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鸟兽散的六国_秦国的历史故事

作鸟兽散的六国

秦国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日渐富强，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而东方的六国，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个来自西陲蛮夷的切身威胁。

但是，秦国要想吞并六国也不像吃顿饭那么简单。东方六国在实力上虽然比不上秦国，可是加在一起，那势力也是了不得的。正如苏秦所说的：“各诸侯的地加起来有秦国的五倍那么大，他们的兵卒加起来差不多也有秦国的十倍那么多。”(13)如果六国能像春秋时那样结成铁板一块的统一战线，“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秦国统一天下的野心就不会得逞。不但不会得逞，而且秦国这只猛虎也有可能被东方六国联合剿杀在笼子里。

这种主张六国联合的大战略，在战国时期被称为“合纵”。所谓“合纵”，包含两层意思：一、从方位上讲，南北为纵，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所以把他们的联合称为“合纵”。二、从实力上讲，秦为强国，六国为弱国。六国结合对付强秦，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强调方位，是为了突出文明的高低优劣。东方六国都属于周王宗室，文明程度比较高，是礼仪之邦；而秦国远在西陲，不讲仁义就算了，还专门拿砍人家脑袋当功劳，无疑是个蛮夷之邦。六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就是文明的国家一起来海扁流氓国家，名正言顺。六国为弱国，如果不联合、不结盟，一盘散沙，就会被秦国逐一攻破，最后都不会善终。而联合起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患难，同进退，对大家才是最安全的。所以，无论是从口号上考虑，还是从利益上思量，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都是必需的，就像当年诸夏各国联合起来对付戎狄一样。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也是如此。秦国最害怕的就是六国联合起来。据儒家的荀掌门观察，直到后来六国都被证明已经失去了单独抗秦的力量以后，秦人还是害怕六国狗急跳墙，被迫联合起来对付他。(14)但幸运的是，秦国所担心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六国虽然也进行了联合，也结成了同盟，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互相猜忌、同床异梦，直到大厦将倾，仍然是一盘散沙，对秦国根本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www.guayunfan.com)贾谊在《过秦论》中对这一局面曾经有过非常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六国不吝惜珍器、财宝、土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来替他们出谋划策，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往来沟通，还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最后仗着“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函谷关下，卯足了劲儿要跟秦人决一雌雄。来势之汹汹，大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气派。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等你们来打，可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的九国联军，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秦国不费一枪一弹，而各路诸侯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立刻作鸟兽散了，诸侯们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讨好贿赂秦国。秦人正好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一面追击逃亡者，一面驱逐败退者，杀得是天昏地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胜利了的秦人乘胜追击，宰割天下，而失败了的六国则吓得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就是俯首称臣。

为什么会这样呢？六国怎么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成了秦国砧扳上的肉、盘子里的餐？难道他们不明白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春秋时那样结成强大的同盟共同抵制外患？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需要到文化中去寻找根源。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也曾经面临一个结盟的问题。但和战国时期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结盟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制来犯的敌人，还要保存自己的宗法文化。在当时诸夏各国看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灭种”。而“灭种”指的正是宗法文化的崩溃和瓦解。宗法文化本来就是靠血缘纽带来维系的，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纷乱，诸侯国内部的篡弑暗杀，无疑给这种宗法文化来了个釜底抽薪。各诸侯国之间本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本是一奶同胞，情同手足，而现在却拼起了刀枪；在各个诸侯国内部，大家伙儿也变得六亲不认了，儿子为了上位，为了夺权，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父亲送上断头台。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战争不断，血光四溅，这哪里是什么文明国家的行为，简直连畜牲都不如！如果诸夏各国连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即使消除了外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春秋霸主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不仅要消除外患，还要解决内忧；不仅要解决肉体上的存亡问题，还要解决灵魂上的文化问题；不仅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要干涉各国内政，逼迫他们遵从宗法文化。所以说，春秋时期的诸夏同盟，不是松散的利益集合体，而是铁板一块的文化同盟。当年，齐桓公以霸主的身份召集中原各国在葵丘会盟，订立盟约，组建了中原地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国家同盟。从盟约的内容上看，“攘夷”只处于次要地位，最主要的是各国都要做到“尊王”、“禁抑篡弑”、“裁制兼并”这三条。在齐桓公以后，诸夏同盟虽然不算是铁板一块，但却真正地做到了对外一致，最起码在文化上是这样。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必须参加到诸夏会盟中来，遵守他们之间的国际约定，认同他们所标榜的文化，否则就是寸步难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不管这种文化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它总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强大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之间得以认同的唯一平台。春秋时期的诸夏各国由于宗法文化的桎梏，相对都比较弱小，即使是当时的霸主，估计也无法和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相提并论。但是，正是有了捍卫自身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了“非我足类，其心必异”的危机感，他们之间的结盟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而战国时代的东方六国，由于丧失了共同的精神支柱，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文化根基，他们之间的结合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是最靠不住的。马克思同志指示过我们，利益的结合体，无异于把一堆土豆装在一个布袋里。丘吉尔也说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搞笑的是，春秋时代的诸夏同盟，强调文化而淡漠利益，到最后反而得到了利益；而战国时代的六国合纵，削尖了脑袋、拼了老命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还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历史总爱没事玩你一把，所谓“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用在六国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