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元气天国悲末路的故事

伤元气天国悲末路

天京内乱后，一批能征善战的精锐将士或被杀害，或被猜忌，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军事危机，由此又导致了其他一系列危机，内部矛盾重重。

清军乘机发起反攻，重建了江北、江南大营，并分兵向天京进逼。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以静制动，采取围困之术，最终安庆落入清军之手，天京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西方列强为确保从清廷取得的各项权益不受损害，希望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清廷考虑再三之后，决定与其“合作”，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上帝也不再保佑天国。洪秀全病逝后，天京陷入一片混乱，军民人心惶惶。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也随之灭亡。

危机四伏

天京变乱后，由于韦昌辉、秦日纲残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大批精锐将士，石达开负气出走又带走十万精兵，导致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损失殆尽，太平天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军事危机。

清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先是攻克武汉，接着曾国藩又指挥湘军沿江而下，猛攻九江。九江西连武昌、东接安庆，位居江西咽喉，太平军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固守了一年之久，最后也被来势汹汹的湘军所破。九江陷落后，湘军围困天京上游的最后一个战略要地安庆。两年时间里，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所占州县大部分陷落。

与此同时，清军又乘势攻陷扬州、芜湖，重建了江北、江南大营，再次对天京形成包围，这使得太平天国不得不从积极进攻转为消极防御。为了护住东南半壁江山，太平军只能左突右击，疲于奔命，军事上始终处于战略被动地位。

军事上的危机，又导致了一系列其他危机的产生。内讧后，天王洪秀全的精神萎靡不振，但他的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却在急剧发展，完全沉迷其中，一遇事便乞灵于上帝，希望上帝能保佑他，出现什么奇迹。他还一度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随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更为严重的是，他脱离群众，不理朝政，不了解下情，任用宠臣蒙得恩办理政事，而那些有才能的将领却得不到重用，致使朝政不纲，人心离散，献城叛清之事屡有发生。同时，洪秀全为了巩固天王的地位，削弱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的势力，不惜滥封王爵，以彼此互相牵制。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竟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结果导致矛盾重重，相互猜疑，政令得不到统一。

此外，在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中，也混进了不少异己分子。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的势力迅速发展，由于其入会门槛低，又到处流动作战，使得不少其他社会阶层的投机分子也混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他们并不是真正想反抗清朝，而是出于自保或趁机捞取财富，因而严重腐(www.guayunfan.com)蚀和破坏了太平军内部的纯洁和稳定。

太平军攻占苏浙地区后，当地许多的地主团练武装假意归降，暗地里却极为嚣张，恶习不改。这些封建势力盘踞一方，依旧欺压人民，有的甚至还与清军暗中勾结，阴谋从内部摧垮太平天国政权。面对这些潜在的威胁，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却熟视无睹，反而一味采取“招抚”政策，迁就了事，希望能得到这些地主们的钱粮支持，这难免又引起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而且，随着太平天国将领们生活的日益腐化，人民的负担也在逐步加重。在太平天国管辖的区域中，农民抗粮抗租的斗争屡屡发生，杀死催租派捐的乡官等事件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此时的太平天国危机四伏，国势江河日下。

安庆失守

咸丰十年（1860）一月，曾国藩的湘军重整旗鼓，兵分三路进围安庆。很明显，他是想全力攻下安庆，来作为打败太平天国的突破口。此时，驻池州的太平军守将韦俊叛降清军，江南大营也加紧进攻天京，形势非常危急。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去，天京势必难保。为此，这年八月，洪秀全将陈玉成从常州前线召回，同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召开军事会议，一起商讨解围安庆的策略。考虑到当时湘军主力大多集中在安庆一带，武汉仅驻留了三千余人，守备空虚，因此，洪仁玕提出了“会攻武昌，解围安庆”的策略，即陈玉成率军沿长江北岸从安徽入湖北，攻打武昌北面，而李秀成率军沿长江南岸经江西进入湖北，攻打武昌西南侧，两军约定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师武汉，迫使湘军回师救鄂，以解安庆之围。

方案确定后，陈玉成率领北路军出天京渡江北上，很快便攻打到离汉口只有一百六十里的黄州。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黄州，对太平军进行骗阻和恐吓，说太平军如果先攻打武汉，无异于孤军深入，有遭到夹击的危险，加上李秀成的部队行动迟缓，约定会师的时间已经过了，却还不见踪影，因此陈玉成听信了英国人的话，擅自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只留下赖文光驻守黄州，自己率主力回师援救安庆。

陈玉成一心想解安庆之围，不惜私自变更原定计划。而此时，李秀成则锐意苏、浙地区，对保卫安庆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一直拖延出师。在洪秀全的多次催促下，他才勉强率南路大军进入皖南，威胁湘军总部祁门。曾国藩由于主力在外，心虚胆寒，太平军大军压境之时，他早已准备一死。可没想到李秀成过高地估计了此处湘军的实力，因此绕道祁门，改从徽州进入浙江转攻江西，这让曾国藩绝处逢生，留下了无穷后患。李秀成一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每到一处都要逗留数日，这使得他大大超过了约定会师的日期，贻误了战机。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李秀成才到达武汉外围，而陈玉成早已率军回援安庆了。当时，鄂南一带的民众积极参加太平军，李秀成部人数迅速增加到了三十余万，如果攻打武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李秀成却不打武昌，也不去援救安庆，而是率军经江西入浙江，攻打杭州，遂使“围鄂救皖”的计划流产了。

陈玉成、李秀成都未按照预定的方案行事，致使几十万大军徒劳跋涉数千里，耗时达半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军事失误。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安庆之围，只能与清军短兵相接正面交锋了。这时，安庆城已被湘军主力围困了近一年，湘军在城外构筑了严密坚固的工事，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指挥湘军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使得太平军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陈玉成私撤武昌，返抵安庆外围后，洪秀全又派洪仁玕、林绍璋率兵从天京赶来支援。湘军见势，立即出兵迎战，双方在安庆外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尽管太平军诸部倾注全力，顽强拼杀，最终还是没能阻挡住湘军。六月，太平军在安庆外围的据点几乎全部落入湘军之手，退往城里的守军也早已弹尽粮绝。八月，曾国荃率领湘军猛扑安庆，守城的太平军一万六千多人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湘军入城后，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幸免。

安庆失守，天京失去了西部最后一道屏障，完全暴露在湘军的兵锋之下，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丢了安庆，陈玉成受到了革职处分，退守庐州。同治元年（1862）初，清军进攻庐州，陈玉成不听手下将士“返回天京，重整旗鼓”的劝告，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远征西北，自己则留在庐州与湘军血战。四月，陈玉成弃城突围，北走寿州。寿州团练头子苗沛霖反复无常，暗中通敌，他设下伏兵将刚刚入城的陈玉成诱捕，随即送至清军胜保营内。胜保要他跪下，陈玉成凛然大骂道：“小屁孩，你本是我手下败将，当年我饶你一条狗命，让我向你下跪？好不自重的东西！”胜保又劝他投降，陈玉成怒不可遏，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胜保见陈玉成坚贞不屈，便将他押入囚车。五月，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六岁。

安庆、庐州相继失守以及陈玉成的牺牲，使太平天国西部战场全部溃败。湘军乘机东下，步步逼近天京，天国局势进一步恶化。

中西围剿

就在太平天国陷入困境之时，西方列强也纷纷出动，希望与清廷加强“合作”，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

一直以来，清政府与西方的关系都是对立的，因此，对“借师助剿”一事也是非常谨慎。早在《北京条约》签订不久，法、俄公使就向清廷表示愿意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对于法、俄两国慷慨拔刀相助的意向，当时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奕是很愿意接受的。但咸丰帝担心“借夷剿贼”会流弊横生，后患无穷，因而疑虑重重，始终未作定夺。而此时，忙于开辟长江新口岸的英国认为自己与清廷合作的内在条件尚未成熟，但又不愿让法、俄抢了先机，就从中作梗。英国公使告诉奕说：“剿贼本是中国自己的事，如果借助他国兵力的话，不要说法、俄，就是英国，攻下城池后也不敢说不会据为己有。”这番“肺腑之言”让奕等人恍然大悟，“借师助剿”的念头也就此搁浅。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率部攻入浙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连克浙东、浙西的大部地区。八月，李秀成由江西进入浙江，十一月底再克杭州，淞沪告急。为此，江苏巡抚薛焕以苏、浙两省绅士“联名上奏”的形式，正式向清廷提出“借师助剿”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一心想着借兵的薛焕却不肯罢休，他再次奏报说，英、法在上海的文武官员对加强上海防务颇为出力，太平军进攻吴淞时，正是倚仗他们的炮火相助才将其击退。这一次，议政王奕听后，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西方列强是真心愿意帮大清这个忙的。同治元年（1862）正月，奕以幼帝的名义正式宣布清廷“借师助剿”的政策。

此前，英国一直假装严守“中立”，主要目的是企图从太平天国那里捞到更大的好处。但当英国代表向洪秀全提出更多非分要求时，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面对太平天国的严正态度，英国撕下了“严守中立”的伪面具，准备武装干涉。正好此时清廷发布“借师助剿”的谕令，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了清政府的要求。

当时，西方列强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兵力有两类，一类是各国驻留通商口岸的正规军，另一类是洋人流氓组织的雇佣军。由于正规军数量非常有限，一般也不能离开通商口岸，所以，西方列强主要是通过支持和利用雇佣军来达到“助剿”目的的。这些雇佣军说白了就是外国人指挥下的中国军队，里面的士兵大多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拼凑而成，武器由洋人供给，粮饷则主要靠清廷接济。当时在苏浙一带流窜的雇佣军主要有“常胜军”、“绿勇”和“常捷军”。

清廷决定“借师助剿”后，中外反动势力迅速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上海的方案。此时，英、法等国在上海的兵力急速增至数千人，美国人华尔统率的“常胜军”也扩编到了五千人。不久，李秀成率太平军兵分五路自杭州、苏州出发，水陆并进，进攻上海，但遭到李鸿章的淮军与外国侵略者的联合抵抗。双方在奉贤南桥镇激战，最终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被击毙，太平军也被迫退出南桥镇。四月中旬，李秀成亲率大军再次进攻上海，接连收复嘉定、青浦等县城，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清军和“洋兵”被迫龟缩到上海城内，坚守不出。

正当李秀成在上海近郊大获全胜的时候，曾国荃率湘军进围天京，天京形势十分危急。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命令催促李秀成回援，李秀成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上海的计划，带兵连夜赶回天京。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五日，李秀成在天京城外督师，与湘军血战了四十六天，双方均付出了重大伤亡，曾国荃面部受伤，几乎丧命。可是，由于太平军人心不齐，粮草奇缺，难以坚持攻坚，因而李秀成下令撤出战斗，致使天京保卫战以失败告终，李秀成本人也受到了严责、革爵的处分。

由于太平军集中兵力进行天京保卫战，江浙地区防御力量减弱，李鸿章督率淮军和“常胜军”乘机反扑。同治二年（1863）一月，英国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和淮军联合攻陷太仓、昆山、吴江等地，进逼苏州。八月，中西联军围攻无锡，打算截断太平军后路，对苏州进行包围。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率领下，奋勇抵抗，屡次击退淮军和“常胜军”。李鸿章和戈登见硬攻不行，就采取诱降的办法，谭绍光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反击。这时，苏州的其他守将郜永宽、汪安钧之流已萌异志，决定叛变投清。十月二十四日，他们杀害了谭绍光，开城降敌，苏州城破。八天之后，无锡失守。

攻陷苏州、无锡后，淮军和“常胜军”兵分两路：一路进窥浙江嘉兴，一路准备进攻常州。同治三年（1864）二月，“常胜军”攻陷宜兴、溧阳；三月，与淮军合围常州，淮军久攻不下，后来，“常胜军”用炮炸开城墙，淮军遂由缺口冲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四月，常州失守。几天后，清军又攻占了丹阳。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完全丧失。

与此同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也受到了中外联军东、西两面的夹击。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二日，宁波失守。七月七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达宁波，会同“常捷军”进犯余姚，威逼绍兴。同治二年，左宗棠指挥湘军占金华、衢州。二月，湘军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阳，但屡为太平军所败。直至八月二十七日，才在“常捷军”千余人的协同下攻占该城。九月，中外联军合围杭州，“常捷军”用炮炸塌城墙，太平军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弃城而走，杭州陷落，太平天国浙江根据地基本瓦解。

天京陷落

苏南与浙江根据地丧失后，天京的东南屏障不复存在，使天京成为一座四面受敌的孤城。加之军需和粮食的供应断绝，天国已岌岌可危。

同治二年（1863）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湘军进扎天京城东孝陵卫。此时，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十一月十日，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即放弃天京，取道江西和湖北会合陈得才、赖文光所部太平军，争取中原。可是，洪秀全却相信上帝会保佑天国，不但当面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坚持据城固守，而且还怀疑李秀成对他不忠。

曾国荃为了加紧进攻，把围困天京的湘军增加到五万人。同治三年（1864）一月二十一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此时，天京城内粮食断绝，处境非常困难。李秀成要洪秀全降旨筹措，以安众心。洪秀全却下诏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后来，李秀成因城中无粮，要将城中百姓放出城外。洪秀全斥责李秀成说：“不顾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洪秀全已完全痴迷于宗教迷信，无药可救了，太平天国的败亡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在饥饿中病逝，终年五十一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安。五天之后，全朝文武扶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当时天京城内不足一万人，能作战的不过三四千人。五月三十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地保城，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监视城内的动静。同时，又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攻击。六月，湘军在附近距城十数丈处日夜挖掘地道，准备轰城。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工作就绪。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六月十五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太平军退回城内。六月十六日，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他们从地道里用炸药将城墙轰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湘军以重大杀伤，但还是未能堵住来势汹汹的敌人。湘军由太平门入城后，兵分四路向纵深进攻。太平军同湘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黄昏时分，天京各城门均被湘军夺占。

湘军破城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掠夺，诸王府火光冲天，昔日繁华的天京城化为一片灰烬。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都被杀死，李秀成为护送幼天王，挥泪辞别了老母，舍弃家室，冒死突围。

逃出天京后，李秀成把自己久经疆场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乘骑，而自己却骑着幼天王那匹劣马。湘军在后面拼死追击，到处喊杀声不绝，李秀成与幼天王被冲散。李秀成因马不能行，加上天色已明，便弃马逃入荒山顶的破庙中躲避，后被乡民发现，密藏于村中。由于奸细告密，于六月十九日被湘军俘获。在囚笼里，李秀成写下了数万言的“供词”，详细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情况，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七月，在他写完“供词”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将其杀死，年仅四十一岁。

同年六月，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苏东坝与率兵来迎的洪仁玕相遇，随即回到皖南广德。七月十二日，洪仁玕至湖州，准备与黄文金等坚守城池。不久，左宗棠率领湘军、李鸿章率领淮军围攻湖州，守城太平军顽强作战，数次大败清军，但守将陈学明于七月二十五日向清军投降，使得形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洪仁玕、黄文金等不得已于二十七日夜弃湖州退往广德，二十八日夜，又护送幼天王离广德到宁国、昌化。途中，黄文金受伤牺牲，洪仁玕与幼天王经开化、常山等地，于八月二十二日进入江西玉山，企图与先期入赣的李世贤、陈炳文及汪海洋等部会合，再入湖北会合陈得才部，重振太平天国大业。可没想到，此时李世贤等部已转移至赣、粤、闽三省边界地区。洪仁玕率部追赶，九月九日在石城杨家牌遭敌袭击，幼天王与洪仁玕等被冲散。洪仁玕北走广昌，在白水镇被俘。幼天王逃至石城荒山中，被敌人搜获。十月二十日，年仅十六岁的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洪仁玕被俘后，也于同年十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天京的陷落和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的牺牲，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基本结束。洪秀全迷信的上帝，这一次照旧没有保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