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山造屋_王憨山的事迹

憨山造屋_王憨山的事迹

他在茅屋中流连，又在秋风中放歌，他只想有一片遮雨遮风的地方，让画不被风雨打湿。

1991年的北京、广州两地画展之后，王憨山名声日隆，这年冬天，按农历算，他六十八岁了。

和众多到了这个年纪的老人一样，他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站在年末岁初即将交替的晨光里，面对朝阳，他在心底默默地发誓：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吧。

是的，时光于他，珍贵逾金。(www.guayunfan.com)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张“请勿打扰”的字条，准备贴到门上。妻子摇摇头说：“别人要来坐坐，你贴上这东西。又是刚刚搞完画展回来，人家会说闲话的。”

不错，所居之地，仅仅是一个县城，老百姓不懂你那几张废纸的意义，有点身份的人来你这儿坐坐，依他们潜意识的习惯性思维，是看得起你才来。你却贴上“请勿打扰”，不是有点“自大”吗？

观众听王憨山讲解画作

王憨山环顾四周，说：“要有另外的地方作画就好了。”

妻子说：“是该砌几间房了。”

不管名声如何在外，他的居室之陋，堪称一绝：当时的老家籁乐第已经破烂不堪，无法住人。加上应酬日多，他就只好搬到县城来住——他领着七口人，先租居在一个叫白燕堂的地方，后搬至一处没有名字的地方，因屋旁有小溪汩汩流过，溪上有桥，他便给那地方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小桥头。

无论白燕堂还是小桥头，都不免于寄人篱下。王憨山也想自己造屋。一则七口之家，需要居住；二则想有个画室，有个明丽宽敞的展厅，朋友同行来了，边接待边观赏。所以，憨山造屋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居处，更是建造他艺术创作、接待展览的安身立命之所。

这个想法太好了！得到了家人的一致拥护。他准备倾其所有，在跨入人生七十之前，搞好安居工程，也算他的一项业绩，上对列祖列宗有所交待，下为子孙后代立个基业。

这栋房子的预算是五十万。

这时，他又遇到了革命的老问题——钱从何处来？

王憨山的北京和广州之行，赚了吆喝，却没有赚到大钱。而回到家乡，这儿经济又不发达。一是没几个人想购几张废纸收到家里，二是他的画价也不高。

说到底，远在北京的专家给了王憨山极高的评价，处在江湖之远的县城，人们远远没有认识到王憨山的价值。

他当时在家乡的画价，大约是二三百块一张（他的画以四尺三裁见多）。

即使是这个价钱，县城里主动来买画的人也不多。

通常情况下，他收钱少，而索画者多。

一个县城就那么几万人，拐上三四个弯，人人都是亲戚。听说王憨山的画能值几百块钱了，能搭上点关系的人，就到王家来坐坐。

不过，更多的人无动于衷，认为不就一张纸吗？有没有无所谓。

王憨山造屋，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的县委政府还是从长远与发展的眼光看待王憨山，同意无偿拨给他一块土地。而邻县的湘乡市委书记杨慕如也是个爱才的领导，愿意支持一些建筑材料。

但是，只有一块地，还远远不够。

五十万，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王憨山很有信心。一来，他身体一向很好，他相信自己是长寿之人，画家越老越红，今后有能力赚到这笔钱，所以，目前缺钱，可借；二来，画作也能卖到一些钱了，当时上班族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元，他一张画就可卖到这个价，一张画抵别人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工资，当然胆子就大些；最重要的是，专业收藏的队伍又补充了新鲜血液，比起零星散户，是个较为可靠的资金支持。

反正，他相信。这屋一定能造好。

这个分析确实正确。

在他准备造屋的时候，一个叫李湘平的粉丝却准备“卖屋”。

当然，李湘平“卖屋”与王憨山造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李湘平拿工资，人口多，他住挤点，没有关系，可以睡客厅。穿旧点，没关系，有穿就行。吃粗点没关系，不饿就可以了。可是，他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藏画要钱。

不收就是嘛，不行。他上了瘾了。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别人不敢做的行动——把老家的一幢房子卖了。

此举被熟人朋友认为：疯了。

不过，除了李湘平，这时，又出现了另一个也“疯”了的人。

此人姓蒋名国良。

蒋国良，湘阴人，当时供职于长沙一所高校。

蒋与王最早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其时，王憨山因师大画展之后，有些名气，应邀参加了省里的一次书画赈灾义卖活动。

蒋在认识王之前，并不热爱收藏，也不懂画。

他是1991年在省文物商店看到过王憨山的画作。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当时觉得很亲切，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些画，一下就吸引了我。”

一个对美术毫无兴趣的人，竟然被那些亲切的画面吸引了。于是蒋国良对这个叫王憨山的人充满了好奇。他利用在高校工作几十年的便利，多次托双峰学生打听王憨山。

很遗憾，很多本地人并不认识王憨山。

直到1994年，他才通过一位朋友收藏到了王憨山的一张画。

1995年，长沙。省里组织一次赈灾义卖，省内有名的画家都应邀来作画。

王憨山虽然有名气，但出道太晚，他被安排在三楼作画。

一楼挤满了看画的人，二楼三楼相对清冷。

蒋国良知道了这一消息，就骑了辆单车跑去，一进门就打听王憨山。有人告诉他，王憨山在三楼作画。

蒋国良第一次见到了王憨山。他守着王作画。

“我太喜欢这些画了。我决定全部买下来。”蒋在接受采访时说。

于是，他做了第一件“傻事”，倾其所有，花了一万二千元买下王憨山的画，一共二十多张。

当时王憨山书画作品市场不大，于是很多人说蒋做了一件很不值得的事。

从1995年起，他们开始正式交往。蒋国良渐渐从王憨山手中买画。

1995年8月，王憨山因建画屋，严重缺钱。他对蒋国良说：“你能不能支持我一点？”

蒋国良一口答应。

蒋也是工薪族，哪里有余钱。他也做了一件极富风险的事，从老家信用社贷款八万交给王，说：“借也可，以画相抵也可，先拿着用。”

此举让学校同事大跌眼镜。因此，蒋国良在学校获得了“疯子”的美称。

1995年12月，王憨山认为蒋国良为人诚实，便与他签订协议，蒋国良成为王憨山书画作品经营的唯一代理人。在王憨山逝世后，他还赞助了《憨山不死》、《王憨山画传》等书的出版。

在王憨山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是真正认识王憨山书画作品艺术价值的人，他们冒着风险，或借，或以画相抵，或现金收购等多种形式，成为建造憨山画屋比较固定的经济来源。

特别是蒋国良的加入，他是首位以经纪人形式代理王憨山书画作品销售的收藏家，在画家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王憨山有理由相信，这画屋一定会建好，自己一定会有个安居之所。

画作能卖钱，少了可以借，水泥钢材有人支持，基建队只要出钱就帮你建。万事俱备，就等选个良辰吉时，奠基！

但，并非这么容易。

王憨山造屋，前前后后，竟然花了四年。

在艺术创作的世界里，他是大师，但在造屋这些俗务上，他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

首先是选址，先经国土规划等有关方面同意，再经县里领导拍板，已是万事俱备，却又因为某些变故，选址最终被否决了。站在历史的今天，回顾一下得失，我们不能说谁错了，谁对了。

一拖就是几年。憨山画画也没心思，总是牵挂。但建房又没定地址，奔波说情没用。

最后没办法，只有一种选择——换址。

经历选地，与当地村组协调，颇费了一番工夫。然后才请了建筑队施工。本来，有了建筑队，你造你的屋，我画我的画。王憨山不用操心了。但王憨山苦了一辈子，于金钱的花费上实在没有大家气派：他要算，一分一厘地算；他要省，一砖一瓦地省；他要参与，担心包工头造得不合自己的意愿。

从这点来说，他是一个朴素的乡下老农。

为此，不得不花去他很多的精力。

人生两大幸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旧时所谓金榜题名，因为太遥远，几乎与乡下人无关。乡下人的三件大事就是结婚生崽砌屋，都是花力气和精力的事。王憨山以风烛残年之躯，来完成最后一件大事，不仅花费了他的时间，也或多或少消耗了他本应用于艺术创作的精力。对于古稀之年的艺术家来说，等于一次远征——与艺术无关，却又不得不做。所以，一切艺术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竹林七贤”搭个茅屋，隐居山野，醉酒而歌，何等潇洒。可惜，王憨山做不到。说到底，他一生不全是为了自己，数十年压抑，为家族的延续而奔波操劳，勉力支持是为了不被人见笑。而今终于要大展身手，为这个家族与家庭的荣光而活。让光荣成为王氏香火繁荣的标志。

人生何其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