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评价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在一份文件中,这个第九条只有一句话,篇幅不到第二条的1/21,第十条的1/17,第一条的1/14。邓小平如此看重这一条,可见知识、人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后来整理成两篇文章在《邓小平文选》上发表,一篇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篇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公开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施政纲领”的意义。可见,在复出前夕,邓小平重点考虑的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知识人才。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

邓小平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半个月后,即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出席了一个由中共中央组织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是33位著名的专家教授。在座谈会的前四天,邓小平除了说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外,就是用心地听,不插话,更不作指示。每天上午8点半按时到场,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傍晚时分散会才离开。这种表现,本身就是对知识人才的一个极大尊重,高层领导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能耐心听一两个小时意见的领导,就能被人视为好领导。特别是在当时,专家教授还是专政、改造对象,“臭老九”,一个“小将”就可以把他们喊去训上半天话。中共中央组织这个座谈会和邓小平如此专心致志地倾听意见,在当时更是有如春风,温暖和鼓舞了很多的人。笔者再次认为,“春天的故事”是从科技教育领域开篇的,而开篇语就是这个座谈会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www.guayunfan.com)8月8日,邓小平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众多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发表在《邓小平文选》上的还有6600多字,是邓小平罕见的几篇5000字以上的讲话之一。对这篇讲话,邓小平自我评价道:“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讲话呢?

文革时期,曾有这样“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经毛泽东同意后,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方式由中共中央于1971年8月13日正式批发至全国。对这“两个估计”怎么看,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按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敌对势力,是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永世都不准翻身。

在当时的条件和场合下,邓小平的“八八讲话”没有点名推翻“两个估计”,但做了一个新的“估计”。他说:“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路线又称‘黑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句常用语在这里可是非同小可,即不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意义同前,即不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用正面肯定十七年和知识分子的方式,实际上推翻了“两个估计”。

一个多月后,在批判“四人帮”过程中,经有关当事人揭露,证明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邓小平找来思想仍未转过弯来的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正式点名批判了《纪要》。并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不久,有关部门从“四人帮”重要党羽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毛泽东在1971年对教育工作所作指示的记录,其中的两条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有了这一重大发现,“两个估计”不但完全被推翻,而且成了“四人帮”玩弄的一个阴谋。于是,从1977年11月开始,报刊上正式批判“两个估计”,这就在一个重要方面突破了“两个凡是”,给了“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也提醒了广大群众,所谓“两个凡是”并不一定真正的是“凡是”,符合自己意图与利益的毛泽东的指示“凡是派”就宣传,不符合的就隐瞒,就篡改。这方面的事实,在当时对推翻“两个凡是”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邓小平的“八八讲话”,不但实际上推翻了“两个估计”,在一个重要的具体方面对“两个凡是”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从对科技教育工作的定性、体制、机构、后勤、工作制度和学风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做了多方面的部署与安排。

例如,座谈会上,一位科学家反映,在农科院,在试验田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邓小平“八八讲话”明确地回答说,“这真是怪事”,“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庄稼,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再如,当时政治学习多、会议多、运动多、体力劳动时间多,科研人员很恼火,因而强烈地提出了科研人员一周要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的要求,即一周六个工作日,除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外,其他五天要让科研人员进行科研。对此,邓小平不仅同意,而且加上了“至少”两个字,并说:“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

……

上述一切,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多少还有点可笑,在当时则是一些重要的思想解放和重大的改革举措。现在,“两个估计”、“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六分之五”之类问题当然已经不存在,但科教领域深层次的问题,观念、投入、体制、机构、后勤、学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并不少,有的比过去更严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落实起来,会涉及到很多、很复杂、很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社会关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不但对经济发展和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同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大改革。邓小平亲自领导科技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以知识人才为重,以此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包括像“两个估计”这样的政治大问题,也包括像“六分之五”这样的具体问题,才是正确的。而以其他方面的考虑为重,轻视知识,轻视人才,则是错误的。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抢夺人才的时代,特别是如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还是经济人才最重要,其中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人才特别重要。在发达国家,企业通常是一个最集中、最大量需要人才同时也产生人才的最主要的领域。20世纪初,梁启超等中国人到西方各国游历时就惊奇地发现,西方各国,最优秀的人才是企业家,政治家等人才反而次之。中国大陆,由于长期的“官本位”、“学而优则仕”、“抑商”和计划经济,企业人才极为缺乏,迄今为止还没有谁称得上世界级的大企业家,企业家也不多,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经济风云人物倒不少,但其中不少都是“短命英雄”。因此,中国如果不特别尊重企业界的人才,不产生大批企业家、管理家,现代化建设很难有大的成就。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产生了一批大企业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前离开了中国大陆,只有少数留了下来。

1978年2月,邓小平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新当选的副主席中,有几名引人注目的原工商界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是荣毅仁。

50年代,毛泽东曾要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小平选择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是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荣毅仁于1959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此次出任,也是邓小平提出并和中央其他领导反复协商才解决的。荣毅仁是有名的“红色资本家”,对新中国做了不少贡献,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交往,但在50年代和“文革”中同样也受了不少委屈,吃了不少苦,均被审查、批斗。此次复出,他很兴奋,曾写了一首“不甘伏枥添砖瓦”的诗,以“致欢欣之忱”。根据当时的形势,重获重用的荣毅仁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荣毅仁已经不是企业家,而成了一位省部级高级干部,自1957年后,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还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工商联、民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担任了一些职务。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上了一个台阶,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重办公司,即使现在也是惊人之举,当时更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劝告下,荣毅仁一时还难以决定。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找来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5人,说想见见他们,想和他们谈谈。谈什么,事先没说。但五人都是工商界领袖人物,谈什么,也用不着说。接到通知后,五人聚集在胡厥文家进行了商讨,并写了建议书。见面后,邓小平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要改革,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希望党外人士也行动起来,党中央对你们寄以厚望。听说你们对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多出主意。

就像知识分子一样,当时工商界人士同样也有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邓小平当场进行了肯定的回答,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摘掉他们资本家的帽子。这一承诺,后于1979年11月由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得到了落实。

当时,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还只有全民、集体、个体三种,其中个体尚处于恢复之中。但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落实政策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对荣毅仁创办国信的设想,邓小平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等工商界领袖人物,海外关系甚广。荣家在海外的亲属就有400多人,不少是企业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邓小平启发他们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

邓小平还请荣毅仁等五人多做工作,推荐人才。推荐“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干的人”,“有本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只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有能力的”,国内国外的人,“都可以用”。

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5人,此时年龄都比较大。周叔弢88岁,胡厥文84岁,胡子昂82岁。谈话后,邓小平和周叔弢、胡厥文、胡子昂等老人相互搀扶着,像兄弟老友般地走进餐厅,共进午餐。

此次会谈后,“五老”一方面向广大工商界人士宣传传达,一方面采取行动干了起来。荣毅仁不再犹豫,在和几位老友商谈后,亲自起草了创办国信的方案,由其夫人誊写,报告给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获得了他们的欣然同意。并率团访问了联邦德国、瑞士、法国的20多个城市和50多个企业,向国际工商界透露了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的信息,并同他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79年10月4日,一家新型的国际性金融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前后,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这些公司本身成就显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最为有名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已成长为资产上千亿人民币,员工数万的大公司。更为重要的还是透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几番风雨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终于出现了“公司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潮。

在重视企业家方面,邓小平另—个突出表现是对外国著名企业家的尊重。

1979年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得克萨斯州。在欢迎晚宴上来了一位来自加州没列入宾客名单,自己机智地“混”进来的美国企业家,哈默。邓小平一见到他,就高兴地说:“不必介绍哈默博士了,我们都知道您,您是在苏联急需帮助的时刻帮助列宁的人。现在,您应该到中国来帮个忙了。”

哈默,1921年在苏联成为美国第一位承租苏联国有企业的商人,后在苏联居住9年,与列宁有交往,曾被列宁称为“同志”。此后一直在苏联投资,因而在美国也就是一个“问题人物”。邓小平访美期间,哈默多方活动,没有得到拜会邓小平的机会。此次他的一个部属首先让自己的名字列入宾客名单,然后由哈默顶替入场,这才使哈默得到了见邓小平的机会。邓小平对这种内幕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了也没有理会。不但在介绍时做了热情的表示,而且把哈默请到自己的包厢,与之进行亲切会谈,希望他来中国投资,向他了解当年列宁在吸收外资方面的政策和做法等等。哈默同意来华投资,但此时他已81岁,往来不太方便,希望能坐私人飞机来中国,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邓小平当场答应这一要求。哈默的私人飞机后于1979年5月开到中国,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在煤炭、石油、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四项合资经营初步协议。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山西安太堡煤矿,总投资额6.5亿美元(哈默出资2亿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直到90年代初,这个煤矿仍是中国合资企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同时也是“三资企业”中创汇第一的企业。后来,邓小平先后于1981年7月、1982年3月和1985年6月在北京亲切地会见了哈默。对这些破格的礼待,哈默深为得意和感动,他写道:“每当我来到中国,看到她的无限机会和资源,感到整个新的开始的气氛,我的心理感觉就像我23岁时在列宁的苏联感到的一样。”“一个以如此饱满的热情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紧张忙碌地从事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于藐视那些干瘪瘪的经济统计数字和人们捕风捉影的预言的。中国一定会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我对此毫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