的历史观。但是，当宰予问“五帝之德”时，孔子断然日：“予非其人也。”[35]干脆打消了他的从政念头，因为宰予的言语之能仅停留在口头上，与子贡相比，他既没有扎实的才能，又缺乏一定的思考。这又一次证明了孔子对从政所持的谨慎而又理智的态度。

在学问之道上，二人也有些共同的特点。二人都喜欢博，且与孔子谈论问题时，子张偏于大，宰予偏于刁，还都有自以为是的习惯，所以多得孔子的批评。子张曾问行，问善人之道，问明，对做人的外在表现方面注重尤多。《论语•颜渊》云：(www.guayunfan.com)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日：“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日：“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日：“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这是孔子对子张的学问之道的婉转批评。闻、达不能区分，暴露出子张之学内在的不足。弟子发问时，孔子很少有反问者，但孔子早知子张之不足，故有一问，结果问出了疏漏。孔子讲“虑以下人”，是告诫子张不要自高自傲，他又讲“色取仁而行违”，显然是批评子张的内外不一。朱子注引尹氏之言日：“子张之学，病在乎不务实，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充乎内而发乎外者。”当是确实之论。

宰予的自以为是，与子张在表现上有些不同。《论语•八佾》云：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日使民战栗。”子闻之，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予过分的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孔子对他的批评，虽不是十分严厉，但也说明他在学问上的不足了。宰予以自己的口才，往往做一些不合乎事理的判断和提问。

《论语•雍也》载云：

宰我问日：“仁者，虽告之日‘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弟子中还没有人这样向孔子问仁，设计出如此极端乖僻的例子，似乎还有些为难孔子的意思。可能孔子也明了宰予之意，知道他不过想借问仁显示自己的言语之才，所以也只是正面予以解释罢了。

（二）激进思想的由来和表现

孔子政治上的失意和六十岁后消极悲观思想的表露是孔门之中激进思想出现的根本原因。无论孔子的人格形象如何高大，他的修身之道又是如何有说服力，但政治思想无法兑现于现实的结局，不能不使弟子中思想活跃者思索种种新的出路。冉求等是用行动冲击了孔子的思想，而子张和宰予则着重于从思想上予以挑战。像子张这样的弟子，虽然出身与孔子相似，但却缺乏孔子那样的社会实践和对上下失信的痛切感受，更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因而也就没有多少来自传统的压力。所以，对于孔子强调周礼的思想倾向表示不满自在情理之中。从子张、宰予的个人情形来看，二人均有胜人一筹的冲动，当然也不会放过通过批评孔子思想来突出自己的机会。

孔子思想中的欠缺之处当然很多，但其中最明显的且又与传统礼仪相联系是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主张。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6]所谓“三年无改”，还包括停止一切社会活动的守丧三年。试想，三年之内无所事事，像宰予和子张这样的思想激进的弟子自然是不能同意的。于是宰予公开表示反对：“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认为有一年也就算可以的了。这种实用的观点使孔子很恼火，他批评道：“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37]与宰予的看法相比，孔子的观点似乎难以立足。首先，天下通丧的说法就不确切；其次，子爱父母三年固然可以，但不一定非要采取守丧的形式，这样做会适得其反，使不孝之子于父母生时不孝，死后去做做样子。

由于是孔门的年轻之辈，子张的怀疑不敢像宰予那样直接了当。《尚书》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之语，子张问孔子这是为什么，言语之间显然有怀疑此事的意思，孔子马上肯定道：“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38]孔门弟子中独有此二人对三年之丧的古礼提出过疑问和反对意见。在另外的场合：

师冕见，及阶，子日：“阶也。”及席，子日：“席也。”皆坐，子告之日：“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日：“与师言之道与？”子日：“然。固相师之道也。”[39]

显然亦是对孔子的做法有疑问。孔子认为子张是“过”，是“辟”，就是他过于激进，过于偏执。当然，孔子说的偏执之意，是说子张总有另立主张的意图。子张的这种作风，受到孔子后进弟子中的杰出人物子夏、曾子和子游等不同程度的反对，可见他确有自己的一套主张，所以也才能在孔子卒后自立一派。

至于宰予，不仅未有传学的机会，而且在学问有损无益。《论语。公冶长》称宰予昼寝，孔子先是批评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继而自省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可见宰予的言语之能是徒具其表的。

（三）子张之学的延续

子张的学问，虽不及孔子和同门其他弟子的学问那样扎实，但却因其独特的高度而传于后世。韩非子“八儒”之中首列“子张之儒”，可见到韩非子生活的时代，或许尚有子张之儒的思想影响或活动。这证明了子张之学特有的生命力。《檀弓》载有“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又载“子张病，召申详而语之”，《孟子•公孙丑下》载“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可见子张的一传弟子及其子申详均是子张之学的传人。但是，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子张之学的内在不足，所以，愈往后传，其弊端愈加显著。苟子曾抨击子张之“贱儒”道：“弟佗其冠，冲淡其辞，禹行而舜趋”，终于堕落为只求外表行为的“放浪形骸”之徒，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子张之学的必然归趋。另外，子张之学可能还有其它一面。《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称子张之行是“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不侮，不佚可佚，不敖无告”，因此，有人便以为子张之儒具有不苟同于现实政权势力，并把仁爱和同情扩展到普通民众之中去的主张，如若然，则子张之儒的激进倾向便更具有独到之处了。

无论如何，宰予和子张的激进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孔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而且也丰富了先秦儒学的思想。尽管它有种种不足，但它的创新和进取精神，确实不失为孔门中的一股生气勃勃的新潮。

【注释】

[1]《世家》，又略见《论语•卫灵公》。

[2]详见《论语•宪问》。

[3]《论语•宪问》。

[4]《春秋繁露•随本消息》。

[5]《论语•宪问》。

[6]《论语•先进》。

[7]《论语•微子》。

[8]《论语•微子》。

[9]《论语•宪问》。

[10]《论语•宪问》。

[11]《论语•宪问》。

[12]《论语•述而》。

[13]《论语•公冶长》。

[14]《论语•子罕》。

[15]《论语•微子》。

[16]《论语•子罕》。

[17]《论语•子罕》。

[18]《论语•宪问》。

[19]《论语•子路》。

[20]《论语•学而》。

[21]《论语•颜渊》。

[22]《论语•宪问》。

[23]《论语•宪问》。

[24]《论语•述而》。

[25]《论语•颜渊》。

[26]《论语•泰伯》。

[27]《论语•学而》。

[28]《论语•学而》。

[29]《大戴礼记》。

[30]《论语•学而》。

[31]详见《世家》。

[32]《论语•为政》。

[33]《论语•颜渊》。

[34]《论语•为政》。

[35]《弟子传》。

[36]《论语•学而》。

[37]《论语•阳货》。

[38]《论语•宪问》。

[39]《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