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之历史渊源

腐败之历史渊源

腐败并不是在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才出现，在18世纪前的俄国，君王对其官员不发给薪俸，官吏依赖接受贿赂维生，只是在1715年开始，在彼得大帝学习了西方之后才向官吏发给固定的薪俸。但在封建帝国的沙俄，庞大的官僚机关在办事效率低下与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并不能消除普遍存在的腐败。

到了苏联时期，斯大林采用红色恐怖与利用革命初期的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官吏贪污腐败得以控制。但在“二战”后，由于斯大林对高度集权体制出现的种种弊端不思改革，从而在各级领导干部代表国家掌控与支配公共资源而广大群众又无权监督的情况下，窃取公有财产等腐败日益严重起来。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时期的腐败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特权阶层以权谋私。

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我们这里讲的特权并不是指对某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或一部分领导人给予较高的工资或待遇，而是指利用权力享受种种特权。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权表现在：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在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赫鲁晓夫时期，领导人的特权虽有些削弱，但依然存在。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开始悄悄地斯大林化。这期间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著名学者、苏联发展演变过程的目睹者阿尔巴托夫指出：“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1]在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www.guayunfan.com)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在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

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2]人们对特权阶层的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100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40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70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400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500万人。[3]

第三，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虽然在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人数这个时期多一些，那个时期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也称为“等级官员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在苏联时期曾任州委书记、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叶利钦自传》一书中，根据个人亲身经历对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特权加以揭示：“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为你享受的东西就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且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立刻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请求办理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还没有吩咐要办的事情。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衣服，请试试吧！非常漂亮的一套新西装就这样给你做好了。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们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他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每当政府的‘吉尔’车队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沙沙地飞驶而过时，莫斯科人通常停下脚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此刻需用敬重的目光瞧一瞧坐在小车里的人，而是由于这确实是个令人有强烈印象的场面。‘吉尔’车尚未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得到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驶。显然，党的高级领导们忘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信号灯、红灯这样一些概念。若是政治局委员出门，则还有一辆‘伏尔加’护卫车在前面开道。叶利钦谈到自己的别墅时叙述道：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4]。

法国作者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享受贵族待遇，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在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里写道：苏联已出现了“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攫为己有。”[5]

在斯大林统治的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甚至发生人吃人悲剧的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从1945年开始连续8年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费的时间比随便哪个国家领导人都厉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举着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费掉的时间”。“斯大林让我们没法工作。他那里的宴饮有时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晓前，有时甚至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夜，白天是无法工作的。”

事实上，苏联特权阶层享受的特权是很多的。那么，在苏联为何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让苏共党内少数领导干部享受厚颜无耻的特权制度，为什么要建立那种财富帮会式的官僚机构配给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6]。应该说，斯大林为苏共领导层提供的种种特权，是他建立的一种制度，或者说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一个内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高度集权，权力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后来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他掌握着主要领导乃至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这是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苏联剧变后，特权阶层中很多成员，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别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又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据一项调查，俄罗斯61%的新企业主曾经被列为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就是说，私有化为原苏共领导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从事投机，大发横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围绕公司控制权而展开了各种斗争。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对此坦言：“在证券私有化起步时，苏联的经理、厂长的第一次突破就是要把一切都据为己有，通过各种合法的和近似合法的途径把尽可能多的财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配合这项任务，他们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子公司及其下属的公司，积聚资金以收购财产。在许多情况下，钱被非法地转到这类公司和商行的账上：钱是从已被私有化的企业本身的流通中取得的。后来，这些钱被投到收购私有化证券上去。当某个时刻，即母企业进行证券拍卖的时刻来到时，他们便用私有化证券大规模地把工厂收买了。通过这种简单的行动，经理或厂长便成了实际的所有者。”

主要集中在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不顾广大民众长期受商品严重缺乏之苦，不顾人民为弄到一块面包和最起码的住房处于艰苦奋斗的境地，如此丧失道德地享受特权，如此无耻地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当人们了解到社会如此的不公这就使人们对苏共失去最后一点的信任。这样的党，怎么能不脱离群众，怎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呢，怎么能不垮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