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力挺_王憨山的事迹

交往与力挺_王憨山的事迹

阳光打在脸上，也打在心上，恕我无以为赠，今夜为你画上一茎花露，温一壶小酒，听风听雨，且过夜半。

有些话很现实，很通俗，它由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共同总结出来的。比如：朝中有人好做官。不管你如何清高，如果你不能理解这句话，你就会遇到比别人更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比你位高权重者，可以为你说话。

当年曾国藩，也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比如重臣穆彰阿、倭仁等人就十分赏识他。关键时刻能为他挺身说话。(www.guayunfan.com)因为，曾国藩无论多么强大，在朝廷面前，他是弱小的。

此时的王憨山也是一样，他一介书生，刚刚出山，更需要有名望的人来力挺。

因为任何人物的成长，基本是这样一个过程：默默无闻——奋发进取——取得成功——有人欣赏、有人排挤。

当你处于弱势时，有人同情，一旦弱者变强，就是另一回事。所以，一个人成名前，他的处境很微妙，一个人成名后，他的处境更微妙。

王憨山崭露头角，他需要有人替他说话。

王憨山出山后，湖南文艺界有一大批关爱他的人：政府领导、文艺界领导、媒体记者等等。而当时由莫应丰、陈白一、杨福音、黄定初等人亲自送王憨山回乡，则传为文艺界的佳话。

时任省文联领导陈白一（左三）、莫应丰（背对者）与杨福音（左二）等在王憨山家过午，帮着王清理画稿。

他们来到保丰乡下，正是端午节，一班文人在王家看画品字，一起包粽子。然后，来到县城，与当时的县委政府举行座谈，交换意见，提出了“尊重王憨山，扶持王憨山”的主张。

由此，使家乡政府更加认识到王憨山的价值。此后，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为王憨山这支刚破土的春笋施肥鼓劲。

可惜的是，这其中一位——才子莫应丰——不幸早逝，这位爱才的作家，与王憨山认识不到两年就过世了。

1989年2月，当王憨山赶到莫应丰的病榻前时，两人万语千言，无法从容再叙，执手相看，热泪长流。

莫应丰说：“我无力再支持你了。命也。”

王憨山说：“我也是……命也。”

1987年秋天，王憨山迎来了画展之后的一个转机。一个叫宋平的湖南电视台记者要为他拍一个专题片。宋平此举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李潺的支持。

长期无人关注，一下子来了省城媒体的记者，王憨山很高兴。他是一个很少面对过镜头的人，不知这专题片要怎么拍。

宋平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平时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不要管我。

王憨山自然了。他的日子可算是劳逸结合，早上起来，各处走走，但要是看到了十分有趣的东西，比如群鸡啄食，他就喜欢像孩子一样好奇地蹲下来观察。走一圈回来，就动手画画。孩子们喜欢这个老头，有时跑来缠着他说故事，他就停下来说一段故事。如果下了一场雨，他就不画画了，喜欢扛着一张网，到河套里去捕鱼，而身后永远有他的忠实伙伴——一条大黄狗，以及一群小孩子尾随。

宋平太高兴了，这样的专题拍得十分顺手。王憨山几乎是一种陶然乎乐的心态，生活在没有工业污染的乡间，而淳朴的民风，使他没有任何做作与浮躁，他真的像一个老农，悠然生活在保丰这片宁静的乡下。

不久，专题片的初样出来了。画面十分优美。

但有一个人不满意，就是杨福音。杨福音对宋平说：“你表现的只是王憨山的生存状态，但生存状态之后的意象：如画家的生存价值、内在精神更值得表现。得重拍。”

这部重拍之后的专题片，于1999年获全国优秀专题片奖，杨福音的参与无疑功不可没。这个片子的解说词是杨福音等人亲自执笔的。

杨福音在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妨摘录如下：

中国文人画延续到今天，卓有成就者已是凤毛鳞角，四川的陈子庄，江西的黄秋园，两位都在创作的鼎盛之年先后过世，实乃画界之憾事。然而，江山一代人才辈出，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位隐居山野、超脱尘俗的画家——花鸟画家王憨山。

1987年湖南电视台《花鸟画家王憨山》摄制组宋平（右一）、陈克平（左一）、韩风（左二）在王憨山家乡合影。

杨福音首次鲜明地提出了“陈、黄、王现象”。这一提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富有远见的主张，它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了那么一些优秀的画家。

在笔者看来，杨乃王憨山的知音。

一个真正的画家之所以产生，与时代有关，回过头来看，无论是陈子庄、黄秋园，还是王憨山，他们都是在解放前接受了传统的中国画教育，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与时下某些靠吆喝搏出位的“画家”相比，此三子均是练过扎实的“童子功”的。其次，解放后，长期的“左”祸，使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长期冰封，他们长期远离当时画坛的所谓主流，从而主观或者客观上，他们画画，只能是真正追求心中的艺术，而不是功利。在没有诱惑的环境中，个性鲜明。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领域的解禁，让这些艺术家重新焕发了青春，其创作热情与艺术，如江河解冰，一泻千里。

杨福音在解说词中，透露了一层更深的人文关怀：四川陈子庄、江西黄秋园都没有在这大好时代一展身手，过早英年早逝了，死后才引起中国画坛的重视，而王憨山硕果幸存，希望中国美术界能关心他。

无疑，杨福音的声音，通过这部艺术专题片，让更多的人听到了、听懂了。这部片子于1988年先后在湖南台、广东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扩大了王憨山的影响。

不久，王憨山又遇上了另一个朋友邓伟。

邓伟，一个喜欢行走的人。当时中国普通人能拥有照相机，拿着相机到郊乡拍点风景的时候，他早已走出国门，他不是拍照，而是到国外的讲坛上讲学了。

他跑遍世界，给世界主要国家的政要拍过一百幅照片。

人生有许多事情生于偶然。邓伟偶然在专题片上看到王憨山，那些奇巧不凡的画作，与画家奇特的身世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当即给王憨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于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南一北，开始了书信往来。

王憨山是一个不喜张扬的人，他们之间的通信，极少有人知道。

邓伟忙着在世界各地跑，但他不忘与王憨山时常互通音讯。他总是惦记着那个久居乡下的南方人，在他脑海里，王憨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而总是无缘见上一面。随着通信往来的增多，邓伟才真正认识了王憨山不同凡人的精神世界。

直到1999年，邓王二人才终于在北京见面了。

北京，户外，1999年的春天，天气寒冷。

王憨山特意戴上了一顶毛线帽。照片上的王憨山目光望着远处，在遥望？在沉思？不得而知。但面容却透出内心的坚毅。历经沉浮，一生坎坷，王憨山总是一副憨厚之态，只有这幅照片，是那样的凝重，一瞬之间，将他真实的精神世界写在脸上——寂寞与光荣，有谁懂得他的痛苦与快乐？

这年秋天，邓伟到了湖南，他决意到双峰乡下去看望王憨山。他后来这样写道：

邓伟为王憨山拍摄的肖像

很多时候，我想起憨山先生，我会想起他“自醉山居蔬食饱，无事开门闲看蛙”的题句。想象一下这位陶然于乡村生活的老者，他的身世未必没有坎坷，未必没有颓然失落，但他举目望向田园和池塘，心中却是欣然的，一如憨山先生对于并不完满的生活，怀着爱和热情。

世界知名的摄影师邓伟，为王憨山定格了一个经典镜头。

在王憨山的交往世界中，可谓谈笑皆鸿儒，往来多名家，这无疑提升了他的人气。应该说，师大画展之后，王憨山的人际关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按照时下的人际关系学来说：你交往的层次，决定你的档次。

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王憨山依然只算个湖南名人。而且这个“名人”还局限于“圈子”。这个圈，包括两部分：一是湖南美术圈，二是老家圈。第一个圈子，按论资排辈的中国传统，他年龄占优势，但排名靠后。第二个圈子，说“名人”，不过是别人说他是名人，承认他出了名，在心目中还是王憨山，因为太熟悉了。

按到身边没有“名人”的定律，以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规则，王憨山在当地的生活改变不大。不像现在的“超女”，结果宣布的当晚，就可以享受“粉丝围得水泄不通”的待遇。

王憨山在当地人眼中很平凡，极少有人出钱向他买画的，如果想要，就上门索一张。不过，具有这种“超前”意识的人还不多。

在王憨山以后的日子里，谁有眼光呢？

有一群人，是个团体。

暂且不说。先说王憨山在湖南师大画展之后的日子。

一般说来，我们都喜欢用“趁热打铁”这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

比如，你上了春晚，第一件事是开博客，第二件事就是接受媒体采访，第三件事就是出来辟谣：“暂时没有离婚。”

总之，想弄得地球人都知道。

按理说，王憨山应该不断地搞画展，出画集，上报纸。趁热打铁，也弄个风风雨雨。至少，到长沙住下来，以便与此间文人墨客，士子骚人多有来往。

然而，王憨山的举动是：退守田园。

还不打紧。他几乎是闭门不出。

他要干什么？

练功！

这个时间段是四年，早在长沙举办画展回来之后的秋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好友杨福音，表达了自己准备闭门修炼的心情。他在信中写道：

福音同志：

由于你的大力援助与扶持，使我的展览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一定影响，在此表示感激。

展出至今，长时间忙于社会应酬，尽管画了不少画，也交了一些朋友，但于自己则全无长进，虚度了有用的时光。长此下去，前路确乎不堪设想。面临这种危机，我将下决心谢绝一般社会活动，锁门作画，用一或三年时间争取完成百幅新作上京展出，并取得一定成效，能否实现，则要看自己的决心与毅力了。

打算认真读点书，习点字，做点基础工（功）夫，决不可长期架空，自欺欺人。有个好友劝我要继续耐得住寂寞，休管它暂时的毁誉与荣辱。这确乎是我当前应抱的为学态度。但愿能继续得到你的帮助与扶持，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如果要描述这四年的过程，很枯燥。读书、写字、画画；比较、分析、拼接；思考、涂改、修正……

什么作画是快乐的、沉醉的、幸福的……统统都是瞎扯。

对一个永不满足的人来说：没有一张是最好的，只有下一张，下下张，也许是更好的。所以，全过程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不断地否定。

其中也许有一两回是满意的，是快乐的，但对整个过程来说，微不足道。

我自己也临过帖，临了一年，觉得没有任何进步，那种感觉可以用失望到发疯来形容。

后来一位道行高深的人告诉我。这是一个过程，进步是有的，很微妙，很渐进，你自己感觉不出来，这样坚持下去，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真的进步了。

不过，这个某一天，是在几年之后。

也就是说，在几年之内，你感觉不了这种渐进。所以，没有感觉的日子，是枯燥的。

王憨山与枯燥为伍，他开始猛读书，猛画画。

这个期间，据说他画过的草稿有三千多张。以四年算，每天要画三张。画三张也没关系，主要是不能老画一个主题，要创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构思。

六十多岁了。他还要发动第二轮冲刺。

他的目标是北京。

四年就被我这样一笔带过，我很想寻找到他更多的史料，丰富一下这段历史，但历史就是历史，真实到有点残酷。他除了非去不可的几次活动外，就在家闭门修行。

我后来读懂了这段历史，明白什么叫大气。

所谓大气其实就是沉得住气。

如此而已。

不过，很多人做不到。

所以，很多人在历史上，也仅如此而已。

1991年，王憨山从双峰出发……

他没有狂妄，仍然是怀着谦虚与求教的心情上路了。

如法炮制。他又前往北京“探路试水”。

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士人的做法。

最早发明这一方法的同志叫朱庆馀，唐朝诗人。他写过一首非常出名的七绝：“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然后，把这首地地道道的干谒诗——《近试上张水部》——呈给了张水部。

张水部是谁？当时诗坛上大名鼎鼎的张籍是也。张籍诗写得很好，又担任着主考官，朱庆馀才会有此一举。这首《近试上张水部》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张籍还为此专门写过一首七绝《酬朱庆馀》作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故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1991年夏，王憨山在株洲市文联贺安成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双峰县文联朱剑宇为什么没去？说起来不好意思，两个字：没钱。

王憨山去北京找谁？亲帮亲，邻帮邻，幸而在解放初期当了兵，那些人现在在北京，都成大画家了。其中一个是时任中国工笔画会长的林凡。热心的林凡，很快就为王憨山的画展开展了联络。一方面由他夫人联系中央美术学院，得到了时任院长靳尚谊先生的支持，定好在中央美院陈列室展览。另一方面，立即动手给王憨山画展写“前言”。林凡在“前言”中这样称赞道：王憨山，是真正楚泽三湘艺术精神的传人！

王憨山从北京回来后，就着手准备“赴京”面试事宜。这时，他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王憨山生前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票子问题”，等王憨山不要票子的时候了，票子就根本不成一个问题了。这真是一个两元悖论。办画展需要多少票子呢？按最简单的算法，出一本画册，租一个展厅，举办一个开幕式，请人吃顿饭，依笔者写书的这年头时价，至少也得二十万。

王憨山在1991年那个时候的画价是多少呢？三五百元一张。何况那个时候，许多人没有买画的意识和习惯。熟人就靠讨，生人就出点钱。这钱的问题，又摆在王憨山面前。不过，这时，他又“走运”了。遇上了一位文化人。此人姓覃，名晓光。当时是湖南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挂职双峰任副县长，分管文化。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深知文化是个需要“扶持”的艺术。他听说王憨山缺钱，就说画展一定要搞，钱嘛，我来想办法。他幽默地对王憨山说：“憨老，这次去的是北京，咱们就不能用麻袋装画了。”覃晓光为王憨山筹集了一笔资金，再加上各方支持，王憨山才有了文章开头所写的北京之行。

北京画展，前文写过了。如果再要回顾一下，就只能用“里程碑”这三个字才有分量。它是王憨山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

笔者没有去北京观看王憨山画展，但参加了由县文联举办的汇报会。

1991年12月下旬，双峰县文联决定向当时的县委政府申请，汇报王憨山在北京举办画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得到了批准。

会议在县委的一个小型会议室举行。

朱剑宇负责介绍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也十分高兴，指示要关心王憨山，支持王憨山，宣传王憨山。

1991年12月，广州电视台邀请王憨山去广州举办画展。当年12月16日，画展在广州江南大酒店的“艺术家画廊”开幕。

有了北京画展的成功，12月的广州，给足了王憨山面子。开幕式显得隆重而热闹。各大新闻媒体，甚至港澳记者也尽数到场。

“前言”由李正天先生所写，他用诗一样的短句，表达了对王憨山画作的敬重与推崇：

有的人很年轻，但画已经老了；

有的人老了，而画却十分年轻。

饱吸天地之精气，体悟时代之脉动，

吞吐深沉，笔力千钧，全无旧文人的萎靡。

这，就是王憨山。

在开幕式后，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广美教授纷纷发言。时任副书记、副院长的张治安将王憨山的画概括为八个字：力劲气厚，韵高情深。时任党委书记、院长的郭绍纲则称赞曰：有一种阳刚之气。而当时已有八十高龄的老院长胡一川则说：岭南画纤弱无力，没有中华民族的大气，王先生的画一到岭南，就像一股大风来了……

胡一川先生这句话，表达了他个人的一种看法，与北京的邵建武遥相呼应。但同样是说“一股大风来了”，胡的话却惹来了麻烦。因为他加了一种对比的修辞手法——“岭南画纤弱无力”。

岭南派没有说什么，因为岭南派也大度，能接受不同的意见，文艺主张百家争鸣。

但后来岭南派之外的“派”却把这句话强加到王憨山头上，说王憨山看不起岭南派。又惹出一场风波，待后再说。

王憨山从1957年起开始“嘿嘿嘿”，他“嘿”了三十多年，会随意说岭南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