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_顾准追思录

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_顾准追思录

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出现，当然有特殊的主客观条件。革命胜利了，作为革命者的顾准，却要受革命的苦难。从“三反”，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大的磨难他就经历了三次，并且戴了两次“右派”帽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吧。这种受难，这种异化，全国成百万成千万的人经历过。可是他们，也包括顾准在内，恐怕谁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又是马克思说的：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于是，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可是，就知识分子来说，在受难后的思考，一般不过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乃至有“原罪感”，想不通也得想通。而顾准的思考却是大异其趣，他始终在思考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人们习惯地不思索就接受了的一些成说，对于一些几乎被看做无须加以证明的公理式的成说，他都重新思考，提出质疑、补充、限制和修正。

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书了。我也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20世纪80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50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人，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呵，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不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还读中外历史、政治、哲学和自然科学，他的英语很好，有不少译著。他着意研究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历史，《顾准文集》中第一部分即十几万字的《希腊城邦制度》。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研究老子、孔子和韩非。他的知识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www.guayunfan.com)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火刑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