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煎何太急_秦国的历史故事

相煎何太急

但对于中原各路诸侯来说，抛弃宗法文化实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生存，就要让自身变得强大。而要让自身变得强大，就需要从一个封建等级国家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从贵族统治过渡到集权统治。而要完成这种过渡和转型，就必须抛弃宗法文化。

你要搞政治改革，不可能不涉及文化的转型，因为政治制度就是从文化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就像近代的中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一开始也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但后来还不是把矛头指向了文化？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哪个不是拿传统的文化开刀？对于春秋末年的中原诸侯国来说也是这样。他们要想富国强兵，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个不肖子孙，数典忘祖、抛弃宗法文化，把有才能的人纳入到政治体制，任人唯贤，颠覆贵族统治，打破封建制。这样，才能把权力集中到国家层面。

从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年代，那些生存下来的诸侯国，大多都完成了这种转型，可以算得上是识时务者。而那些看不清形势，死守着自己的文化不放的，或者被吞并，或者沦为附庸，最终变成了历史的炮灰。到了最后，诸侯兼并，彼此侵吞，战国的舞台上只剩下了七个大国。秦国就不必说了，长期住在西陲，也不和中原诸侯各国相一起开会通气，宗法文化根本没有扎根，改革转型当然是顺理成章。而对东方六国来说，宗法文化传统太浓厚了，他们在转型的道路上肯定不会那么轻松，而是要经历痛苦的蝉变。

有一得，必有一失。东方六国虽然通过转型变成了战国版图上的超级大国，但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宗法文化同时也土崩瓦解了。现在，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春秋时期那样标榜共同的文化精神了。至于“尊王攘夷”的口号，更是早没有了丝毫的威慑力和号召力。(www.guayunfan.com)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的国君在徐州开会，竟然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各国诸侯互相吹捧，彼此称王，那不是犯上作乱的大不敬吗？可是，这些诸侯就这么做了。不但如此，“称王”的运动此起彼伏，竟然还出现了高潮。与齐、魏同时，燕国、赵国的诸侯也称了王，随后是秦国、韩国和宋国。就连弹丸之地的中山国，国君也自称为王。看来，周天子的余威已经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尊王”的招牌再没人理会了，列强之间已经毫无遮掩地以狰狞的面目相对，以血染的锋刃相指，再不用寻觅题目，来为夺人家的地攻人家的城变着法子找借口了。到了公元前256年，秦竟然明目张胆地把西周给灭了，西周王还特意赶到秦国磕头谢罪，把所属的三十二邑、逃剩下的三万户人口以及剩下的宝器都献给了秦。同年周赧王死，但再没人去扶持他的继承人。周朝的残喘断绝以后，天下再没有天子，更没有王室，军阀之间的混战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既然没有了共同标榜的口号，六国之间的联合就纯粹是利益的博弈了。而利益的算计又让他们之间的合纵政策难以持久。一方面，除了那些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比如鲁、卫）以外，所有的大国都不安于维持现状，他们都想趁四邻不备的时候敲一笔竹杠，扩充自己的地盘。正如张荫麟先生所说的，合纵政策和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存在着根本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从而对合纵的态度也是冷热不均。齐、燕两国，距离秦最远；秦要是东侵，一时半会儿威胁不到他们。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于合纵的热情不是很高，顶多是喊喊口号。而魏、楚、韩、赵这四个国家，和秦国是邻居，秦的虎狼之师一出笼，首当其冲遭殃的就是他们。他们合纵的愿望最为迫切，但热情又不敢过于高涨，因为他们一旦和秦绝交，出了风头，万一援兵还没有到，而秦军已经大兵压境，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这四个国家又很容易倒向秦国，从而破坏条约。

如果说被逼无奈放弃合纵政策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东方六国的目光短浅、意气用事，各怀鬼胎、相互倾轧，就是自取灭亡，自寻死路了。他们合纵攻秦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彼此之间却已经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打得不可开交。对他们而言，自己的现实利益永远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吃一点亏就睚眦必报，看见一点利益就蠢蠢欲动，听见一点风吹草动马上改弦更张。难怪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就拿齐国来说，他本是东方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合纵攻秦，他应该当仁不让，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是，这个处于东海之滨的超级大国，非但不搞团结，还四处撒野，肆无忌惮地侵略他国。公元前314年，齐国乘燕王哙让位给卿相子之，而燕太子逆民意作乱的时机，出兵伐燕。燕人在这样内乱的状态下，连城门也懒得关。齐兵不到两个月就攻破了燕都，并且在那儿占据了三年，最后因为诸侯的胁迫才勉强退兵。当时，齐宣王对自己的这一战果还颇为得意，对自己只用了“五旬”就把燕国打趴下津津乐道。公元前286年，齐国举兵灭掉了宋国，紧接着又迫使楚国割让了淮北，他还向西入侵三晋，并且打算吞灭两周。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齐国不但自己元气大伤，还把东方兄弟国家的感情全都伤害了。尤其是燕国，对亡国之恨一刻都没有忘记。当时执政的燕昭王忍辱负重，筑馆招贤，摩拳擦掌，伺机报仇。机会终于来了，就在齐国灭宋大伤元气的时候，燕国联合秦、楚和三晋，大举伐齐。燕将乐毅率领大军长驱直入，攻入临淄，把三十年前齐军在燕国的暴行照抄了一遍。可怜的齐国，六七百年所积累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被燕军劫夺一空。齐湣王也被迫出走，最终被莒人所杀。在之后的五年里，燕军所向披靡，一鼓作气占领了齐国的七十多个城池，把它们划为燕的郡县。后来，田单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才抵挡住了燕军的疯狂进攻。再后来，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这个新上任的国君不信任乐毅，又中了田单的离间计，就让乐毅退休，而用一个蹩脚的将军替代他。乐毅一走，燕军就像枯草败叶一般被田单扫出了齐境。尽管齐国在田单的努力下最终复国，但也被糟蹋得体无完肤。此后直至灭亡之前，齐国都在关门养病，当年的雄风再也没办法重现了。

看似让人心惊胆战，但齐燕两国的恩怨情仇，只不过是东方六国之间相互残杀的冰山一角。至于其他国家之间的火拼，也是频繁上演。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有时候和人一样，总是对眼前的利益斤斤计较，而对长远的利益视若无睹。正因为这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才成了一句警言。尼采说，人都是犯贱的，没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猛醒的。所以，让人到优越的环境中去忆苦思甜，还不如让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这样，人的力量就迸发不出来。尼采的观点尽管偏激，但他对人性的洞察也的确算得上是真知灼见。

这里的六国就是这样，他们都知道秦国是自己致命的威胁，也知道只有六国联合才能活命。但是，死亡还没有到眼前，他们都没有切身的体验。而眼前的小恩小惠、小得小失，却是那么的实在和直观。于是，他们纷纷忘记了似乎还远在天边的威胁，争先恐后地去追逐眼前的东西，同床异梦，互相残杀，直到威胁真正迫近的时候，他们才恍然醒悟。可是，这种迟来的醒悟，不知道历史还会不会给他们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