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刺讥砭，诗见人志_“三孔”的济世人生

怨刺讥砭，诗见人志_“三孔”的济世人生

“三孔”兄弟作为孔子的后裔，怀揣着对先圣的那份崇敬，秉承先圣孔子的诗学思想，从不同角度感悟、阐释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努力地奉行传统儒家文学观念。

孔文仲在立足《诗经》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的怨刺功能。他的《次钱穆父新凉可喜》一诗，首句“霜飙结新寒，草木起余怨”运用拟人手法，赋予草木以生命，表现它们遭受打击之后的不满之情，为全文奠定了“怨”的感情基调，引譬连类，其实这是诗人自己的愤懑和悲伤心情（因上书神宗皇帝，陈述自己对变法的不同见解而不被采纳）。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志，一蹶不振，他想“追随双鸿鹄，摆脱旧笼圈”，所以诗人“常恐计不就，更以诗屡劝”，用诗歌来讽劝皇帝，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而“江湖秋水高，白尺风帆健”。可见，文仲不仅注重诗歌的怨刺功能，更推崇诗歌的政治作用——“远之事君”，而这种对诗歌功能的标榜，恰与孔子的诗学思想息息相通。

孔武仲则直接从理论上肯定了诗歌的怨刺讥砭功能。其《张子厚睦州唱和集序》云：“夫诗之用于世久矣。其言隐约，而出入于风谕比兴之间，使人可以喜，可以愠。三代之际，会同燕享，必赋诗以见其志，所以察臧否，省祸福。为国者，又以此占治乱，知兴亡，至于怨伤讥刺，道人情之所难言，而莫以为忌。后世风俗寝衰，士之克己好善者少，于是有因诗之一言而得罪于世者。刘梦得弃置累年，白乐天谤及母子，凡坐此也。甚者父子相语，朋友相戒，曰：‘诗不利于身，不可为也。’”

武仲首先肯定了《诗经》以来的美刺比兴传统，诗不仅可以赋咏以见志，还可以使治理国家的人将此用于治乱兴衰，故怨刺之诗是被人接受的。但后世之人见刺则怒，闻美则喜，文网日密，猜忌日甚，故有了唐代白居易、刘禹锡因诗歌获谴的例子。武仲此文作于元丰六年，所谓“父子相语”“朋友相戒”云云，言下之意，正是有感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而发。诗案之后，在苏门人士不敢轻言诗歌批判现实功能的情况下，武仲能够明确坚持这一理论观点，很是难能可贵。但“乌台诗案”确实使相当多的士大夫产生了全身避祸的心理，而且也导致了他们对诗歌讽谏功能的失望和重新审视。黄庭坚《答洪驹文书》：“东城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文集》卷十九）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于是，宋人对诗歌“诗可以怨”“不平则鸣”的功能做了某种弱化的处理，使极端的情绪受到理性的控制和人生智能的调节。这既体现了宋人对诗歌本身看法的变化，更是宋人人生认识的反映，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获得安然自适的生活和心境。因此武仲转而又云：“如子厚与诸君之作，优游乐易，摹写风物，自为嬉好，人亦知其不与世竞，读其言者，虽在朝市，而超然有泛江海入山林之心。”武仲此言中的那种无奈之情很是明显，而还是不能忽视武仲前述诗之怨刺的观点。(www.guayunfan.com)

孔平仲对于先圣的诗学思想的认识，则有所生发，提出“诗见人志，赋亦可见焉”，并举例说：“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平仲认为：通过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可见其统一天下之志。所以说“赋亦可见志。”此种观点虽然不在孔子的诗学观念范畴内，但平仲对《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这种生发，与先圣孔子对《诗经》的推崇，实为同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