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淋淋的人头_秦国的历史故事

血淋淋的人头

无论是奖赏还是刑罚，秦国都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的，绝对不会出现虎头蛇尾的事。斩获了敌人的人头，就等于看到了爵位、田宅和金钱，绝对不用担心政府不讲信用，给他们打白条，不兑现承诺。而违法犯纪的人，在做错事的那一刻就已经看到了皮鞭和刑具，甚至是血淋淋的鬼头刀，不会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秦国每打完一次战争，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处理善后事宜。这里所谓的“善后事宜”，不外乎奖赏那些有军功的人，处罚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军功需要衡量大小，而参考标准就是砍的人头数量。具体的做法是把所有砍来的人头公开展览三天，查对三天，确定无误后，再由将军把砍来脑袋的将士的名单报请主管大夫颁奖“劳爵”。

让我们想象一下秦国战争结束以后展览、查验人头的场面吧！所有的人头全部摊摆在操场上，龇牙咧嘴，血腥冲天，要是刚好是夏天，人头还会腐烂发臭，引来苍蝇和蚂蚁。然而，在今天我们看来万分恐怖的人头，在当时的秦国士兵那里，不仅已经司空见惯，而且还视若珍宝。别忘了，一个人头就是一级官爵啊，那是用生命换来的粮票。家里的父母、老婆和儿女，都在望眼欲穿，指望着这几颗人头糊口呢！就是因为这样，秦军将士从砍掉敌人脑袋那刻起，直到展览、查验完毕，他都会和这些血淋淋的人头形影不离。

说到这里，有一点让今天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两军交战，刀来枪往，生死也往往就在于一招一式的差错，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而秦国的士兵们，在斩杀了敌人以后还要俯下身子去割敌人的头颅，然后再拾起来把人头系在腰上或者绑在背后再去继续参加战斗。这个动作即使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不禁要问：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哪有闲工夫去完成这些个附带的小动作？而对方的敌人，难道会等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士兵割下自家兄弟的脑袋，捆绑妥当后，再去跟他对打？步兵要做些事就已经够呛了，那些乘车骑马的士兵就更难以想象了。难道他们每杀一个人还得下车、下马，等割完人头再回到车上、马上？(www.guayunfan.com)张仪在推销他的连横政策的时候曾经吓唬韩王说：秦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根本不穿戴盔甲，而是光着膀子轻装上阵，左手提着几颗血淋淋人头，右边胳肢窝底下还夹着一个还在喘气的。(4)这么说，确实有些夸张了。也不想想，如果秦国的士兵在战场真的是这个样子，还能继续战斗吗？

但话说回来了，要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去统计自己砍掉的敌人头颅，争议可就更大了。面对横七竖八的死人，你说你杀的，他说他杀的，虽然有将军、监臣、御史在高台上观察瞭望，也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斗杀场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千军万马混战起来，就是当代的卫星扫描录像也难以面面俱到地全部见证，何况是在两千年以前的冷兵器时代。

所以说，一些史书的记载有些离谱了。很有可能是汉朝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在为已经灭亡的大秦帝国恨得牙痒痒，才用文字和舌头进行口诛笔伐，极尽丑化之能事。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张仪那段吓唬人的话就是出自《战国策》，而《战国策》正是汉朝的官方知识分子编纂的。他们为了说明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惜颠倒黑白、以假乱真，真是龌龊至极。知识分子，有时候真的靠不住，而得罪这些知识分子，也是最不划算的。即使你的肉体已经没有了，他还能让你遗臭万年。秦始皇正是因为焚书坑儒得罪了他们，才遭到了后人的百般诋毁和丑化。这里，说秦国“尚首功”固然不假，但绝对不会荒唐到这样的程度。

何况，当时“尚首功”的也不仅仅是秦国一家。我们前面说过，齐国、魏国的士兵也是拿敌人的脑袋作为领取奖赏的凭证的。至于其他几个诸侯国，史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估计也差不多是这样。试想，战争结束以后，战场上铺满的都是横七竖八的无头尸，场面何等惨烈！

打扫战场的时候，辨认敌我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各国军士的服饰不一样，穿戴也不一样。但是，看着那些躺在冰冷战场上无头的秦兵尸体，又有谁敢保证他们的脑袋都是被敌方军士割去的呢？难道就没有被自己的战友割去脑袋冒功的可能？当然有。秦简《封诊式》中就记载了两则“夺首”的案例。一则说，有个秦军士兵用剑砍伤了得到敌人脑袋的战友，然后夺取了那个脑袋冒功邀赏。另外一则说，有个秦军士兵和另外一个士兵一起拿着一个人头告到官府，都说这人头是自己砍得的。经诊视鉴定后，发现这个人头情形有异，怀疑是己方军士被他们活活谋杀的。于是，受理此案的衙门发出紧急公告，通告各部队，如有失散的和迟迟不归的军士，速派人来辨认。

正因为这样，商鞅才要求必须仔细查对三天。而且，这个活动是严格按照程序透明进行的，任何人都不得搞暗箱操作，虚报战功。为了防止弄虚作假，朝廷还会派出国正监和正御史对战功的统计工作进行监督。国正监和正御史的权力直接来自朝廷，不受军方的干涉，和地方官吏也没有利益瓜葛，所以参与此项工作比较公正。发现瞒报、谎报者，可以立即制止，并对图谋不轨者进行严厉处罚，即使是将军，也不能网开一面。而且，国正监和正御史还要对军功统计工作的进程进行监督，不能拖得时间过长。该受奖的人，必须让他立即看到实惠；该受罚的家伙，那就立即正法，严明军纪。将军把砍回脑袋的将士的名单报上去以后，将士所在县的官吏一般要在三天之内兑现奖励承诺。超过三天，国正监和正御史就有权力把该县的四名主管官吏交给丞尉惩治办罪。

展览三天，查对三天，而后兑现奖励承诺又需要三天。也就是说，如此浩大的统计工程要在九天的时间内全部完成，效率之高，就算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其中的工作绝不是统计几个数字那么简单，里面还会牵涉很多问题。比如，军功的换算问题。我们前面说过，战场上的军功是可以用来折算的。一个士兵如果既立了战功又违法了军纪，就要按照军法进行折算，看看他是应该受赏还是受罚。还有，有的士兵可能还会放弃军功来赎回卖身为奴隶的亲属。这些工作也要在这三天内一并完成。而商鞅的新法就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讲信用，而且马上能兑现。

这就是“法治”的威力。每个人都处在法律的监管之下，没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即使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处于彼此的制衡和监督之中，不敢搞暗箱操作，从而保障了法律充分彻底地贯彻落实。当然，任何法律都是硬性的强制性规范，不可能将世间万象全部算计穷尽。正因为这样，从开始有法律的那一天起，就有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的人存在。就好像自从有了杀毒软件，就有了层出不穷的病毒一样。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拿今天的美国来说，它是当今世界上法律体系最为健全、拥有律师最多的国家，但它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但不管法律会造成什么样的漏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商鞅，轻刑重罚，几乎堵塞了所有的漏洞。因为他让那些试图钻法律空子的人感受到，做坏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还是中规中矩代价小些，最起码不用整天担心受怕，如履薄冰，承担让人无法喘息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