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之化学反应方程式

同学们好，今天的讲题是“腐败之化学反应方程式”。在讲座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资料：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最后一个章节重点阐述了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建议，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被评价为近年来中央反腐倡廉最强音。随后一些高官因为贪腐问题纷纷落马，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效率之高、表达决心之强烈、办案结果影响之大成为舆论的焦点。反腐倡廉成为街头巷尾人民谈论的热点话题。

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工作呈现出一些新动向：^[1]一是短期组合拳和长期制度体系建设相结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轻车简从外出考察的举动不难看出，反腐倡廉从自身做起，打铁还需自身硬成为高层和地方的共识。二是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相互呼应。一些腐败分子因为被网络率先晒出贪腐证据、媒体跟进、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查实而纷纷落马。与此同时，制度反腐被党和国家提高到战略高度，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办法和灵魂。三是高层反腐和基层反腐同步推动。十八大之前中共中央对薄熙来严重违纪进行了严厉惩处，十八大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四川省委副书记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十八大前后民间反腐倡廉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建言献策的热情一天高过一天，凡是涉及反腐的新闻消息，都会受到高度关注和热烈评议，民间反腐倡廉意见和建议更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民间举报和提供线索数量也呈飞速上涨的势头。

截至2013年8月，十八大之后，有关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的新闻共有8起，涉及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周镇宏（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倪发科（安徽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四川省原文联主席）、王素毅（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委）、李达球（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衣俊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

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当前的腐败现象？如何预防腐败？本人将从犯罪学角度来解析最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犯罪。希望今天的讲座能拓展同学们的视野，更深入地去理解腐败问题。

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数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立法不可谓不严；另一方面，从个案执行来看，先后判处副部级以上官员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和郑筱萸等人死刑立即执行，执法不可谓不重。^[2]

然而，严刑峻法并未起到威慑腐败分子的作用，腐败犯罪依然呈高发态势，前“腐”后继现象大量存在。先看一组腐败犯罪的数据，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工作报告：五年来，检察机关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 787件218 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 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

再看一起前“腐”后继的案例：据媒体报道，河南交通厅16年落马4厅长，受贿30万涨到3 000万。^[3]（1）曾锦城受贿约30万。1997年10月，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有期徒刑15年。法院认定，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曾锦城利用其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人民币14.5万元、美金0.95万元以及录像机、空调、电视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价值人民币8.7万余元。（2）张昆桐受贿100余万。2001年3月，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交通厅原厅长张昆桐无期徒刑。法院认定，张昆桐在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副厅长、交通厅厅长期间，先后受贿21次，共计100余万元，另外还挪用公款10万元。张昆桐忏悔时说，在接受审查之初，就将这些不义之财如数上交，庆幸自己没有一分的挥霍，也才使自己的心灵有了一丝的慰藉。（3）石发亮受贿近2 000万。2006年8月，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法指定管辖的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法院审理查明，石发亮在任河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期间，单独或伙同他人为12个请托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先后23次收受贿赂款、物资合计人民币1 497万多元、美元48万元、港币36万元。案发后，上述款物全部追缴。（4）董永安受贿约3 000万。2011年12月，河南省检察院对董永安立案侦查。董永安被指控在其担任洛阳一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河南省安阳市政府市长，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的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现金1 631万元人民币、4万欧元、10万港币、1万美元、9.7万元购物卡、价值2.3万余元的金条工艺品五件；伙同他人受贿940万元人民币，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罪。2012年11月，许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贪官都有“廉政名言”。据媒体披露，之前“落马”的三任河南省交通厅长均有各自的“廉政名言”。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张昆桐一上任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张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

腐败不讲底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及金额越来越大；二是腐败官员道德越来越堕落。

先看涉案金额方面不讲底线的例子，最近有媒体列出了十大亿元贪官排行榜：^[4]

余振东。原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4.8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亿）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黄清洲。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贪污挪用公款13亿港元（约合14亿人民币），潜逃泰国，于2003年10月押回国。

陈满雄、陈秋园夫妇。原分别是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的经理与法人代表，挪用公款4.2亿元，陈满雄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秋园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石雪。原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临时负责人，兼任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贪污公款2.6亿，挪用公款近1.2亿（共计约合人民币3.8亿）；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贪污公款25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1亿多人民币、2 500万美元（共计约3亿人民币）；畏罪自杀，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成明。上海电器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与严金宝、陆天明共同贪污3亿元，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1.23万元（约合人民币3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许迈永。历任杭州市萧山县城厢镇副镇长，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公诉机关指控涉嫌受贿1.6亿余元，涉嫌贪污5 300余万元（约合人民币2.13亿）。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金鉴培。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贪污挪用公款18 836.75万港币，计人民币1.9亿多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陈同海。曾任中国石化董事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收受他人钱款折合人民币1.957 3亿；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守业。解放军原海军副司令员，索贿、受贿1.6亿；被判处无期徒刑。

再看腐败分子道德败坏的例子：

从反腐败的实践看，腐败分子找情人几乎成为常态，“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 “95%的贪官有情人”。^[5]不仅如此，腐败分子还闹出了“公共情妇门”事件。该事件女主角名叫李薇，33岁时的她在1995年认识并成为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李嘉廷案发后，李薇择良木而栖，搭上了在云南工作过的金人庆，通过金的介绍，攻上时任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等一个又一个高官的床笫。后经陈同海介绍转让给山东省委原副书记兼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同杜之间亦建立亲密关系，并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无论是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还是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李薇均有染指。原中石化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与妇人李薇结成了腐败同盟。^[6]

更不可思议的是，最近还出现了法官集体招嫖事件。2013年6月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明华接受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郭祥华邀请，前往南汇地区的通济路某农家饭店用餐。赵明华又邀市高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市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市高院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一同前往。晚餐后，以上5人又和3名社会人员一起，前往位于上海惠南镇的衡山度假村内的夜总会包房娱乐，接受异性陪侍服务。当晚，参与活动的一社会人员从附近某养生馆叫来色情服务人员，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郭祥华参与嫖娼活动。2013年8月6日晚，上海市纪委、上海市高院通报“法官集体招嫖事件”调查结果：涉事的上海高院4人中，3人被开除党籍、提请开除公职；1人留党察看、提请撤职。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及：腐败行为更加复杂化、隐蔽化，监督机制和预防腐败手段还不健全，揭露和查处难度加大。

正如某微博所说的《非主流反腐》：一靠媒体关注；二靠美女脱裤；三靠干女炫富；四靠短信外露；五靠情妇反目；六靠小偷入户；七靠二代跋扈；八靠烂尾事故；九靠访民拦路；十靠平息众怒。

媒体关注的“情妇反腐”现象也从一个从侧面反映了腐败查处难度大。所谓“情妇反腐”，是指情妇在一些反腐事件中的作用。2012年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会后，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对话时指出，不太主张说什么“情妇反腐”，“如果反腐都靠情妇，现在取得不了这么大成绩。”随后，情妇反腐一词成为网络热搜词汇。2013年5月12日，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带走审查，关于刘铁男的腐败问题，中纪委既已开始审查，其“落马剧”依然了无新意，仍是外养情妇、情妇反目、情妇举报的套路，成为公众看厌了的“情妇反腐”老戏目。

“上海风格”式的反腐更是说明腐败查处不易。上海法官集体嫖妓视频发布后，在网民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将这种方式总结为“上海风格”：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炸；二、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制；三、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有人将他归纳为“有钱、有闲、有毅力、有方法、有手段、有技巧”。

在选择预防犯罪对策的时候，必须以犯罪学为指导，坚持科学主义。一般认为，犯罪学是一门研究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预防对策的科学。在犯罪学研究的三项内容中，最为重要的是犯罪原因研究。只有知道了犯罪原因，才能正视现实中的犯罪现象，也只有弄清了犯罪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预防犯罪策略。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言：“很难想象，理论基础不牢固，犯罪原因没有搞清楚，在刑事司法和社会控制上能提出有效的对策来。”^[7]

犯罪学主要是以科学实证为研究方法的一门科学，然而，犯罪学在当代中国却面遇窘境：一是中国犯罪学从广博的传统文化中能够继承的东西并不多。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人文科学的研究，是注重思辨而缺乏实证。这一方面是由于除了“四大发明”之外，在自然科学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耀的成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实证研究更具有科学的“证明性”，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恐惧。于是中国文人只好在思辨的天空中争得更多的自由空间。^[8]二是由于中国犯罪学之发展的先天性不足，难成气候，不具有足够的实力来影响社会，更是不受权力部门重视。

在犯罪学领域，犯罪原因论学说众多，观点各异。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吸收了各犯罪原因论之精华，是一种整合的犯罪原因理论，具有强大的包容性。^[9]用该理论来分析腐败犯罪发生机制，能够比较合理地揭示该类犯罪的生成规律，可以为出台相应刑事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表述为：

在上述方程式中，“带菌个体”和“致罪因素”是引发犯罪行为发生的基本“元素”，这两个“元素”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带菌个体”与“致罪因素”发生作用，产生犯罪动机，具有犯罪动机的“带菌个体”在“催化剂”催化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犯罪。

根据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可以提出如下假定：（1）每个党员干部都可能是腐败犯罪的“带菌个体”，都具有腐败犯罪心理。（2）信仰缺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权力缺乏制约等是腐败犯罪发生的“致罪因素”。（3）打击不力是腐败犯罪发生的“催化剂”。

之所以这么讲，主要是因为腐败犯罪属于一种功利型犯罪，追求的是功利性利益，也即需要。“功利性利益指的是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要或为社会生活提供便利的经济利益、社会权力、社会地位与声望等，其中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即金钱和物质。”^[10]

人都有追求功利或需要的天然属性，党员干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有许多种，而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11]人的“欲求（也即需要——笔者注）分为基本欲求和二次性欲求两类。所谓基本欲求是指像婴儿那样所表现出来的欲求，叫做生物学方面的生存欲求。即使是成年人，处在一定的状态下，或者在一定的环境中也会产生与其他任何人都一样的某种共同的欲求。食欲、性欲、睡眠欲等就是其典型代表。但是，人随着自己的成长，通过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会产生新的欲求，我们把这种欲求称为二次性欲求。人的欲求的各种形态远比其他动物多得多。”^[12]这里的基本欲求是指人的自然性需要，这里的二次欲求则是指人的社会性需要。

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需要内容的无限性。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其他动物需要的一个重大区别。人的需要“除了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13]“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人几乎总是在希望什么，这是贯穿人整个一生的特点。而人因需求所引发的行动都趋于成为整体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安全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各种情况。”^[14]人的需要内容的无限性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内容的层次性，即需要有高低之分，当低层次需要满足后，就会产生高层次需要；^[15]二需要内容的多样性，即对同一种需要而言，“人有‘喜新厌旧’的特点，有不断发展其内容的要求。”^[16]

第二，需要满足的社会性。人的需要虽然来源于人的所谓“自然本能”，尽管“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但作为社会人，他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17]在人类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满足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需要的又一大区别。人的“任何需要都只能在社会中，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得到满足。脱离了社会，人或是不能生存，或是退化为动物，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其他选择。人满足需要的特有方式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最合理的社会中，一个人希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需要，也必然会受到同样希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其他人同样需要的制约，受到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受到由他人同样的需要和社会容忍度的制约，受到反映他人同样需要和社会容忍度的社会规则、社会秩序的制约。”^[18]

第三，人的需要满足具有自为性。人以外的动物的需要满足，都是按照自然界“预先设计”好的自然规则、自然程序而自在的存在和活动的，它们的需要与生俱来。而人却恰恰相反，大自然预先没有给人完全“设计”好人的需要“指令”，所以，人还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创造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把自己从整个自然界和动物界提升出来，成为世界上唯一靠自为而满足需要的动物。人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自己的劳动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第四，人的需要具有可变性。人的需要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也具有变化性。因为人不但有生物上的遗传和进化史，而且更主要的是人有自己的文明进化史，前人的智慧、经验、文化可以代代相传，不断积累、扩大，汇成加速向前的人的历史洪流，在人的历史进展过程中，人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很难想象现代文明人的需要与野蛮人的需要完全相同。

作为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需要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是中性的，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当人所追求的需要脱离了实际或追求需要的手段脱离了社会允许的范围，才可以表现出善与恶来，这时的恶便成为犯罪心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强化腐败犯罪心理的因素很多，这里列举两个因素（特殊的人为因素）。

一是贪内助。

贪内助是腐败犯罪心理强化剂之一。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必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一名腐败犯罪的领导，身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配偶，前者被称作“贤内助”或“廉内助”，而后者则被称作“贪内助”。

贪内助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不闻不问型：对配偶拿回的钱物不闻不问，只管花费使用，不究来源，明知是不义之财，非法所得，只要拿来了，就坦然受之。第二类是常吹枕边风，对配偶施加影响，乐于帮别人办事，以期得到好处，这是“贪内助”中最普遍的一种。第三类是见钱眼开，来者不拒，照单全收。第四类是利欲熏心，钱迷心窍，直接伸手捞钱。

二是“情人”。

“情人”是腐败犯罪心理强化剂之二。前面已经提及，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的人有“情人”。

贪官“情人”一般有三大特点：^[19]一是“情人”对贪官都是无情。别看平日里对贪官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一旦贪官“落难”时“情人”逃避得最快，而夫人则整天以泪洗面，遭受痛苦的煎熬。二是“情人”一般都比贪官夫人年轻貌美。如果说“情人”不漂亮的话，那她们一定是大款或者女强人。三是大多数“情人”精明能干，思想开放。她们当中有的是事业有成的大老板，有的是相貌娇媚、打扮入时的女郎，而夫人一般思想保守，打扮也比较落伍。她们有的是与贪官偶尔相遇相识，有的与贪官是上下级关系，有些则是因有求于贪官所分管业务。

这里的“致罪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仰缺失；二是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三是权力缺乏制约。

第一，一些腐败分子信仰缺失，没有精神家园。“没有信念，人会软弱无能、毫无希望，而且会对其存在的实质本身惶恐不安。”维特根斯坦说：“信仰是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所需要的。”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是的，人活在世界上，不能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应当有所作为，报效国家。这就需要有一种信仰作精神支柱。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信仰，才会有主导自己一生的精神支柱。^[20]邓小平说得好：“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他们拜金、迷信、贪色。

正如有人总结的，有的党员干部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心底却崇尚拜金主义；有的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求神拜佛，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东西；^[21]有的党员干部把党性放在嘴上，把女性放在心上……

第二，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所谓贪渎文化，指的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利益交换”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这一戒律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千里做官为求财”则说明中国人心灵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一种世俗的看法；“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使社会惩罚失去效力。现在的腐败现象只是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正因为有如此文化背景，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出现，才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22]

第三，权力缺乏制约。虽然政治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但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约现象依然存在。

制度也有好有坏，邓小平同志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也可以使好人变坏。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

以县委书记腐败为例来分析当前权力缺乏制约的表现。

正如一本专门研究腐败县委书记的书中所描述的：^[23]一些腐败的县委书记的用人模式是：把“县委组织部”的本质扭曲为“县委书记的组织部”。习惯的场面是，书记把组织部长喊来，然后说：“坐下，拿笔，记录。”组织部考察干部的秘诀是，只考察“书记提名或授意的干部”；县委常委们举手只举“书记认为非提拔不可的干部”，常委们最大的收获是“趁书记心情好的时候，也加塞式推荐一两个自己的亲信或心腹”。

这些县委书记的用人模式应对了一副对联：“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民间流传一句话“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一位前县委书记因为贪污受贿而判坐牢，他说从名义上讲，对一个县委书记有八种监督，但实际上到了我这儿就只有一种监督，就是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往往是最靠不住的。^[24]

腐败犯罪的“催化剂”因素，在于打击不力，即刑罚缺乏必定性。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对腐败犯罪打击不力，主要表现在腐败犯罪黑数高。犯罪黑数，是一个犯罪学的概念，又称犯罪暗数或刑事隐案，是指虽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予记载的犯罪数量。“从犯罪类型上看，腐败案件属于高暗数犯罪。”^[25]可以通过很多事实看此种现象：例如某贪官所言：“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没想到今天会轮到我的头上。”又如，广州白云区肃贪，区政府常务会议人数都不够。据报道，2013年6月20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年5月底，共立案查处该市白云区62名党员干部，其中涉及市管局级干部4名、处级干部19名、科级干部11名、村社干部28名。这对于白云区官场无异于一场地震。白云区包括常务副区长、副区长及原区委书记在内的3名主要领导涉案落马。广州市白云区常委、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副区长吴锦明，原区委书记谷文耀三人，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市纪委立案查处。白云区政府相关人士感慨：“现在区政府常务会议都不够人数！”上述三人未被查处前，白云区政府领导班子共8人，事发后，6名副区长中2人涉案，再算上此前被“双规”的白云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该区政府领导班子仅剩5人，减少近一半。^[26]

现在民间的一些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腐败犯罪黑数高。例如某微博：局长在五个副手中选接班人举棋不定。老婆出主意：考验一下看谁忠诚。局长深以为然，于是给五人分别发了短信：“东窗事发，有危险，速来救我。”短信发出后久不见回音。忽有人敲门，急开门。门口站着纪检人员：“你的四个副手已投案自首，还有一人自杀，你已被双规。”

为什么说刑罚缺乏必定性是引发腐败犯罪的“催化剂”因素呢？本人曾经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飞机失事理论”，该理论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飞机失事理论”被学生作为词条上传到了“互动百科”：（1）理论概述。飞机失事理论，是解释腐败犯罪为什么频繁发生的理论，衍生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书中关于“刑罚处罚不可避免性”的论述。（2）理论内容。飞机作为一种在高空飞行的交通工具，其失事往往是灾难性的，乘客的生还可能性很低。虽然飞机失事个案时有发生，但飞机的乘客络绎不绝。其原因在于：飞机失事的可能性非常低，概率非常小。由于失事概率小，大家就敢于坐飞机。衍生到腐败犯罪中，如果法律对于腐败犯罪的追究、处罚不彻底，那么腐败犯罪就像飞机失事一样，虽然事发具有毁灭性，但是事发的概率很小。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犯罪无法根治。（3）理论的着眼点。提高腐败犯罪的处罚概率，是降低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

根据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腐败犯罪生成的因素包括“带菌个体”、“致罪因素”及“催化剂”三个方面，在制定预防腐败犯罪策略的时候，就必须“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如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所示，控制“带菌个体”、“致罪因素”及“催化剂”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但是，每个因素的控制难度是不一样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每个党员干部都可能是腐败犯罪的“带菌个体”，都具有腐败犯罪心理，因此，要想完全消除腐败犯罪心理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采取相关措施，降低党员干部的腐败心理。

这里介绍两种比较特殊的措施，主要在选拔、任命重要官员时使用：

一是“忠诚测试”。国外早就运用心理测试技术对腐败的官员进行辅助调查和侦办，这不仅对案件查处具有明显作用，而且对各级官员廉洁勤政也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据报道，美国大约每年有100万人次通过测试，十几个联邦机构在聘用、定期考核其工作人员时使用心理测试，一些重要企业、团体如核武器工厂也用测试技术来进行安全监控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女高级官员因在美法经济间谍案的调查中未能通过心理测试，结果被降了一级。在选拔、任命重要官员时，通过“忠诚测试”，可以把那些腐败心理强烈的官员排除出去。

二是“服刑教育”。就是让新任重要岗位的官员去监狱服刑一段时间，让他们直接感受犯罪的后果，从而降低腐败心理。此建议的缘由在于犯罪有其存在的意义，即犯罪的存在强化了人们对规范的遵从意识。遵从行为总是从被动到主动的，正面提倡遵从的意义，效果不一定好。当人们没有看到不遵从会有什么危害的时候，不会自觉遵从。

培养信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对信仰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且还需要有某种必要的心灵开启。信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但并不必然发生。因为心灵开启实属不易。

文化改良更是不容易。因为文化具有长期的属性，需要若干代人经过数百年积累才能形成，因此它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发生改变与消亡。在此意义上说，要想短时间内改变贪渎文化极为困难。

制约权力却是可行的。通行观点认为：西方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近些年实践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做法值得关注和期待。

（1）国家层面的大部制改革。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

（2）地方层面的各种改革。比如，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在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工作中，建立了“四权分离”制约监督机制，即由人口计生部门负责奖扶对象资格确认、财政部门负责奖扶资金管理、受委托金融机构负责奖扶资金发放、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形成各司其职、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立体联动的格局，发放100多亿元奖扶资金无一起上访事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山东省济宁市纪委会同审计部门积极创新审计业务运行模式，实行审计业务“四分离”改革，将审计计划权、调查取证权、处理处罚权以及审计执行权分别由四类职能部门相对独立承担，实现了审计权力之间的制约和监督，使决策更加科学，分工更加合理，权责更加明晰，程序更加严谨，执行更加顺畅，监督更加有力。再如，为有效破解“一把手”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难题，黑龙江省着力加强规范处级权力运行制度建设，目前已在省直50个部门建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2 337个，初步构建了“配置科学、制约有效、程序严密、裁量规范、运行公开、监督到位、权责统一、追究严格”的规范权力运行制度体系。海南省屯昌县开展“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工作，从规范动议权、提名权、决策权等用人权力入手，积极推行差额提名、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差额选举等制度，探索建立干部退出常态机制，形成较为配套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有效防止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湖南省常德市自2006年开始推行纪委全委会制度改革，通过健全全委会工作机制，发挥纪委全委会对“一把手”、同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自身的监督作用，从体制内强化了对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河北省邯郸市根据不同岗位“一把手”权力行使的特点，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实现了从政务到党务、从条条到块块对主要领导权力监控的全覆盖。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创新做法和经验，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27]

严格执法、增加刑罚必定性，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所说的，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如何理解？正如有人所解读的，就是要坚持大贪小贪一起抓，要依靠群众，立足全局、全面覆盖、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立体打击、逐一排查、不留死角。对大的要严惩不贷，敢破杀戒，绝不能心慈手软；对小的，要刨根问底、穷追猛打，绝不姑息养奸。^[28]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

[1]　《十八大后如此反腐》，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113013299/1.html，2013年8月11日。

[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田国良就高官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其完成的《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他介绍，这103个案例中，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共89例。从地域来看，地方占75例，中央国家机关15例，银行系统6例，其他中央国有企业7例。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从职务来看，案发前担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居多（21例），其次是省人大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贪官落马分析图：部分省部级贪官因受贿落马》，http://news.sohu.com/20130528/n377227601.shtml，2013年8月11日。

[3]　《河南交通厅16年落马4厅长　受贿30万涨到3 000万》，http://news.sohu.com/20121013/n354774207.shtml，2013年8月11日。

[4]　《令人发指的十大亿元贪官：贪1.58亿者不够入榜》，http://roll.sohu.com/20110519/n308001706.shtml，2013年8月11日。

[5]　《检察日报：腐败大案多涉“红颜”为哪般？》，http://opinion.people.com.cn/GB/9629432.html，2013年8月11日。

[6]　《公共情妇门事件揭露贪官肉欲背后的精神腐败》，http://www.zhiyin.cn/2011/0729/153128.html，2013年8月11日。

[7]　皮艺军：《犯罪学研究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8]　参见皮艺军：《犯罪学研究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9]　参见汪明亮：《犯罪生成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0]　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12]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13]　张爱卿：《动机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动机心理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4]　〔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　对此，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作了精辟论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16]　陈忠林：《自由、人权、法治——人性的解读》，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

[17]　人的需要的满足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如果人脱离了社会，那么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则只能是纯动物性的，“狼孩”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18]　陈忠林：《自由、人权、法治——人性的解读》，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

[19]　《贪官情妇千人一面》，http://www.gansudaily.com.cn/20021128/504/2002B28A00632015.htm，2013年8月11日。

[20]　《坚定信仰是党员干部素质的根本》，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09-06/11/content_688888.htm，2013年8月11日。

[21]　据媒体披露的情况，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是一个迷信“鬼神”的人：为求“平安”，他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在庭审现场，刘志军声泪俱下地称自己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今天”。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大师”算命，还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此后，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有资料显示，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被“大师”预测有当“大官”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他下令将正在建设中的国道改线，花耗巨资只为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飞黄腾达。可惜没有多久胡建学就东窗事发，这座桥也因此被人们戏称为“逮胡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国元被称为“草原巨贪”。明知自己罪不能赦，徐国元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甚至荒唐地幻想“放生”一条蛇，期待佛陀赐他长命百岁、逢凶化吉。《官场“风水”现象扫描：不少落马官员迷信鬼神》，http://news.sohu.com/20130809/n383814794.shtml，2013年8月12日。

[22]　参见何清涟：《现代化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23]　陈戈：《一手遮天：18名县委书记垮掉的警示》，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24]　《落马官员：名义上我受八种监督　实际只有自我监督》，http://news.sohu.com/20130309/n368218391.shtml，2013年8月12日。

[25]　《白建军：腐败案件规律研究方法》，http://www.nbcp.gov.cn/article/lltt/200911/20091100004657.shtml，2013年8月12日。

[26]　《广州白云区干部多被查处　开会不够人数》，http://news.xinmin.cn/domestic/bjtj/2013/07/09/20981825.html，2012年8月12日。

[27]　《反腐败：权力制约和监督》，http://www.qstheory.cn/dj/ffcl/201101/t20110106_61389.htm，2013年8月12日。

[28]　《习近平强调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振聋发聩》，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0123/c78779-20302118.html，201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