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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的渭河水_秦国的历史故事

时间:2022-04-08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血红的渭河水商鞅的新法如果仅仅是通过“赏”来推进的,就只能算是政策,而不是法律,更谈不上是酷法。商鞅的新法也是这样,到处都是毫无弹性的强制色彩。结果,商鞅把这些“刁民”全部抓了起来处以重刑。当商鞅在秦国执政正风光无限的时候,有一个叫赵良的秦国人,已经向他敲响了警钟。不仅秦国会因为新法而走向崩溃,就连商鞅本人也会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结果,三个月后,商鞅被车裂而死,抛尸街头。

血红的渭河水

商鞅的新法如果仅仅是通过“赏”来推进的,就只能算是政策,而不是法律,更谈不上是酷法。因为那些不愿意领赏的人,那些甘于平淡的人,就不会被这些政策所打动。可是,商鞅的新法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的。它不仅讲“赏”,还要讲“罚”,不仅有“胡萝卜”,而且还有“大棒”。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就给你奖赏;而妨碍了国家的需求,等待你的就是严重的处罚。这样,秦国的老百姓前有进路,后无退路,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政府的号令。

比如,秦国的法律规定:那些因为慵懒而贫穷的人,要全部被收为国家奴隶。本来,贫穷是个人的事情,甘于贫穷也是个人的权力,国家为什么要干涉呢?因为在商鞅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工具,都是国家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都要自愿地为国家作贡献,配合这台大机器高速运转。如果你不识相,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对不起,只能剥夺你的人身自由,让你到皮鞭底下去工作了。

法律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惩罚的方式来体现的。商鞅的新法也是这样,到处都是毫无弹性的强制色彩。而且,这种惩罚根本就不是经济惩罚,而是直接摧残人的身体。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只有刑法,没有经济法,更没有民法。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让平民百姓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史记》中记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刑法条文多如牛毛,密如凝脂,处处约束,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有规矩,甚至在路上倒一点灰都会被抓起来,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褚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状。《资治通鉴》中说,商鞅执法严厉,处罚残忍,杀人无数,用刑无度,每年秋天都要在渭水河边处置犯罪的囚犯。因为杀人太多,渭河里的水都被染得血红。

商鞅能够狠得下心这样残酷地去执法,是和他对人性的看法有着密切关系的。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始终坚信人性是恶的,而不是善的。在他看来,人性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趋利避害的,喜好功名利禄而害怕遭受刑法,(7)所以,要想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无非有两个办法:要么用利益去诱惑他,要么用刑罚去压制他。当要鼓励百姓努力从事农耕和打仗时,不妨采取奖赏的办法。但为了制止民众去做有害于耕战的事,就必须采取惩罚的措施。也正因为人性好利恶害,所以只能用赏罚而不能用别的什么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离开了以赏罚为核心的法律,就好比你没有牛马来驼还要背着大包裹走远路,没有船舟来运却还想要过江河,根本就不可能成功。(www.guayunfan.com)在商鞅的眼中,有功论赏,无功论罚,就是把人还原成了一团赤裸裸的欲望。这种欲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名利的追求。对待这部分争先恐后扑向名利的人,只要扔块骨头,他们就会奋不顾身。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赏之以其所欲”。另外一种则是生理的欲望,也就是贪生怕死的生存欲望。既然人都怕死,怕被处罚,对付他们的办法自然是拿刀子吓唬。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所以商鞅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重罪轻罚”,也不应该“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而是要“轻罪重罚”。因为对重罪施以轻刑,那罪犯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而对重罪施以重刑,轻罪施以轻刑,那就难以遏制轻罪,而要是遏制不了轻罪,重罪同样也没有办法遏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罚,理由在于:对轻罪严厉处罚,轻罪就没有了。而轻罪没有了,重罪就无从谈起了(8)。新法才开始推行的时候,不是有一些老百姓纷纷议论新法“不便”吗?结果,商鞅把这些“刁民”全部抓了起来处以重刑。果然,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再说新法的不是了。

说到这里,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商鞅之所以不用文化教育、仁义道德来影响人,而是用劳苦、贫困、羞辱、刑罚千方百计地把人逼上绝路,是因为他把人当成了机器和动物。既然人的全部都是欲望,还要文化教育干什么,还要道德干什么?只要先把人像狼一样关进笼子里,等到他饿得红眼的时候,再拿一点功名利禄诱惑他,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商鞅所说的“先刑而后赏”。《淮南子・要略》说秦国的风俗凶狠强力,不讲道义而只讲利益,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

没错,孟子儒家把人想象成了天使,自然是迂腐了;但商鞅的法家把人当成了野兽,同样也是偏颇了。即使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你把他逼上了死路,他还不反抗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不管如何选择都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他们估计就要反抗了。新法虽然靠权力的高压在秦国顺利地推行了下去,也造就了“千人之诺诺”的大好局面,但是,它在将秦国推向强大和鼎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民众的生存底线,透支民众最后的忍耐。

当商鞅在秦国执政正风光无限的时候,有一个叫赵良的秦国人,已经向他敲响了警钟。他对商鞅说:“当年百里奚作国相的时候,从来都不坐轿子,夏天也不遮伞盖,出门在外,即不坐车,也不用侍卫带武器保卫。百里奚死的时候,小孩子都不唱歌谣了,捣米的人也不工作了。因为他们都很难过,知道国家失去了一个好国相。而商鞅你呢?出门都坐在结实的战车里,旁边守卫森严,刀光闪闪,兵士拿着长矛开道。如果没有侍卫,没有经过精心的准备,你连家门都不敢出。”最后,赵良得出了结论:“你要得到人们的拥护才有前途,不然的话必定失败”,“你要讲道德才会走向成功,靠拳头说话的人必定灭亡。”(9)不仅秦国会因为新法而走向崩溃,就连商鞅本人也会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可惜,当时的商鞅没能听得进赵良的话。结果,三个月后,商鞅被车裂而死,抛尸街头。

但话说回来,商鞅变法,终究让秦国走向了强大。这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也在历史的舞台上高速运转了一百五十年。他虽然把大秦帝国带到了低谷,但在这之前,却让他走向了鼎盛;他虽然最终摧毁了自己,但在这之前却锐不可挡地摧毁了六国。这就是历史。无论我们对商鞅多么厌恶,多么嗤之以鼻,但他还是胜利了,最起码在当时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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