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藏志经过及特色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任先生藏志经过及特色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任凤苞先生生于官宦书香世家，自幼良好的文化教育，养成对书籍之嗜好，他说：“凤苞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书，长随宦辙，获奉教于当世贤达，始稍窥学问之藩。”（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表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教育促使他对书籍之嗜好和学问之长进。起初他收书从阅读兴趣出发，凡经、史、子、集广收博采，无特定目的，不久即发现，“古今载籍极博，一人之所得殆真如饮河满腹之各有分限存焉。即其所得而终身研求之有不能尽，况过此哉”（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这就是说，古今书籍太多，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以个人能力，譬如饮河，能吸纳几多，即以终生追求，也永无止尽之时，如此泛滥无归，不如有目的地专收某一类图书。于是逐渐专注史部，然史部书亦太多，又约束专收史部地理书，地理书亦不少，收不胜收，最后把收藏重点限制在地理书中的方志一类，终成海内藏志第一家。

任先生何以最后钟情于方志收藏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基于对方志的重要价值认识。他说：“窃念方志一门，为国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宏，风俗土宜之纤悉，于是备焉。”（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方志亦称地方志，是以一定行政区划为范围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记载，它起源于古代的地理书和国别史，由汉唐时代的图经发展到宋代方志定型，明清为其鼎盛时。从全国性一统志、省通志，到府、州、厅、县志乃至乡镇里巷志书，各体俱备。它既是“一方之全史”，又是“国史之要删”（清章学诚语）。它记载的资料，上可供编纂全国历史之素材采集，下可检各地沿革、建置、山川、物产、赋税、人物、风俗、语言、遗闻、轶事，而且有“地近而覈，时近而真”的特点（清洪亮吉语）。用今天的话说，方志既是“史料宝库”、“百科全书”，同时又是人们怀土爱乡的寻根情绪之凭藉。

其二，鉴于清末民初我国方志的大量外流。在历史长河中，方志的重要价值并不是一下子为人们所共认的。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创立“方志学”，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方志的认识，推动了方志的编纂、收藏和利用，然而直至清末，诚如任先生所说：“敝习相沿，视等具文，白苇黄芽，芜滥极目。”（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很多学人，甚至一些著名史学家，仍以方志“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多的人把它看成地方青吏的“计簿书”、“下邑陋志”、“断烂朝报”而已，所以自宋以来除极少数藏书家间收藏志书外，绝大多数人将方志摒弃在收藏之外。尤为严重者，清末民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我国国力衰弱，民不聊生，社会动乱不已，大量的中华民族文化典籍被外国列强偷盗、掠买而去，方志更是他们攫取我国各地情报的首选资料，日本人在北京设有东方文化图书馆，就是专门收掠我国方志的机构。当时的北京琉璃厂书肆，竟然将方志堆成一堆，以手杖量之论价。在这种方志大量沦于异域的情况下，任先生以一腔爱国热忱和对中华典籍的深厚感情，从事于方志的收藏，尤显得可钦可佩，难能可贵了。(www.guayunfan.com)任凤苞先生别具慧眼，确定以方志专藏以后，从清末起，凡三十余年，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他的好友张国淦说：他“瘁其心力，以专致者三十年，闻有异椠珍籍，虽在窎远，必百方钩致而后快”（张国淦《方志考稿（甲集）序》）。任先生自己亦说：“所未见者，百计访求，友朋驰讯，必以相属，北极穷边，南届海澨，邮裹络绎，寝以日多。”（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为了广泛收集方志，他除在京津两地古旧书店、冷摊荒肆觅求外，还发动各地亲朋故友、银行职员四处代为购买，他的同乡、著名法学家沙彦楷就是其中代为尽心搜集者之一。一些书商知其好收方志，亦往往挟书登门求售，络绎不绝。

为收藏方志书，任先生毫不吝惜资金，据传他以1000元的高价收得明版《（隆庆）云南通志》，而以两根金条的代价收藏的明景泰刻本《环宇通志》，更包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该书在《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等诸家书目中均未见著录，传世极为珍秘，民国初年发现河北省真定县某士宦世家居然有此书，而其后世子孙不懂书，某日拿这套《环宇通志》至真定求售。书贾懂行，许以三五百元的高价，使售书者甚感震惊，大出意外，始觉此书奇货可居，说什么也不肯出售了。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书主人迁居北京，待至诸子析产分家，此书作为家庭重物每人分得数册，使这部本来完整的书顷刻支离分散。不久，这些收藏者家境窘迫，陆续分售给琉璃厂书肆，文运堂、修绠堂、文殿阁等书店各得数册，任先生获知后多方托人设法说合，后经文运堂店主王朋九之手，各家一起售与任先生，该书40册完整无缺，一时传为书林佳话。

任先生在收藏中特别重视罕见的重要志书，即使残缺不全的，片纸只字，亦珍如拱璧，设法罗致架上。他的“三残书屋”就是源于他收藏的三种残本总志而得名，这三部书一是清蒋廷锡、王安国等纂修的《（康熙）大清一统志》，该书始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中经搁置和人事变化，历三十余年最终也未完稿，存世的清内府开化纸红格抄本如凤毛麟角，任先生有幸收得该书13册，内容是河南、湖北两省府州县，而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下同）今只有两册，内容为辽宁省的州县，数量不及任藏的六分之一。二是清钱名世、汪士鋐等撰的《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清康熙内府武英殿刻本，任先生收得原刻18册，此外无原刻本流传，北京图书馆所藏也只是据原刻传抄的清抄本。三是清揆叙等纂修的《皇舆全览》，原书35卷；清康熙内府武英殿刻本，任先生收得原刻22卷，23册，此书今上海、辽宁图书馆各藏稿本一卷外，也是世无别本。类似此种珍贵的残本志书，不是有心且不惜重金的人，是很难搜罗到的。任先生拥有此三个残本很高兴，为此专门请人刻了一方“三残书屋”的朱方篆印钤于书端。

重视收藏孤本、珍本、专书是任先生藏志的第一特色，同时致力搜罗清乾隆以后乃至民国年间编纂的省府州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则是第二个特色。此前公私藏家对于志书收藏重远轻近，厚古薄今，如北京图书馆多收清乾隆前的历代志书，而于乾隆以后的志书颇不顾及；一些私家对于乡镇志、乡土志书，多不屑一置。任先生则不然，他收得清嘉庆以后的志书多达1704种，占整个藏志的近百分之七十，其中民国志达210种、乡土志23种。

任先生如此量多、质精、类全的志书收藏，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而且也使我国志书连续性特征得以反映和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