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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为政先求利民_关于左宗棠事迹

时间:2022-04-21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不仅如此,民之忧亦即国之忧,民不堪其苦,则国之病久矣,左宗棠更替国祚命运所忧虑。因为多年熟睹腐政和民生疾苦,左宗棠认为参政应“先求利民”,这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如出一辙。而在荒政办理上,左宗棠希望多行开仓赈灾之举。一个是官方出力,一个民众自理,左宗棠认为两者并举,方可办好荒政。

政治思想:为政先求利民_关于左宗棠事迹

读完左宗棠的一生,恐怕无人不深为其颇负传奇色彩的人生所折服和慨叹。他的经历,前半生其实并无多大建树,如果不是后来入湘幕为宾,而若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长以为农没世”,那么,他所能留下的,或许只有一些水利、种植类的农书,以及儒学研究心得而已。或可成一代大儒和农学家,但也只是湮没在许多大儒或农学家之中,而不至于享誉世界,震惊中外近代史。他的最大成就,无疑是收复辽阔的新疆大地,但在军事上所能取得的成就,根基还在于他的爱国爱民之心。“为政先求利民,爱国心怀天下”,国强民富,政通人和,齐家平天下,这是他作为一代“汉儒”从始至终的追求和理想。因此,对于左宗棠的综合评价,我们先从他的政治思想说起。

古代儒生读书科考求功名,初愿无非是通过做官从政实现自身报国为民的宏愿。读书不为名,则不会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不为民,断不会心怀天下。左宗棠虽然后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读书,但那是他在戎马一生之后才醒悟过来的警言,而且,左宗棠所说不为功名,非为排除功名,而是不以功名为重。左宗棠后来也不让自己的孩子为官,同样是因为宦海官场数十年,目睹其腐败混浊,不想让自家孩子蹚上这浑水之故。而在他自己青少年时期,却是热衷功名与官场的,不然他也不会多次参加科举,更三番会试了。而他获取功名和官职的目的,则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抱负。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www.guayunfan.com)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他从小在接触传统儒学的同时,更醉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儒术策治安”便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根基。所以有“治安”一说,自然是源于左宗棠所处的世纪交替、朝政不明的社会混浊现状。有人主张以暴抗暴,如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军等农民起义,而儒学向来主张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治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世,左宗棠年少的心就已经满是忧虑。

范仲淹语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左宗棠世代耕读,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因此,身处乱世,心怀天下,成了左宗棠自幼而终的一种自觉性行为。他看不惯乱世的种种昏暗,看不惯朝政无能、庸昏当政的政局,更忍耐不得人们因此所受尽的种种苦难。一边面临“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的内忧,一边又要应对“南海明珠望已虚”,“五岭关防未要疏”的外患,左宗棠深深为处在这个时代的黎民百姓所担忧。不仅如此,民之忧亦即国之忧,民不堪其苦,则国之病久矣,左宗棠更替国祚命运所忧虑。

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繁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菜?

时不我待,偏偏又天不我眷,左宗棠只好背负着一身才识,心怀天下之忧,作成此《燕台杂感》自叹怜惜。然而,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左宗棠迫切希望从政,一改昏庸,还政清明,除弊御侮的心愿。“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从政无门,只能以忧怀天下之心,从古之圣贤和经世之学中寻求另一种“参政”的途径,期冀以书生之言,博得有志之士赏识,或为采用。这在之后晚清首遇鸦片战争时,左宗棠频仍著说,四处发扬自己的建议之中更可体现其虽为贫儒,却一如心忧天下的拳拳爱国之心。

只是,左宗棠直到不惑之年之后,才有机会直接参政,虽则仍然借以骆秉章之名才得以实行。而这,更为左宗棠形成“民生为务”的政治思想作了催化剂。因为多年熟睹腐政和民生疾苦,左宗棠认为参政应“先求利民”,这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如出一辙。“皇上勤求民瘼,澄叙官方,在位诸臣当何如贤良自励,以勉图报称也哉!”左宗棠的政治理想,就是为君者勤政为民,为官者贤良自励,而后有循吏良政,民生安康。

何为民生安康?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里,水利、农桑、办荒政等,就是良政利民的命理所在。左宗棠认为:“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而水利之兴,又必须“因地之利而利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开沟建坝,以劳民伤财,不利民反“厉民”。

水利兴,农桑盛。“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富。”左宗棠将农政兴盛与否与国运盛衰相关联,指出农桑是国富民丰的根本保障。

而在荒政办理上,左宗棠希望多行开仓赈灾之举。常平仓和义仓,是左宗棠力推的两种赈济办法。所谓常平仓,是由官家主持,以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粮谷给平民的一种赈灾粮仓;而义仓者,则是由里社民众自愿于粮谷丰满时捐贮,灾至民饥时开仓赈济的民仓。一个是官方出力,一个民众自理,左宗棠认为两者并举,方可办好荒政。

心有所想,力行之。左宗棠后来行军所到之处,无不以兴水利、事农桑、办荒政为先要。比如,在担任闽浙总督时,浙江“善后之政”居东南省份之首,则是农桑治理之功。又如,任职陕甘总督之际,推广区田法,大兴水利,开源提产,深得民众赞赏。还有,左宗棠行军西藏,“首以屯田为务”,“广开沟洫”,不仅组织将士在战事闲余荷锄耕种,更给贫民发放粮种和农具,以助其生产温饱。

诸如以上所有,左宗棠只为民求利,因为他相信,“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民利国富,自然政通人和,太平安康。然而,世事果然如此简单,世道如此平易吗?非也,这不过是左宗棠心中最美好的愿望,以及他在自己所辖域内作出的最大努力而已。放眼当世,举国上下,如此“偏安一隅”者几何?是为地利无有?亦非也,实乃吏治问题。

左宗棠从来痛恨腐吏,包括贪、庸、懒和无能者。为此,左宗棠曾痛书陈疾,摘录如下:

一经得官,即可兼权子母。入仕之始,即怀苟利之心,取息稍丰,又可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计年限,更换多因调剂。其作官也,伊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

又:

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

如此般卖官买官和吏治不修的现象,让左宗棠下了大决心要彻底整顿一番吏治。不过有趣的是,当年左宗棠也是用金钱买来的监生,这才取得了等同秀才的资格,考取举人。虽然监生不是官,但与买官当的行当其实并不区别。如果左宗棠当时筹得足够的资金,他会不会考虑直接买个满意的官职呢?按他自傲的性子,或者不会;但若求官心切,谁又能保证呢?或许在左宗棠自己看来,像他这样德才兼备又具实学之能之士,买官亦未尝不好。左宗棠所在乎的,根本在于买官者有没有当官的能力,为官的目的是否为民,有无良好品行诸类。若以利己损民,则为腐官,被左宗棠视为重点整治的对象。

“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左宗棠独具自己的一套吏治看法。用人先要察人,他到任一处,即加紧对当地官吏的言行举止和政绩进行存记,隔一段时间逐一访察,对于那些昏聩无能、奸诈狡猾、“庸劣不职”、“不堪造就”的官吏进行革职查办,而嘉奖提拔那些“廉干朴勤”“守洁才长”、声名显著、功绩卓然的官吏,以正吏风。

察吏只是左宗棠整顿吏治的第一步,训吏、恤吏才是保持吏治昌明的长久良方。为此,左宗棠不惜精编古人为政心得,集成《学治要言》一书,广发属下。而在日常,左宗棠善用每一个机会劝慰属下为官之道,比如在属下呈上的文书中以批文训劝。左宗棠的严厉如此,属下莫不敢造次。不过,左宗棠并非山中老虎,他更是一个慈父慈兄。对于勤为政者,他总是嘉许其行而劝勉再接再厉,对于性本善而有过失者,他总是晓之以理,非为蛮横咒骂者。

以利民为己任,心系民利,所办皆为民生,这即为左宗棠自勉勉人的从政为官之道。民为国之本也,民利则本固,左宗棠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看他在去世前一年还带病视察导淮规划、渔团以及朱家山河工程即为明证。那么,在封建王朝处于最特殊地位的君王,左宗棠又如何处之呢?忠君,爱国,左宗棠沿袭着传统优秀儒生的道路。

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更讲究忠与孝。左宗棠一生以“寒儒”自称,自然对儒学的要义研究颇深而自有一番见解。以左宗棠40岁后做幕宾为分界线,左宗棠对于君王的态度是很显然可见的。左宗棠与一般儒生,即如他的好友胡林翼、同乡郭嵩焘等人不同,他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信任庙堂之上的“明君”的。后面他一路从幕宾提升为四品和三品京唐候补,到后来直上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军机大臣等,不仅加官还得太子少保衔、一等伯爵、太子太保衔、二等侯爵等,他每次都要上感恩折诚表恩谢,我们相信他是真心的。加官晋爵无量前途,这是在他自身努力和朋友扶助之外,君王所能给予他的最大的肯定,他自然以显赫功绩报以知遇之恩。然而,在40之前,在太平军起的八九年之际,他对于清廷却是处于观望态度的。也就是说,他在选择,而一旦做出抉择之后,他就忠于此而不改其心。

与历史上许多名儒名将一样,左宗棠的忠君与爱国是紧密相连的,他们都不愿做愚臣。在国事政策方针诸大小事件面前,左宗棠绝不含糊,从不揣度、附庸君王之意。凡于民有利之事,他必竭心争取;凡于国有害之事,他必力陈其弊。左宗棠对君王的感情,于笔者看来,是将其虚化而为一个“知遇知己”的形象对待的。左宗棠一生历经五帝,咸丰、同治、光绪三帝最为赏识他,但于他都不过为“朝廷”“明君”的虚化形象而已。左宗棠忠于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在相对宽裕的时空里任由其自由发挥所能。千里马得遇伯乐,欢快策奔,能不忠乎?可见,这种忠君,与许多人生来被灌输的愚忠是有区别的,它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左宗棠一生最为看重的“经世致用”,左宗棠忠君,因为君王能让他得以被起用并践行政治抱负,用余生演示爱国轨迹。说到底,还是为他的爱国主义服务。

左宗棠的爱国毋庸置疑,早在二十出头时,他就一直钻研国家地理,对国家山川河流铭记于心,对各地水利、民生都有所了解。他看不得民生疾苦,他看不得国土被侵占,他希望民富国强。从他的经世致用学地理、事农著书,写诗感怀心忧天下,到后来平定内乱收复新疆,以致临终因为《中法条约》签订造成国辱不能消除而遗憾终生,等等行径,我们都能看到、感受到他的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正如现代诗人诗曰“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对于国土的深爱造就了左宗棠卫国利民、驱除外侮的爱国心,也造就了他传奇的政治和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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