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案罗生门_关于唐伯虎的事迹

弊案罗生门_关于唐伯虎的事迹

身在牢房的唐伯虎，显然并不知道“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说法，因此他只能长叹一声：“时也，命也！”他听说过几天就要和告发他买考题的好朋友都穆对质，他也听说徐经已经招供了，但他觉得这些都与自己无关。他根本不知道考题是什么！自己只不过就是去了几趟主考家。一是为了拉交情，毕竟以自己的才学日后肯定会和他同朝为官，此时拉些关系日后也好办事；二则是去请他为自己的伯乐梁储写些东西；三则是陪徐经拜访官宦人家。

至于都穆，唐伯虎相信朋友的品德，他绝不会害我！

身在牢中的唐伯虎，托起了锁链，那上面沾染着自己的皮肉和鲜血。“衙门口冲南（难）开，有理没理拿钱来！”这句话的真谛，唐伯虎在被关押两个月后真切地理解了。若不是苏籍官员们相助，恐怕自己早已经被狱卒打死了。据同号的人说，若不给钱，在饭里给你加些沙石那还算客气的，找个机会把你狠揍一顿，或者关进一些有强悍狱霸的牢房关照一声，把你整治残了都算轻的。

听着这些话语，唐伯虎的心和身都在颤抖。若不是在朝为官的同乡吴宽托人捎话，唐伯虎的皮肉之苦会更甚，即使如此，这里的遭遇让唐伯虎20多年后都惊惧不已。还写下了“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惊得他浑身是汗。

“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说得很清楚，唐伯虎受了很大的屈辱和折磨。什么原因使他有此一难呢？这还要从他的性格说起，正如我们常人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www.guayunfan.com)“我冤呀！李东阳、程敏政等人的家中，我确实经常去，但到那里只是聊天，向老前辈们请教学问，从来没有探听过什么考题。即使徐经真的打探了考题，与我何干！又听说，是都穆告发了我，可能吗？不可能的，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也，命也，怪不得旁人！”

此刻身处在牢房的他和当年的楚霸王项羽有些相似，高叫着“时不利兮骓不逝”、“天之亡我”。唐伯虎可能不会意识到，即使没有朋友的背叛与告发，他终将会与官场无缘，因为他的个性太强。

至于许多人所说的“风流”，其实是个不算问题的问题。诸如娶了九个妻子、寻八美、唐伯虎点秋香等风流韵事，基本全是后世托名所为。

唐伯虎最致命的缺点还是为人狂放不羁，而且文艺气质太深。文艺家显著的特点就是孩子气、脾气暴躁、极强的自我认同感也就是我们常人间常说的好吹嘘。

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经常和徐经一起拜访高官显贵。他高度的自我认同，使他认为早晚要登天子堂，何不趁现在搞好关系？然而，就在二人的高曝光率下，一团乌云也压城而来。正如后来唐伯虎给文徵明的信中所说“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

当唐伯虎顶着“解元”之名来到北京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会元”、“状元”必属于唐伯虎。如若成真，唐伯虎将成为明朝第三位“连中三元”的大才子。然而，命运却使他又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他因为“考题泄露”被抓进了监狱，时间是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唐伯虎经历的挫折与苦难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假若他真的“连中三元”，他可能和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其他17位“连中三元”的才子一样，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如今，除了骨灰级的历史爱好者外，还有谁知道张又新、崔元翰、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等人的名字？“连中三元”如何，“连中四元”又如何？清朝顺治年间的王玉璧号称“武四元”，而今又有多少人知晓？

在狱中，唐伯虎也在反思着自己，他太招摇了！他忘记道家老子的至理名言“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他更忘记了民间俗语的教诲“出头的椽子先烂”。

唐伯虎喜欢唐朝，仰慕唐朝的诗人。巧合的是，他的命运也与唐朝的一些诗人类似。当年，唐朝诗人孟郊曾写下《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的意思是：过去那种穷困窘迫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今天我高中了进士，才真正感到皇恩浩荡。我快乐地骑着马儿奔驰在春风里，一天就把长安城的美景全看完了。诗人把中了进士后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千古名句。“春风得意”更是成了得意洋洋的同义词。

然而，也因为这首诗后人批评他得失之心太重。暂时的成功就就得意忘形，竟然要“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好花既然一日便看尽，那美丽自然短暂，他心心念念的前程也到此为止了。据说，皇帝看到此诗后勃然大怒，认为孟郊“为人轻浮不堪大用”。皇帝对他的差评使孟郊终身不得志，最高只混到个县长之类的小官。

而唐伯虎同样有这个缺点：为人轻浮。

与他同一年参加乡试的徐经（名列第41名）和唐伯虎一同进了京城后，首先便面见了梁储，梁储非常高兴，带着他们去见了许多同僚。由此，造成众人对唐伯虎的猜测。唐伯虎高中解元之后，便给主考官梁储写了《领解后谢主司》一诗：

壮心未宜逐樵渔，泰运咸思备扫除。

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

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

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表面上，唐伯虎非常谦虚，其实却是十足的狂傲，不改文人的秉性。玉遭三黜说的是当年唐伯虎被方志刁难的事情。

“红绫饼”则是用典，当年唐昭宗光化年曾赐新科进士红绫饼。

最后两句更是尖酸刻薄，称自己立刻就会登顶高峰，直接杀向状元殿。然而，实际上他能够进入考场，过方志这一关，还是靠文林的帮忙。

正是因为，唐伯虎认为以自己的才华当个状元没问题，那么，何不提前和同僚打好关系呢？他才以敲锣打鼓式的方式拜访官员们。正是因为唐伯虎轻浮地四处炫耀才华，才惹得众多小人侧目横眉。

可以说，即使没有这次弊案，唐伯虎的为官之路也不会顺畅。因为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四平八稳的官场。现在，我们就不妨认真且细致地解说一番唐伯虎弊案的前前后后以及个中人物。

徐经看似是唐伯虎的煞星，正是因为他唐伯虎才进了牢狱，与唾手可得的状元失之交臂。其实，没有徐经，唐伯虎仍然会命运多舛。关于唐伯虎与徐经的结识，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两人在赌场结识，成为了好朋友。进京路上相遇后便结伴而行。

一种是，两人之前根本不认识，因为唐伯虎的才名，徐经对其刮目相看、百般殷勤，甚至承担了路上的全部花销。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说徐经乃是唐伯虎的大舅哥，因为，他的妻子姓徐。然而，这种说法基本属于道听途说、闲人野话之列，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前两种说法，则相对可能性大一些，二人之前根本不相识一说，最为可靠。

徐经，字悦中，又字恒修，号云岐，乃是江阴巨富。从小生于蜜罐子中的徐经，出门在外都会带上好吃、好玩的，甚至有些像周星驰演的《苏乞儿》一样，进京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家的房子、大树也带着。徐经这次进京会试便带了几名戏子，一路上甚是惹人注目。

与唐伯虎相遇后，闻听这便是唐解元，立刻生起结交之心。唐伯虎也是个好交朋友的人，与徐经一见如故。到了京城，两人一个有财，一个有才，“出双入对”，拜望达官显贵。

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当唐伯虎风光无限的时候，包括都穆在内的朋友，许多人都对其冷眼旁观。“哎，看没看见，今天这两人去了主考家里！”“哼，人家是谁呀！唐解元、徐财主！”……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程敏政判卷之时，忽见两篇好文，非常贴题。这次考试，程敏政和李东阳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找一个比较偏的题目，最终他们商定了这个题目：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篁墩文集》卷十）

这个考题很偏，许多人都不知道用典何处，所以，许多考题答的驴唇不对马嘴。考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是说许衡，其来源是元朝儒生刘因的《退斋记》。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初学佛道，后成为程朱理学代表。元至元七年（1270年），因上书“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世祖忽必烈不听，之后便“谢病请解机务”辞官中书左侍郎，专门教授蒙古子弟理学。

而刘因（1249-1293年）对许氏自请罢中书执政而就国子之举，甚为不满，故作《退斋记》讥讽许衡。

知道了这个典故，考生才能以典故为基础答题。看到这两篇好文章，程敏政忽然想到，在没有当考官前，曾经和唐伯虎、徐经说过这个典故。因此，他立刻对旁人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此言一出，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京城。顷刻间，流言四起。本来，乡试的时候太子洗马梁储就四处夸奖唐伯虎，说新科状元必属唐寅，还向主考官程敏政进言“仆在南都得可与来者，唐寅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毕其长，为君卿将异之”。

再加上徐经、唐伯虎的高调进入京城社交界，还多次拜望程敏政、李东阳等，朝堂内的许多官员对此都狐疑不止。

之所以要说“风闻言事”，其实是为了给唐伯虎案件中的“检察官”说说话。

至今仍然都有许多论者对户部给事郎华昶等言官的举证不仔细进行鞭挞，说他们误了唐伯虎等人。然而，对熟悉历史特别是监察史的人来说，华昶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武则天正式提出“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詖相倾覆”以来，“风闻言事”就成了言官的通行做法。

而“风闻言事”的存在对揭露官员各种腐化、劣行十分必要。官员的亲属、奴仆对外无意间的讨论常常会涉及一些官员的劣行，这些言论传播到民间后会受到监察御史的注意，监察御史会向上报告民间的言论，至于所言之事是否是真的，则由监察机构去考察。

华昶的问题就在于他太绝对了！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陈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此言一出，弘治皇帝立刻下令将徐经、唐伯虎押入大理寺。更关键的是，此时，朝堂上有人想将程敏政取而代之（翰林院副掌院傅瀚），而程敏政平日里自负才学甚高看不起同僚（史载他“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致为人所嫉”）。所以此案一发，很多同僚都坐视不理。

可以想见，在苏籍官员和程敏政等人的政敌的唆使下，徐经和唐伯虎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最终，徐经招供，说买通了书童得到了考题。皇帝此时命当时的第一主考、文坛领袖、大学士李东阳查看卷子，着手调查程敏政是否挟私。

李东阳奉命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进士的朱卷，结果徐经、唐寅的卷子并不在其中。李东阳便上奏：

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以竣，谨具以闻，幸下礼部看详。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然而，久在官场的李东阳却不下结论，他说：

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毙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皇帝听罢大怒，唐伯虎的处境变得不妙，“得旨华昶、徐经、唐寅皆被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其后，以文叙伦、王守仁为首的三百名进士参加殿试，由刘健、李东阳、谢迁、李杰、焦芳、王鏊、周经、马文升、白昂、徐贯、闵珪、焦芳詹、屠滽、元守直、王轼为殿试读卷官。

会试的事情完了，唐伯虎的案子却陷入了两难境地。该如何办？

徐经是有钱人，唐伯虎与主考官特别是程敏政、吴宽、王鏊等人关系很好，特别是后两个人还是他的同乡前辈，既有钱又有人。难怪令人怀疑他们徇私舞弊。

其后，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上奏，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在《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中有所记录。

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有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曰，“昶言虽不当，不为身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何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

简单地说，林廷玉开的方子就是：言官“风闻言事”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不能因此治罪。如果治罪了，以后再有贪赃枉法的事情，谁还会举报？要知道官员的坏事往往是从民间先传来，其后官员才会重视。然而，既然是“风闻言事”就会有搞不清楚的地方。科场舞弊这件事情全天下的士子都知道了，而且都担心官官相护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为了维护皇帝您的尊严，为了维护考试的尊严，只能牺牲程敏政和两位举人了。

林廷玉说完之后，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等人，纷纷上书要求释放华昶，逮捕程敏政。其后，徐经开始抗辩，说华昶“挟私诬指”。程敏政也上奏要求和所谓的证人对质。就在双方争辩的关口，风向立转。徐经承认送了程敏政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圭等众人，再次要求逮捕程敏政。弘治皇帝这时候，将奏折扣了十多天没准奏。这一下，几乎所有言官都齐刷刷地要求皇帝逮捕程敏政。

最终皇帝没有办法，拖了足足两个月终下令将程敏政缉拿归案。

到了六月份，华昶带着他的证人与程敏政在午门对质。对质双方为：程敏政、唐伯虎、徐经等人和华昶、无锡举人方学等人。

最终经过多部门会审，由闵珪牵头查证，徐经供认：

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其实。未尝贿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

用现代文来说就是：徐经和唐伯虎来到京城后，二人敬慕程敏政的才学，向他求学并谈及可能的考题会是什么（那时，程敏政还不是考官，考官名录未发）。因为明朝官员工资低，许多人都干兼职，程敏政看中徐经的钱便教二人学问，做起了“猜题老师”。这个其实很常见，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每到中考、高考、自考，老师们总是根据历届考题猜题，程敏政也是如此。只不过猜题太多，等后来真的成了考官之后，他也忘了自己猜过什么题。

因为后来徐经与唐伯虎根据可能的考题进行了试卷模拟。而这些他们都没有避讳，都对外进行过宣讲，与好朋友谈及过。前者之所以供认敏政卖考题，乃是受了拷打所致。

唐伯虎供认：自己确实给程敏政送过礼，但却是为了请程敏政给自己的伯乐梁储写践行文章，因为梁储要“外放”做地方官。对于这个礼物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二科志》和《尧山堂外纪》都说是“持帛一端”；而王世贞却说送了“一金币”。

如此，案情大白，华昶“言事不察实”有过；“（徐）经（唐）寅等夤缘求进（即溜须拍马以求得官）之罪”。弘治皇帝命“轻罪重罚”，具体如何判处由闵珪等人拟定。最终结果出炉：程敏政退休；华昶调南京太仆寺任主簿；徐经、唐寅皆废功名，交了罚款后去当吏役。皇帝准奏。如此，徐经、唐寅就将永世不得为官。

程敏政出狱后，愤懑不平发痈而卒。也有人说他被一些人羞辱，吐血而亡。

唐伯虎出狱后，被谪往浙江为小吏。正如他在《与文徵明书》中所说“士也可杀，不能再辱”。唐伯虎知道了这个任命后便挂冠而去。

徐经自此走上了8年上访路，他屡次说“我是屈打成招的”，最终被平反，其后亡故，享年35岁。

对于这个案件，历来就有争论。有的人说唐伯虎很冤，徐经虽然可气但也冤，乃是政治纷争让他们受了苦。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不冤，原因很简单，程敏政名声不好、徐经才学一般，富人买题很正常，唐伯虎才学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此案一出，便有人提出质疑，对唐伯虎表示同情，例如当时的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吴宽即致函浙江幕府（即唐伯虎赴任的地方长官，文徵明父子也写过书信），称：

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座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书内。后法司鞫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

也是苏州人的，该科殿试读卷官王鏊，时任吏部右侍郎也说“横遭口语，坐废”（见《震泽长语》）。

另一位读卷官焦芳（1434-1517年，字孟阳，河南驻马店地区泌阳县城南草店人。明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他在正德元年（1506年）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武英、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在正德年间主修的《孝宗实录》上也说“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尽管人们同情唐伯虎，但是，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还是大多相信有弊案存在。唐伯虎、徐经等人并不像徐祯卿、张灵那样出身于草根。前者因为有才与众多苏州籍高官关系深厚，后者则仗着万贯家财与不分籍贯的高官关系深厚。

从另一个角度看，程敏政和徐经的嫌疑也确实很大。

例如程敏政。《罪唯录》上记载：

政少以奇童闻，英宗抱之膝，指阶下金猊赐若，敏政辄趍下叩头。上曰：“是子他日当以货败也。”后以进士入翰林，历官成化中，且大拜，刘吉使其党魏璋发敏政阴事，坐罢。寻结中官李广等，复起。会边帅以七千金托敏政上广，广别得罪自杀，轧后为债帅所困，遂有贿题徐经之事，为给事华昶所发。

这里提到了之前程敏政贪污的事情。而后世一些人认为，程敏政之所以受贿，是因当时花销巨大欠了不少钱。

再说徐经，徐经家里富有，乡间对他有“为富不仁”的批评，而且华昶指出了重要一点，即徐家早有买题的传统。据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卖题》，华昶弹劾程敏政时就说：

昔景泰（公元1450-1457年）年间，徐泰（徐经的叔祖）买中顺天解元，事露覆试，景泰曲护幸免。今经与泰同家，敏政又从而招徕之。朝廷科目，岂容再坏？

可以说，徐经出事后，就连他的亲属都幸灾乐祸，很少有人为他喊冤。

最后我们谈谈唐伯虎的伯乐吴宽、王鏊、梁储等人的作用。吴宽和王鏊和唐伯虎是同乡前辈，地域亲情自然使他们将唐伯虎放在了同一队列。两相呼应，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唐伯虎鼓吹。这在扩大唐伯虎知名度的同时，也使唐伯虎为人嫉恨，给他带去了极大风险。

吴宽、王鏊早就知道唐伯虎，因为他们与唐伯虎的老师沈周相识。早在1486年，唐伯虎17岁画《贞寿堂图卷》时，沈周就利用自己的关系请二人为之题诗。因此，二人对唐伯虎很看重。而吴宽在丁忧期间（1495年-1498年）和唐伯虎相识时，唐伯虎还上过一篇《上吴天官书》。此文一出，唐伯虎在吴宽心中的地位又重了许多。而吴宽丁忧之后于1499年便入京为官，1497年他帮助唐伯虎过了方志这一关，1499年他又助唐伯虎逃脱牢狱之灾。

下面我们就不妨看看唐伯虎的这篇文赋，其文辞优美雄壮，用典颇多。许多人都认为唐伯虎生性飘逸，对于八股文非常反感，其实，这种观点有些绝对了，对于这种科举必备的文体，他还是很重视的，这篇赋就可以看到八股文的影子。

寅再拜：

昔王良适齐，投策而叹；欧治去越，折剑言词。艺不云售，慨犹若此；况深悲极愤者乎？寅夙遭衣闵，室无强亲，计盐米、图婚嫁、持门户；明星告旦，而百指伺哺。飞鼠启夕，而奔驰未遑。秋风飘尔，而举翮触隅。周道如砥，而垂头伏栎。与隶交叱，刀锥并侵；烟爨就微，颠仆相继。

彷徨琫摐之下，婆娑里巷之侧。飞尘扬波，行人如蚁。恫恫秾秾，不可与处。此乃有生之忧，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槿树辞荣，芳林引暮，学书不成，为箕未货；艳色废于群嶰，齐音咻于众楚。鸡既鸣矣，而飘摇远游；日云夕矣，而契阔寐叹；九衢延丝，而穷辙涟如；高门将将，而败剌无从。

又汉纲横施，略瑕录腐。驽马效其驰驱，铅刀砺其篠锷。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列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士之一快，而寅之素斯也……

我们再看看梁储这个人。梁储（1453-1527年）字叔厚，又字藏用，号厚斋，晚号郁洲，石肯（今属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当时的主考就是1466年的榜眼程敏政。梁储后来官至太子太师衔，正德十年（1516年）任台阁首辅（丞相）。此人不仅为官正派，敢于直谏，也极有学问，曾经主持编纂过《孝宗实录》。

然而，这个人却对亲朋好友子侄过于纵容。其子梁次摅与南海县富豪杨端争田产，梁次摅凭借着自己“锦衣百户”的身份率领军队将杨家全家灭门，并且为了掩盖罪证将邻居二百余人尽数杀死，举国震惊。事发后，在梁储的影响下，仅判其充军边疆。

可以说，梁储这个人性格强悍。因此他看中的人就大张旗鼓地宣扬，自然会引起其他政治势力的愤恨，使这些人在“科考弊案”中不遗余力地证实唐伯虎确实作弊了。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绝不是说唐伯虎等人作弊了，而是在说，唐伯虎在科考时的张扬不知收敛，让很多人对他没有好感，在他是否作弊的问题上，人们倾向于肯定。否则，唐伯虎就不会因为人们的风言风语而受到了亲人的排斥，某些朋友乡亲的排挤（因为唐伯虎的弊案给家乡带来了耻辱，有些人便想教训教训唐伯虎，后被文徵明、祝允明等人劝阻）。

这件案子，恐怕永远是笔糊涂账。只不过苦了当事人，给唐伯虎带来无尽的苦恼和噩梦，但对于历史来说却是个好事情，正是这次科考失利，才使唐伯虎没有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员，而是成为留下了无数佳作的风流才子。

所以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唐伯虎似乎也要感谢这场灾难。

尽管唐伯虎这件案子恐怕永远是笔糊涂账了，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不能糊涂，因为关系着一个人的名节问题。这就是都穆是否害了他的朋友唐伯虎。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唐伯虎之所以科场失利，全是因为都穆陷害。最早提到告发者是都穆的记载是明人秦酉岩的《游石湖纪事》。大概内容是：都穆因为唐伯虎又考了第一，心生嫉妒便告发他买考题。

子畏少英迈不羁，与南濠都君穆游，雅称莫逆。江阴有徐生经者，豪富而好事，结交吴中诸公，间于六如友善。徐故太学生，弘治戊午岁大比，徐通考官关节。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与同事者，遂以关节一事语唐，唐得之更以语穆。是岁唐举第一人，而徐与穆亦得同榜。徐德唐甚，相与偕计，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场中试目，复以语唐。唐为人洞见底里，无城府，如前语穆。未揭榜前，穆饮于马侍郎邸寓，与给谏华昶俱。会有要宦谒马，马出接之，与谈会试事。宦云：“唐寅又举第一矣！”穆辄起嫉妒心，遂语马以故，昶亦与闻之，一日而遍传都下矣。

简单地说，就是徐经买了考题，告诉唐伯虎题目，唐伯虎便转告了他。没有揭榜前，都穆在马侍郎家里和华昶（孙麟方的《矶园稗史》说都穆在他那里做“西宾”即家庭教师）等人喝酒。这时，来了一位宦官，告诉他们唐伯虎考了第一。都穆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华昶，华昶便制造舆论攻势，让都城的举子们全都知道了这件事。

但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足采信。

首先，是不是都穆所为，唐伯虎本身应该最清楚。唐伯虎对于科场弊案印象深刻，后半生几乎都没有忘记，他不可能对陷害自己的人坦然面对，对陷害他的人不会轻易原谅。唐伯虎的朋友也不可能再与陷害过他的人交往。而自科场弊案后，都穆与唐伯虎及唐伯虎的朋友仍保持着友谊。

第一，都穆至少有6次与唐伯虎相交记录。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都穆并非告发人。

《故怡庵处士施公悦墓志铭》（20世纪50年代出土）显示有“都穆撰”、“唐寅书丹”等字样；而左侧提到的安葬时间是弘治庚申（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十，即1500年。弊案发生在公历1499年3月，而1500年12月底或1501年1月唐还在和都穆合作。

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伯虎为新安吴氏兄弟画德《椿树秋霜图》，弘治十五年（1502年）唐伯虎作的《风木图》，上有都穆题款。

正德三年（1508年），唐伯虎为题钱贵小像等；都穆都与徐祯卿、陈沂、祝允明、都穆、文徵明、张灵、邢参等人一起题诗题款。

正德六年（1511年），唐伯虎的《观梅图》是“为梅谷徐先生作”的，其诗云：“插天空谷水之涯，中有官梅两树花；身自宿因才一见，不妨袖手立平沙。”后有都穆的和诗：“除却山颠与涧涯，也输深谷贮梅花；先生抱癖无人识，闲咏东风岸冒沙。”（《见荣宝斋金石书画》）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为新安富溪汪时萃写《双鑑行窝图》也有都穆的题诗。

第二，虽然有人提到，文徵明写过“海内知音祝允明，人间何物都元敬”的诗句，可以证明与都穆的关系交恶。但这句话并不能证明是文徵明所做，更可能是后人强行附会。

正德十一年（1516年），文徵明在太仓都穆女婿家遇到了10年未见的都穆，文徵明立刻写下了《四月廿一日雨中过太仓，邂逅都玄敬，同宿友婿陆安甫家。余与玄敬不胥会者十年，而安甫之没亦八年矣，因赋呈玄敬，并赠安甫之子之箕之裘》。

画堂更漏坐来深，绛烛荧荧见跋频。

感旧共悲黄壤客，逢君况是白头人。

苍茫谈笑今何夕？中外蝉联总至亲。

不忘西窗听雨约，短床重扫十年尘。

在上述字里行间无不透着故友相聚时的欢快，喜极而泣的感觉跃然纸上，看不出他们之间存在芥蒂。

第三，再说和唐伯虎关系最好的祝允明与都穆的交往。弘治十七年（1504年），祝允明为《龙筋凤髓判》这本书作序，都穆题跋。在嘉靖四年（1525年）还亲自为都穆写的《太仓州新志》作序。

祝允明、文徵明在其后都继续与都穆交往。例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便记载祝允明写了草书后，请都穆、文徵明（因在小舅子家做客赶不回来，由其子“文彭”代笔）、王宠（唐伯虎的亲家）等八人题跋。其中以都穆为首，并称祝允明为“吾友祝希哲”。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未必都有案可查，记录在案的也许只是现实生活中多次合作中的少数几次。

也有人认为，科考弊案后，都穆与苏州各才子的交往日渐疏远。但从资料和传说看，都穆是一个较为中正教条的人，与祝允明、唐伯虎等人性格很不同，当他在官场一路青云直上时，与之交往越来越少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仅凭二人交往少、都穆不如唐伯虎才高（这点并准确，都穆在金石考古领域是权威，二人主要施展才华的地方不同）等极为主观的论调来说唐伯虎是因为都穆陷害而不能高中有些牵强。

其次，我们来了解一下都穆（1458-1525年字玄敬）这个人。

第一，都穆淡泊名利，非常乐于助人，甚至不惜自己挨饿也要帮助他人。都、祝、唐三人早期都受沈周绝不为官思想的影响。都穆起初也不想为官，其后经吴宽说服才开始进入书院投考。明人王锜《寓圃杂记》中记载了一条都穆为了帮助他人，连自己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的故事。文中说：“最喜济人之急，尤爱食客，所有辄尽，尽则解衣为质，故屡空焉。一岁除夕绝粮，作诗寄故人朱尧民，曰：‘岁云暮矣室萧然，牢落生涯只旧膻。君肯太仓分一斗，免教人笑灶无烟。’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遂分半赠之，亦好义之士也。”

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为了所谓的“嫉妒”去陷害他人。即使做了官后，都穆仍然保持着上述品质，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因为，都穆为官后非常清廉，明朝官员的工资又比较低。所以，都穆只得卖文售字。他卖文售字时信守承诺的名声非常令人敬佩，即使身在病中也要按时完稿，绝不脱稿让人家白交定金。最终，都穆无法在封建社会的官场生存，提前退休回到了故里。

第二，他很有才学广博而且非常刻苦，这在才子中并不多见，也没有必要去“嫉妒”与自己不在同一领域显示威名的唐伯虎。都穆7岁能诗，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了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他同时是金石学家、藏书家，被考古专家誉为“实地考察第一人”。都穆才学广博，他认为诗应该这样写：

《学诗诗》

学诗浑似学参禅，不悟真乘枉百年。

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笔下随人世岂传。

好句眼前吟不尽，痴人犹自管窥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要惊人不在联。

但写真情并实景，任它埋没与流传。

此诗可以说是“性灵派”的经典教科书，他认为诗为心声，格律是一种技术手段。如果把格律看作第一，那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方式。只要是把心声写出来，能否流传、能否写出名儿来根本不重要，即“但写真情并实景，任它埋没与流传”。唐伯虎前期诗文受文徵明影响较深，而文徵明就是跟随都穆写诗。而在绘画方面，都穆师从沈周，祝允明是其师弟，唐伯虎也曾向沈周学过画，因此，他们的关系非常近。

难能可贵的是，此人不但博学多才，而且极为好学，常常掌灯夜读，晚归者竟然以他的灯光作为归家指路的信号。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陷害朋友。正如我们上文所说，唐伯虎在绘画领域享有大名，都穆在当时是以诗文享有大名而且在金石领域也有独到建树，所以，他很用不着去“嫉妒”唐伯虎。

既然，都穆没有陷害唐伯虎，那为什么四百年来都穆被指名道姓地承担了这一恶名呢？最后，还是让我们来查证一下信息来源。这个说法是根据《游石湖纪事》的作者秦酉岩所说，而他是根据唐伯虎的女婿王子阳（即王宠的儿子）那里听来的，王子阳又是从脾气古怪的陆蕙田那里听来的，而据陆蕙田说他是从文徵明那里听来的。

如果真是被都穆陷害，唐伯虎也自然会和众好友提及，众好友自然也都会记录在案。断不会照后人说，我是从谁那听来的，谁又是从谁谁哪里知道的，谁谁又是从谁谁谁说的，谁谁谁听文徵明说的。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与唐伯虎同时代的诸多记录中，都是将唐伯虎、都穆做朋友而评价；另一方面对都穆的为人评价也很高，而且消息来源并不可信。所以说，都穆并非是陷害唐伯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