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人就嫁这样的人_女武生俞鉴

嫁人就嫁这样的人_女武生俞鉴

到目前为止，俞鉴的演艺生涯（通称艺龄）在我国戏剧女武生中是持续最久的。从四五岁在旧戏班串演童生开始，直到六十二岁“收山”（六十九岁时，她还演过一出折子戏片段），俞鉴的艺龄长达半个多世纪。

与俞鉴相濡以沫五十载的老伴儿，同是从事京剧艺术的苏玉飞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总结了一条经验——一般戏剧女演员都是“红在婚前，倒在婚后”，但俞鉴是个例外，她不但婚前“红”了，婚后也没有“倒”。

听完二老的故事，笔者即兴总结出“三对”，说俞阿姨这辈子做对了三件事——参军参对了，入党入对了，嫁人嫁对了。

老两口听后，深情相对，默默无语，眼中似有晶莹物，但没有流淌下来。曾经沧海，他们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而今已度过金婚之年，仍恩爱如初。

笔者又乘兴追加一句——“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并说不妨作为本章的标题。苏老立刻把这句话写在家中电话机旁的记事本上，看样子颇为首肯。(www.guayunfan.com)

女人究竟该嫁什么样的男人，坊间流行的主要观点：一是嫁自己爱的，一是嫁爱自己的。依笔者之见，与其嫁“自己爱的”或是“爱自己的”，倒不如嫁个“心疼自己”的。换句话说，对一个女性而言，只有从“心”里“疼”你的那个人，才是你应该嫁的——病榻前送饭、递药的人，远比病愈后送玫瑰花的人来得实在，来得可靠。

苏玉飞便是“心疼”俞鉴的那个人。

苏玉飞是遵义人，1948年参军，工武生，曾在湖南益阳“新舞台”学戏，师从盖玉亭。常扮的角色有《四杰村》中的濮天雕等，后来还创作过剧本。俞鉴参军时，他是团里的通讯员。

刚参军那会儿，俞鉴一不高兴就坐在排练的桌子上，板着脸，撅着嘴，谁也不搭理。

一见她这样，苏玉飞立刻来到她身边，关切地问：“俞鉴同志，又不高兴了？是不是又挨批评了？批评两句怕什么，这是帮助你认识问题、提高思想，把你那‘角儿’脾气改过来。”

那段时间，“逃跑未遂事件”刚过去不久，俞鉴隔三差五挨“批”，这对她原本波动的情绪来说，犹如雪上加霜。领导总是批评她有“角儿”思想、名利思想，“你当上解放军就要为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你想的老是角儿、名利呀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种话她压根儿不爱听，听了就生闷气。奇怪的是，只有苏玉飞的话她听得进去。她觉得这位同志说话态度比较柔和，也比较中听，他总是用老同志的口吻关心她；不像分队长，动辄拿“就是要克一克你这‘角儿’脾气”这样的话来压她，太生硬了，她实在接受不了。

她开始注意他了。

在团里的年轻同志中，苏玉飞是最爱学习的一个。下部队演出，其他年轻人又说笑、又打闹，他一个人钻到一边又看书、又记笔记；他写诗、写文章，在战友中享有“诗人”之誉；他在联欢会上跳一段秧歌舞，显得还挺活泼；他爱打抱不平，遇事爱动脑筋；他很少盲从，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

一个人身上集中了这么多优点。俞鉴想：我以后找对象就找这样的年轻人。

她羡慕他有文化。小时候父亲让她上学，她想学戏；满师后她想上学，母亲又不允——她太仰慕有文化的人了。

他也在注意她。

在苏玉飞眼中，俞鉴倔强、率真、开朗、朴实，对人对事从不藏着掖着，更不以金钱、地位、衣貌取人。她好胜的天性、直率的性情、心口如一的品格，这一切都让他喜欢。就连她那凡事爱“较真儿”的小性子，急鼻句鼻句的“臭脾气”，在他眼里也算得上“可爱”。

一次，在拥挤的汽车上，俞鉴正巧站在苏玉飞身边，便主动和他打招呼。又一次，全团同志一起去看苏联电影，她带了一把雨伞，回来的路上下起了雨，她撑开伞，招呼苏玉飞：“你别淋着，跟我打一把伞……”

从注意到好感，从欣赏到爱慕，这一切来得那样自然，那样顺理成章。令人陶醉的爱情就这样悄然而至，不知不觉来到两个年轻人心间。

部队到大成岛演出，离家很近，母亲带着妹妹到驻地来看俞鉴。苏玉飞知道她家境困难，默默掏出自己攒的五块钱，说给她母亲作回家的路费。

俞鉴不要，苏玉飞说：“就当是借给你的，以后有钱再还我就是了。”

苏玉飞也是苦孩子出身，他想，组织上提倡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像俞鉴这样一个演员，在旧社会里受了十年练功之苦，参军后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我怎么能不帮她呢？苏玉飞不沾烟酒，除了爱吃点儿糖，平时没什么开销，他是心甘情愿地帮助她。没想到他却为这件事受了批评——部队当时不许谈恋爱，给女同志“送钱”的举动有“恋爱”之嫌。

后来，苏玉飞看到陈沂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说，部队京剧团将一律转业地方。苏玉飞找到俞鉴商量，说他想改行，到文工团去搞舞蹈。俞鉴表示支持，她觉得苏玉飞身板太瘦弱，在京剧上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到了文工团，说不定还能干出点儿名堂来。

不久，苏玉飞果然调到了军区文工团，但他每个周末必回京剧团一趟。他心里揣着个小秘密——惦着她呢。团里的同志见了他问：“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想你们，回来看看你们。”只有俞鉴心里明白，他是来看她的。

文工团在西湖边柳浪闻莺的一座三层小楼里，苏玉飞每天早晨都在楼下练功。一天，他看见一个人从楼上下来，对他说“：我已看你练了三天功，你的架势不像搞舞蹈的。”

苏玉飞老实承认自己原来是搞京剧的。那人问他为什么改行，他说看了陈沂的文章后，觉得京剧没前途，都是些蟒袍玉带的旧东西。那人批评他的想法不对，是民族虚无主义；又问他是不是青年团员，向他打听京剧团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志是总政实验京剧团导演刘元彤，这次是特为调京剧团进京来杭的。

两天后，刘元彤特地来找苏玉飞，说：“你身架、功底都不错，不干京剧可惜了，将来还回京剧团吧。如果调你去北京，你愿不愿意去？”苏玉飞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刘元彤记住了苏玉飞，也在无意间成就了他和俞鉴的姻缘。

这就说到了俞鉴那次“偷偷去杭州”的事。当年在上海做完整容手术，医生让她一星期后再到医院拆线。她想，我干吗不利用这段时间到杭州去看苏玉飞呢？

说走就走。俞鉴来到火车站，上了一列去杭州的列车——她没有通知苏玉飞，那时电话仅限于地方领导和军内首长，极少有私人电话，且是人工接转的交换机，她没有办法通知他。

那个年代，沪、杭之间乘火车单程需要四小时。这天下午六点俞鉴到了杭州，这座城市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那样熟悉。想起当年在车站的宣传画上看孩子跳绳、为哪吒找“相”的情节，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俞鉴在车站旁边的馄饨店里吃了碗馄饨，然后先到新华电影院去看望一位叫何健的老同志。这是她的“迂回战术”——曲线探情郎。她不能直接去找苏玉飞，那样别人知道了会说闲话。

从何健处出来，俞鉴才往文工团去，到了那里天已黑了。她不敢走前门，便来到文工团后门，说找苏玉飞，值班大爷说，苏玉飞到杭州人民大会堂演出去了。

俞鉴急忙赶到大会堂，绕着围墙，一圈一圈地转悠，一边等戏散场。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看见苏玉飞急匆匆地向她跑来。

原来苏玉飞演完戏回到文工团，听门房大爷说有个女同志找他，苏玉飞知道是她，他知道她是急性子——一定会到剧场外边等他；也知道她是“死心眼儿”，见不到他，一定会在一个地方“傻等”。

“你怎么来了？这么突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苏玉飞见俞鉴身穿布拉吉，戴着墨镜，背着黄挎包，吃惊地问。

俞鉴满心欢喜，向他说明原委，又说“：我是偷着来看你的。”

“你胆子太大了！从上海一个人跑到这儿！现在这么乱，你就不怕让坏人拐跑！”难怪苏玉飞会担心，那时的女孩子很少单独出门。

俩人又商量了一下苏玉飞去不去北京的事，一致的意见是暂时不去。第二天一早，俞鉴就离开杭州，回到了上海。

刘元彤回京后，通过南京军区发了调令，调苏玉飞和另一位拉京胡的同志去北京工作。调令上说，北京要成立一个京剧团，缺少武生演员骨干，但没有说明是俞鉴这个团。

这次调动没有成功，浙江军区职工科一位负责同志说，苏玉飞刚到歌舞团，过一段再说。几个月后，南京军区再次下达了调令。

俞鉴回到北京，正赶上部队扫盲，开展文化学习。她认了不少字，还学会了写信，半个月和苏玉飞互相通一次信。那时她和旦角演员高玉秋住一间宿舍，晚上熄灯后，她还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亮，偷偷地给苏玉飞写信。高玉秋纳闷地问：“俞鉴，你学文化怎么这么积极啊？”她哪里知道，俞鉴是在给苏玉飞写情书。

苏玉飞在信中告诉俞鉴，总政已两次调他去北京，目前他仍在全力“抗上”。俞鉴赶紧回信，让他千万别来——她还是觉得他不适合从事京剧。

如此来回“拉”了几次“锯”，苏玉飞写信说他“扛”不住了。要是再不走，连团长都要为这事背处分了。

1952年8月，苏玉飞终于奉调来京，大家也慢慢知道了他俩的恋爱关系。恋情公开后，俞鉴私自去杭州探“情郎”的事情自然败露了，有人跟她开玩笑说：“你跑到杭州哪儿是去看老同志啊？你是看苏玉飞去了！”还有人说“：苏玉飞对你不合适，这人很滑头，将来弄不好要甩掉你的。”

领导也找她谈话，劝她不要急于成家，“乌兰诺娃为了跳舞，三十岁才结婚。你很有前途，我们不希望这么早就让婚姻绊住你的腿……”

她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晚结婚可以，但是我不放弃他，跟他跟定了！”

领导说服不了俞鉴，又找苏玉飞谈话：“现在俞鉴的演出任务很重，你们俩的级别都不够谈恋爱的资格。”部队规定营职才能谈恋爱，他俩当时都是排级。

苏玉飞的回答是：“别的我不管，国家有新婚姻法，不管军队还是地方，都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再说我和她现在只是朋友，还没到你想象的那种程度。我保证绝不影响她的工作，支持她多演出，多作贡献。至于我们的关系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将来的发展……”

苏玉飞不愧是部队里的“秀才”，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无懈可击。领导只好表态说：“那好吧，只要不影响工作，我就不干涉你们。”

1956年11月，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马拉松，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这一年，苏玉飞二十五岁，俞鉴已整整二十八岁了。

结了婚就意味着开始“过日子”。他俩建立恋爱关系之初，苏玉飞首先想到的是俞鉴从小学戏，吃了很大的苦，受了很多罪，很不容易。他心中默想，如果将来两人能成为夫妻，自己一定要好好爱护她，决不能影响她的艺术。如今成了一家子，苏玉飞终于等来了名正言顺地“心疼”俞鉴的机会。

在家庭生活中，苏玉飞对妻子处处体谅、处处包容。俞鉴从小学戏、演戏，既没有做过家务，也没有这个兴趣，所有的家务活儿，母亲在世时全靠母亲，母亲去世后由苏玉飞一手承担。

在俞鉴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是凡事让着她。丈夫脾气好，自己脾气急，可他从不计较她的态度。拿一件很小的事情来说，家里刷完房子挂装饰品，活儿都是苏玉飞干，但只要俞鉴觉得哪一件东西挂得不是地方，她觉得不满意，就要换地方。苏玉飞任劳任怨，说换哪儿就换哪儿。

团里分成两个队到外地演出，他在一队，她在二队，一别几个月。完成任务回到家，俞鉴想：戏里的青衣、旦角都要伺候男人，我虽是演武生的，也得学一学，尽一尽妻子的本分。于是她端来一盆热水，说“：苏玉飞，你洗洗脸，我给你擦擦身子。”这是婚后她第一次主动照顾丈夫。

苏玉飞受宠若惊：“你下次不要给我打水，这些活儿你都别给我干，我自己来。”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不仅如此，他还要照顾妻子和这个家。平时，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从不让妻子动手。

如果说一般的“心疼”在恩爱夫妻之间不难做到，那么另一种心疼”就需要境界了。俩人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最让俞鉴感动的是在过夫妻生活这件事上，丈夫最体贴她。到了晚年，她感慨地说，假如丈夫在这方面不够节制、对她不够体贴，那她的事业早就完了，必然会“倒在婚后”，更不会有后来延续一生的辉煌。

作为妻子，在这一点上俞鉴非常感激丈夫，她甚至觉得自己做得很不近人情。年轻时，俩人一接触就有孩子，当时又没有很好的避孕手段。她演出任务繁重，体力消耗很大，经常以累为由，拒绝丈夫这方面的要求。今天回首往事，俞鉴才意识到，为了事业，自己牺牲了许多做妻子的义务，在这方面她一直觉得有愧于丈夫。而他呢，始终说不出口，始终自觉地克制着自己的欲望。

相继有了三个孩子后，出于对俞鉴的爱护，马玉槐同志曾建议苏玉飞做绝育手术。他答应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说实话，对于这件事，苏玉飞内心是有顾虑的。他是武生演员，看到团里有的男同志做绝育手术后影响了身体，他担心自己从此不能再上舞台；再者，假如自己真的做了绝育手术，万一发生“婚变”怎么办？倒不是担心妻子会变心，对俞鉴的人品和秉性，苏玉飞自信了解颇深；但他是个心细如发的男人，女人的心是那样捉摸不定，现实中有的家庭看上去过得好好的，不是说分手就分手了吗？他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但这念头只是在他脑海中闪了一下，他同样说不出口。

俞鉴仿佛看穿了丈夫的心思，说：“还是我做吧。”她到医院上了绝育环，但身体不适应，流血不止，最终还是她做了绝育手术。

她脾气急，他性子慢，俩人的性格正好互补，平时发生点小摩擦，他也总是让着她。

三十年前她闹过一次“离婚”。起因是一天晚上苏玉飞下乡演出回来，她正和孩子吃零食，扔得满地都是果皮、果核。那天家里本来充满喜气，为迎接丈夫回家，俞鉴特地安排包了饺子，还对孩子说：“给你爸留着，让他回来吃。”

苏玉飞推开门，一看家里又脏又乱，皱着眉头发起了牢骚：“地这么脏，你们怎么搞的？”

一句话把俞鉴的火气激了上来。那时她正值更年期，极易烦躁，苏玉飞这一埋怨，急脾气的俞鉴心里更烦，她气呼呼地说：“你哪是嫌家里脏？是嫌我脏啊！你才出去几天就嫌家里脏，我以前去北京开会，在外面吃的、住的都比家里强，我回来怎么从来不嫌家里脏？行，咱们离婚吧！你写离婚书，我签字，孩子都归我！”

当时苏玉飞是团里的业务科长，当晚有位同事来找他谈工作，走到门口，正好听见俞鉴在屋里发脾气，就没敢敲门。

接下来，俞鉴每天催丈夫写“离婚协议书”。

“我们有大的原则问题吗？都出什么问题了？没有原则问题，我写什么离婚书？我就是说了一句嫌家里乱了，我犯了什么错？”苏玉飞心平气和，一点儿不生她的气。

“甭管有大的、没大的，我怎么从来没嫌过家里乱？我就是想不通！”她不理这个碴儿，一次次跟他犯“浑”。连着逼了他三天，他一直拖着不写，慢慢跟她讲道理，她的气也慢慢消了。

1977年，俞鉴的母亲患了结肠癌，手术前，医生让家属签字，俞鉴和妹妹签完字，非要苏玉飞也签。苏玉飞说“：你们俩签了就行，我又不是直系亲属，就不签了吧？”

“你不签字咱就离婚！妈妈在咱家做了这么多事，三个孩子都是她老人家带大的，你得有点良心啊！”

俞鉴的“死心眼儿”又发作了。她执拗地认为，苏玉飞只有在手术单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才是诚心诚意地抢救母亲——女婿如半子，在她心中，早已把苏玉飞当作母亲的儿子了。

在俞鉴的“逼迫”下，苏玉飞又一次妥协了。

母亲从小寸步不离地守着俞鉴，后来也一直跟俞鉴一家一起生活。虽然脾气不好，但老人家像苏玉飞这个女婿一样——从心里疼女儿。为了不影响俞鉴的事业，来宁夏前，母亲把京平带回老家，孩子两岁时祖孙俩才一起来到银川。自打母亲来后，买菜、做饭、洗衣、带孩子……家中一应杂务都由老人一手承担。

母亲这位个性极强的丈母娘，偏偏遇上苏玉飞这个性格内向的女婿——不爱主动接触人，也轻易叫不出“妈”这个字。

一次母亲跟俞鉴叨叨说，苏玉飞不爱叫人，没礼貌。俞鉴便向苏玉飞转达“：我妈对你有意见，嫌你出来进去的不爱叫人。”

苏玉飞立马表态：“叫妈，那有什么？你看着吧，我会叫的！”果然，从此他起床一声“妈”，出门一声“妈”，下班回来又是一声“妈”……把老太太叫烦了，用宁波话抢白他“：叫、叫、叫，叫啥系！”

平时，母亲经常暗中观察苏玉飞对俞鉴是不是真心爱护，观察得相当细致。最后，老太太下结论说：“别看苏玉飞架子大，清高，对老婆子还不错，跟小花脸儿似的。”随后就给苏玉飞起了个外号“小花脸儿”（京剧行当中的文丑）。

母亲去世后，安葬在新昌老家。有一年清明节，俞鉴夫妇和妹妹一起回老家给母亲扫墓。姐妹俩在墓前烧了纸钱，点燃一炷心香。轮到苏玉飞了，只见他站在岳母墓前，双手捧香，神色肃然地说：“妈，我代表全家老小来看您来了……”

俞鉴看看他，与妹妹目光对接，乐了——他那严肃的样子，让她想起一出戏——《十三妹》中的小生安公子。安公子是个书呆子，戏中有句念白，老家院对安公子说：“见人要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俞鉴觉得苏玉飞此时的神情与彼时的安公子，简直如一个模子托出来的，让她憋不住直想笑。她想，回老家一来是为母亲扫墓，二来可以到处看看家乡的变化，这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哭哭啼啼多没劲哪！可一看苏玉飞那直棍儿直立的样子，她和妹妹不由不笑。

苏玉飞用余光扫见姐妹俩笑他，正色道：“你们乐什么！你们哪儿是来扫墓，你们这是玩儿来了！”又道：“还是我跟外婆感情深。你们，有我深吗？”他那煞有介事的神情，让姐妹俩笑得越发直不起腰。

在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夫妻俩相敬如宾，凡事心平气和地商量，很少有过激和不洁的语言。

晚年中风后，苏玉飞对俞鉴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前几年俞鉴病重，憋不住小便，老是觉得内裤湿漉漉的。苏玉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不声不响，找出家里的软布和旧毛巾，缝了几个垫子，两头缝上固定的带子，给妻子垫在内裤上，铺平弄好。俞鉴深受感动，说这是一般男人根本做不到的，自己的艺术生命，也正是在这点点滴滴的关爱中得以延长的。

在艺术上，苏玉飞对俞鉴的帮助就更不用说了。俩人从恋爱起就谈得来。俞鉴佩服丈夫的理论水平，她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苦于文化水平低，理论跟不上。丈夫帮她总结、整理出武生行当的经验和几十年的演出实践，俞鉴的两篇论文《我怎样学武生》《浅谈京剧武生艺术》，都是在丈夫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口渴时端一杯茶水，焦躁时递几瓣剥好的橘子……年近耄耆，苏玉飞对俞鉴仍是这样体贴入微，一如既往。五十年了，生活上他从不要她为他付出，对她的体贴、关爱始终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

光阴似水。如今，年轻时的浪漫爱情和青春激情在岁月的浸淫下，早已化作相依为命的亲情和无以回报的恩情，浓似酒、淡如菊。在老两口的影响下，三个儿女也都团结友爱，兄妹情深。

有了苏玉飞这位身兼丈夫、父亲、祖父、外祖父多重身份的榜样，儿孙们自然明了他们的母亲、奶奶兼外婆——俞鉴在家中的地位。

一次家人开玩笑，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咱家谁是老大？”小外孙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奶奶是老大！”

全家人都为这天真无邪的童稚妙语开怀大笑，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