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求经世致用,救国靠勇谋并施

读书求经世致用,救国靠勇谋并施

读书求经世致用　救国靠勇谋并施

——薛福成传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外交家。

1865年，薛福成以《上曾侯相书》进身，自此在曾国藩的幕府办事8年，成为著名的“曾门四弟子”之一。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于1873年进入李泌鸿章幕府，专办外交，任职10年。1883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亲自指挥了击退法国侵略者、捍卫镇海海口的战争。1889年起薛福成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任驻外公使期间，他细心考察西方社会的利弊，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关心海外华人的利益。1894年，薛福成在离任返国途中发病，抵达上海不久即不幸病逝，年仅56岁。

一、立志苦读

1875年的一个深夜，虽是春色已浓，此时的京都却显得异常的沉闷，古老的紫禁城完全被笼罩在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庸腐的清政府已不堪内忧外患，摇摇欲坠。而同治帝“龙驭上宾”所带来的帝位更替对清廷又不啻雪上加霜。此时，那拉氏慈禧端坐在书案前，双眉紧蹙。这个煞费心机走上权力顶端的女人，眼见自己多年苦心营造的大厦将倾，不禁忧心如焚。面对书案上厚厚一叠“内外大小臣工”为济时艰而上的奏疏，她耐心地一一翻阅，以期得到些许良计，挽狂澜于既倒。翻着翻着，心情不由更感沉重：“举国众臣，奏议堆积如山，却如此难得一清庙明堂之作，怎不叫人寒心沮丧！”正翻着，忽见她眼光一亮，将一本奏疏拿到眼前细细阅读起来，精神也似乎为之一振。这是山东巡抚丁宝桢转呈的一份奏议。此时，慈禧似乎完全被这份奏议吸引住了……(www.guayunfan.com)今欲人才奋起，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其用人之道，如胆识兼优、才辩锋生者，宜出使；熟谙条约、操守廉洁者，宜税务；才猷练达、风骨峻整者，宜海疆州县。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穷。

文笔练达，字迹工整，见解独到，切中时弊。读着读着，慈禧不由拍案叫好：“诚群臣之中，有三成有如此胸襟者，我大清何忧，天下何忧！”于是，又将其细细审阅，并决定把这份奏疏留在朝廷参考，第二日即分发各衙门臣僚议奏。这份引起慈禧如此嘉赏的奏疏名为“应诏陈言疏”，它的作者便是薛福成。

薛福成于1838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薛家虽门庭寒素，但世代好书，也算是书香门第。薛福成的父亲薛晓帆于1845年考中恩科进士，曾任镇江府学教授，并在湖南任过县令。

父亲宦游在外，家庭的重担便都落到了母亲顾氏的肩上。薛福成的母亲出身于无锡的一个姜望族，5岁那年父亲病逝，自此家道中落，薛福成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平淡的生活。顾氏18岁嫁到薛家，持家政、事父母、睦姑娣，“区处井然有度”，贤惠达理，而且为人慷慨大度，闻名乡里。顾氏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虽然从不对孩子们打骂呵斥，但“教诫不少倦”，时常鼓励他们刻苦攻读。这对小福成的影响很大，那些“头悬梁、锥刺股”“断齑画粥”的感人形象深深铭刻在薛福成幼小的心灵中，激励他发奋苦读，“罔敢自逸”。

1858年，薛福成同四弟福保一起参加了无锡县的童生考试，结果二人同被录取，这大大激起了薛福成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欲姜望。然而，就在这时，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1858年夏，刚刚被提升为浔州知府的薛晓帆还未来得及上任，便因积劳成疾而病故。薛福成和大哥薛福辰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于1860年自湖南返回无锡。这时，正值太平军东征苏常地区，薛家的产业在战火中化为乌有。为了逃避战乱，母亲只得扶老携幼、举家乔迁，几经周折，最后才在苏北宝应安顿下来。如果说此前的薛福成还只是一个满腔豪气、心高气傲的少年书生，此时的薛福成历经丧父家衰，亲眼看到了内外交困下的中国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民族的苦难，已经日益成熟起来。他开始思考祖国灾难深重的原因，努力探寻挽救祖国危亡的途径。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许多有识之士都以“救亡图存、富强中华”为目的，要求改变现状。而改革考试制度，注意研究现实问题成为一种影响很广的思想倾向。薛福成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对徒事空谈的旧八股产生了怀疑，开始注意阅读一些反映现实的文章和书籍。

薛福成不但博览经史子集，关心时事，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十分注重同其他学友切磋交流，相互促进，增长见识。有一次，薛福成与同游的学子提及即将到来的乡试，将话题转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上。当时，众人对科举制的态度明显分为两派，或反对或拥护。拥护的一方认为科举考试能够阐发圣人贤达的深意，可以“根柢经史”，完全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智慧才识。薛福成则大不以为然，他精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科举制弊病丛生，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用分离，致使许多有用之才难以报效国家。虽然他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只是企图通过科举与征辟（即由大臣直接向皇帝举荐有用之才）并用的方式来为国家发现和培养有用之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显示出的改良倾向是非常难得的。

从此，薛福成便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致力经世实学，决心将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有真才实学、利国利民的人才。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已是1865年，薛福成已成长为一个持重练达、才识过人的青年。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满腹才学，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

二、入参曾国藩幕府

清同治四年（1865），薛福成终于获得机缘，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1865年夏天，清军将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使清廷惊恐万分，于是忙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兵力，前往镇压。曾国藩在北上“剿捻”过程中，沿途张榜，招贤纳士。此时薛福成正愁无以报国，见到榜文，大为欣喜，认为这是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难得机会。于是，他慨然写下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治平天下的方略，上呈曾国藩。曾国藩见其文“闳议郁发、灏气孤行”“朴茂神味、洋溢其间”，兼具了古文家的宏迈和策论家的精深。一个年轻的学子，竟有如此深厚的国学功底，且晓于国家大事，真令曾国藩欣赏不已，认定此人今后一定会有所造就，于是就邀他“径入幕府办事”。

这样，薛福成就成为曾国藩门下一名参与机要的随员，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宾幕生涯。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南闯北，为曾国藩剿捻出谋划策。他走出了先前的狭小天地，更多地了解到各地的政俗民情、大众疾苦。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为取信于清廷而自动裁撤了湘军，丧失了自己的军事优势，所以在捻军的运动战面前连连失利。1866年底他被罢斥，回任两江总督。这样，薛福成也跟着到了六朝古都——南京。

自进入曾幕以来，薛福成同曾国藩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曾国藩对薛福成赏识信任、以诚相待，薛福成在曾国藩面前也直陈己见、毫不隐讳。因此，曾国藩很喜欢同薛福成一起谈论时事机局。二人经常“晨夕晤谈”，切磋军国大事，交流对“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的看法，时日一长，竟达到了“囊括世务，无所不谈”的地步。

有一天，曾国藩与薛福成攀谈期间，突然发问：“为什么我大清泱泱大国，数万臣民，却总为泰西蝼蚁之国所欺呢？”听到这个问题，薛福成表情凝重起来，他略一沉吟，答道：“泰西各国以工商为立国之道，枪炮轮船无可比拟，国富而民强，而我国自康乾之后，百工不振，轻商自闭，国力日衰。以弱对强，以衰抗盛，我大清怎能不陷入被动境地？”薛福成的一番话，铿锵有力，切中时弊。听到这席直言，曾国藩心中不禁暗暗称许。他不露声色地稍思片刻，继而又问：

“那么，依你之见，我们该当如何呢？”

一向镇静自若的薛福成听到这样一问，表情不禁由凝重转而激动。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时而动，除旧布新，以应时局。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只会使自己更落后，被动挨打。常言时不我待，于我大清，当务之急是力图自强，当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如魏徵源所言‘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才是国富民强之法、抵御外侮之策。绝不能再抱守残缺、坐井而观天了！”

薛福成的见解系统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责任感，以及学习西方、革新自强的主张。这在林则徐、魏徵源思想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薛福成不但晓于时弊，倡导改革，而且富于正义感、谋略过人。同治八年（1869）四月，薛福成在北上保定途中，顺便看姜望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下供职的四弟福保，并拜谒了丁宝桢。二人十分投机，畅谈半月不倦。一日，二人叙谈间，丁宝桢愤然谈起太监安德海依仗慈禧太后作恶多端的事，并悄声征询薛福成的意见：“听说权阉安德海要去广东，看来山东是其必经之地。如果抓住他的把柄将其先斩后奏，你看如何？”薛福成早就对专横独裁的慈禧太后深为不满，对安德海更是深恶痛绝，如今见有这么好的除奸机会，颇中下怀，于是便抓住时机鼓动丁宝桢为国除害，以建不世之业。薛福成深知安德海很受慈禧宠爱，除奸之事，稍有疏忽，便会酿成大患，殃及天下。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他和福保一起积极献计献策，建议丁宝桢严密布置，果断行事。果然，当年秋天安德海取道山东，离京南下。丁宝桢闻讯，决定依计而行，一面以太监不能单独出京的家法为由，派快马连夜上奏朝廷，指斥安德海无视王法、“矫旨出都”，一面命令部下追捕安德海。最后在泰安境内将其抓获。死到临头的安德海狗仗人势，骄蛮狂横，气焰非常嚣张。而丁宝桢禁不住左右陈述利害，原想将安德海就地正法、先斩后奏的思想动摇了，犹豫不决，想等朝廷下旨再作发落。哪知其奏疏至京，已经掀起轩然大波。一些不满慈禧专权的王公大臣纷纷以祖宗家法不可违为由，主张应斩除安德海，以正视听。于是，慈安太后下达懿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尽管慈禧阴险狡诈，但面对祖宗家法，也无计可施，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宠信的太监在济伏法。这样，丁宝桢遵照朝廷旨令，堂堂正正地铲除了这一权阉。

薛福成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前后共待了8年，此间他忠实地追随曾，并得到了提携，官至五品。同时，薛福成作为曾国藩的门生，承袭了其“文章与世变相因”的精髓，成了以曾为核心的“湘乡派”的骨干之一，同张裕钊、昊汝纶、黎庶昌合称“曾门四弟子”。多年的幕僚生活，使薛福成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他一方面感激曾国藩对他的赏识与提拔，另一方面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独立地干一番事业。

1872年3月，曾国藩在南京病故，这使得薛福成的幕僚生涯暂告一段落。协助办理完曾的丧事后，薛福成也只得另谋出路。在当时的晚清社会，官场论资排辈的现象非常严重，虽然薛福成有才识、有抱负，但仍只不过是一名五品小官，仍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离开两江总督衙署，他匆匆抵达苏州书局任职。此后3年的时间里，薛福成一方面忠于职守，勤于笔耕，写了《海瑞论》《叶向高论》等大量针砭时弊、借古喻今的政论和史论文章，以及一些别具一格、脍炙人口的笔记小品；另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经世治国的宏愿，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危。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各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加紧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面对祖国深重的危机和灾难，薛福成忧心如焚，常常夜不能寐：“呜呼！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他真切希姜望能为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出一把力。

三、投身北洋集团

1875年，薛福成自苏州起程，打算乘光绪登基之机到北京谋个出路。他中途在济南逗留时，发现1874年12月间的一份邸报上刊有一条朝廷懿旨。原来同治帝驾崩后，朝廷为了在帝位更替时期稳住局势，决定广开言路，谕令大小官员向朝廷建言，以济时艰。薛福成认为这是一个吐露胸臆的大好机会，于是将自己多年深思熟虑的主张与见解，整理成章，形成了包括“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的《应诏陈言疏》。这就是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引起慈禧重视的万言书。成篇之后，由于薛福成只是一个五品官员，没有资格向朝廷直陈奏议，所以，他只好托丁宝桢转呈。

这时的薛福成已为官10年，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官场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与他10年前初出茅庐时的治平方略相比较，更加严谨、具体，更加符合实情且富有哲理。例如在“择交宜审”一条中，他根据自己追随曾国藩多年办外交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际地位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择交不可不慎”，要区别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确定可援的盟友和应认真对待的劲敌，而不能四面树敌，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还从历史和现实的外交实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说：“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豫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成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而在“开矿宜筹”“商情宜恤”“茶政宜理”等条中，他重视工商业的思想明显地表露出来。“开矿宜筹”中，他提出购买外国的先进机器，采用官办和商办相结合的方法，大力开采金、银、煤炭等矿藏，是富强中国的明智之举；在“商情宜恤”中，他从国家富强之道的高度，初步论证了扶持华人商业运输的发展、与洋人分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茶政宜理”中，他提出仿西人之法，适当增加出口茶的税额，用赚外国人钱的办法，增加国家的财源。商业发展了，国富必然民强，列强就不敢肆意凌辱中国了。这些都是薛福成后来大力呼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基础。

薛福成虽然对这份万言书颇为自信，但至于到底能否引起朝廷的重视，并无很大把握。哪知奏疏上达之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京城引起了极大轰动。先是慈禧对其十分欣赏，令各衙门复议；接着各衙门在复议过程中也都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并对其中一些建议，如“择交宜审”“储才宜豫”“条约诸书宜颁发各边关、各行省、分行州县”等议准实行，对一些具体建议，如汰减绿营、添设练军；停止捐例、津贴京员等也予以采纳实施。一时间，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纷纷议论起《应诏陈言疏》。置身京城之外的薛福成成了一个享名京都的新闻人物。

薛福成名满都下，引起了一位府员大臣的注意。他就是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以曾国藩未竟事业继承人自居的李泌鸿章。李泌鸿章认为薛福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办洋务的人才，于是礼聘他入北洋戎幕办事。见李泌鸿章对自己如此礼遇，薛福成也不便推辞。这样，他又辗转成为李泌的幕僚。

入参北洋戎幕的薛福成已不同往昔，经过10多年的磨炼，处世更加练达。李泌鸿章将其留在左右襄理政务，为自己出谋划策。在北洋戎幕期间，薛福成不但竭力运筹、尽其所能地辅佐李泌鸿章，而且代其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奏疏、咨札、书信，以至后来李泌在亲朋中不少酬酢文字也让薛代笔。

虽然时刻追随李泌鸿章左右，但是薛福成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李泌鸿章手下唯命是从的工具，而是一贯地坚持自己的爱国立场，并显示出了深远的谋略。关于这一点，从以下几件典型事件中表现了出来。

首先是他在马嘉理事件的处理和烟台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1874年，英国翻译官马嘉理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带领英国侵略武装“探险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气焰嚣张，胡作非为，不听当地政府劝阻，被当地百姓击毙。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嘉理事件。早就虎视我国西南边疆的英国正苦于找不到借口，于是趁机滋事，以断绝外交关系为威胁，增派军队来华，并多次中断正在进行的谈判，提出八项无理要求，乘机勒索。

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吓破了胆的清廷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派李泌鸿章去同英国交涉。薛福成随同李泌鸿章前往，他并没有被英国侵略分子穷凶极恶的表面声势所吓倒，而是十分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以“上李泌伯相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为题，向李泌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薛福成认为，英国在欧洲方面既受到德俄联盟的威胁，又想从德俄对土耳其的争夺中获得好处，因此日子并不好过，而口口声声所谓断交、动武，不过是依仗其军事优势的一种惯用的威吓手段罢了，并非真想与中国开战。英使威妥玛态度强硬，也不过是抓住了清廷软弱可欺的特点，想在离任之际多敲诈一点好处，以便回国邀功请赏。为了不使英国得寸进尺，应该“以拒为迎，先加驳斥，然后因势利导，可以保持不决裂，而转圜必速”。认为，面对英国的战争威胁，中国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可以加强防务，以备不测；同时，还可以将英国在处理马嘉理事件中提出的种种苛求和玩弄的讹诈伎俩，公之于世，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并借助德、俄牵制英国。对英国提出的八项无理要求，薛福成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薛福成分析、揭露了八项无理要求的实质。指出其与马嘉理事件本身毫无关系，实际上是为了更多地攫取在华利益，满足英国的侵略欲姜望。

其次，英人八条，都是围绕其商业利益而提。如果中国毫无异议，全部接受，既丧失主权，又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仅免除洋货厘税一款，中国每年就要损失白银1000万两。

最后，针对上述分析，薛福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宁可不惜一战来保卫国家权益，也不能屈膝事之，他说，中国如“以全力拒之”，胜可卫国、扬威，即使失败，赔款也不过一年的厘税。再说中国以广博之土、数万之众，合力拒敌，何愁不胜？

建言上呈之后，薛福成本来抱着一线希姜望，认为或许可以打动李泌鸿章，使之据理力争，维系国体。哪知李泌鸿章在谈判中秉承清王朝的旨意，为求苟安，不惜作出无原则让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这使薛福成大失所姜望，只得叹曰：“谋议之佥同，时势之相迫，有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尽管如此，薛福成此时表现出的识微鉴远、洞中机宜却深为人们所称道。

1877年3月，薛母顾氏病故。按旧礼，薛福成告假丁忧，为母亲守制3年。他在第二年经驻德公使刘锡鸿推荐，被朝廷任命为驻德使馆的三等参赞。因李泌鸿章与刘锡鸿不睦，认为后者是挖他墙脚，遂以“丁忧人员，例应终制”为由上奏朝廷，取消了任命。这样，1879年春，薛福成在3年守孝即将期满的时候，又被李泌鸿章上奏朝廷，调回了北洋戎幕。

重返北洋的薛福成马上就遇到一桩很棘手的事。1879年夏，英国人赫德在窃取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要职之后，妄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海防，于是趁中国谋划建立海军之际，向清廷进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筹建海军。他的虚情假意骗取了清廷的信任。当时一些满洲权贵由于不满李泌鸿章这个汉族官员的显赫权势，于是以为官无能、丧失藩属琉球和筹建海军无效为由，向李泌提出责难，并支持朝廷通过决议，成立总海防司，让赫德总管中国的南北洋海防。这样一改过去由南、北洋大臣兼管海防的惯例，实际上剥夺了李泌鸿章筹建海军的实权。眼看大权旁落，面对朝廷的任命书，李泌鸿章不禁忧心如焚，愁肠百结，急忙找薛福成商量，期姜望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

薛福成仔细地分析了这件事的始终，认为关键不在于李泌鸿章的权力被削弱，而在于中国公然将国家的军事大权拱手让给洋人，这不但损害了中国主权，而且遗患无穷。尤其是赫德，他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权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如果他又掌握了中国的海军，则会“酿无穷之患”。可是，自己只是一个五品微官，想干预朝廷改变决定，谈何容易！入夜，薛福成的书房中依然灯火通明，他正在苦苦思索挽回这个险局的办法。忽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于是奋笔疾书，写成《李泌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第二天一早便交给了正满腹惆怅、寝食难安的李泌鸿章。李泌鸿章读罢，不禁面露喜色，拍案叫好，连连称赞薛福成计高一筹。原来，薛福成抓住了赫德“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这一特点，认为赫德贪恋利权，筹建海防不过是为其谋利的一个幌子罢了。虽然总理衙门已经下达任命书，不能更改，但仍可以用正式行文方式通知赫德，总海防司这一要职不能遥控，必须亲临海滨，专司练兵，而其总税务司一职，则需别人代替。在被告知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薛福成料定，赫德必然不会舍弃总税务司这个肥缺。这样，朝廷对赫德的总海防司的任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兵权旁落的威胁也就解除了。

混迹官场多年的李泌鸿章，深知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他斟酌多日，思虑周全，才致函总理衙门，详细陈述了赫德领总海防司的种种危害，并依薛福成之计提出了补救措施。先前那些排挤李泌鸿章的权贵大臣见书后不禁恍然大悟：中国初振武备，却使用“本不知兵名”的赫德，这本身就是养虎贻患。于是立即采纳了李泌鸿章函中之策，正式行文通知赫德，总海防司一职“非可遥控”，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并放弃总税务司。不出薛福成所料，赫德接到公文后，思量再三，还是不忍心割舍中国的海关大权，只好强抑贪欲，表示愿意放弃总海防司一职。这样才保住中国的海防大权没有旁落洋人之手，否则，军权为人挟制，后果将不堪设想。京城中很快传开，说北洋大臣李泌鸿章用锦囊妙计成功地粉碎了洋人赫德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主权，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有的甚至添枝加叶，越传越玄。人们哪里知道，真正出谋献计的并不是这位直隶总督，而是有匡时之略、明于料敌的五品官薛福成。

在客居北洋长达10年的日子里，薛福成一方面恪尽职守，为李泌鸿章尽心尽力地办理公务，另一方面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抱负。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内忧未解，外患更为严峻：日本出兵占领琉球，将其改置为冲绳县；沙俄侵占伊犁后，又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秋天，西方各国公使串通一气，胁迫中国修订条约，全盘免除了洋货行销中国的厘税……面对这些外侮，薛福成的爱国之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深切地体会到，要抵御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应变而不受其侮”，必须“应之得其道”，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薛福成根据自己多年对社会现实的洞悉，将自己多年反复筹思的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大计，整理成书，通过李泌鸿章呈递总理衙门，“备采择”。这篇长达2万余字的上书，便是奠定薛福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力作——《筹洋刍议》。

在《筹洋刍议》的前半部分中，薛福成详细地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他反对依靠第三国的“调停”，申明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要坚持原则，不能妥协退让。

薛福成分析了中国周边的国家，认为沙俄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他指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实有吴越相图之心”。为今之计，中国应“御俄人之道利用柔，非柔也，化其竞争之气也；御日本之道利用刚，非刚也，示以振作之机也”，上下要一心，御侮自强。薛福成还非常重视武器“先声后实”的威慑作用，强调发展武备、练兵选将的重要性。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的后半部分，系统阐发了自己治理内政、振兴国家的思想。他指出，中国要自强，必须舍弃腐朽的官办形式，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充分发挥私人办工业企业的优越性。不应该由少数洋务派大官吏垄断中国新型机器工业生产的主办权，应该鼓励那些有能力、有财力的个人以集股的方法开办私人工业企业，政府对私人工业企业应施行减税等优惠政策，让他们自负盈亏，大胆经营。私人工业企业发展起来了，就能够为国家增加税收来源，增强国力以抵御外敌。薛福成积极主张维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说，征税是国家的神圣主权，面对各国提出的废除厘金的无理要求，中国应严加拒绝，而不能让列强垄断中国市场，摧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正式提出了“变法”的口号，他引古论今，详细论证，得出了不变法我将处处不如人的结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站在民族荣辱的高度，疾呼变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尊严感，也激励着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为了祖国的强大而不懈努力。

从1875年入参北洋到《筹洋刍议》问世的5年间，薛福成始终竭心尽力为李泌鸿章出谋献计，处理政务，但二者在政治观念和节操抱负方面有很大分歧。尤其是后期，李泌鸿章在处理涉外事务中屡屡屈辱忍让，丧失气节，推行“以和为贵”的妥协外交，这与薛福成坚决抗击外侮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与冲突日趋激化，突出表现在二者对待法国侵略的不同态度上。

1882年，法国进攻越南，直接威胁中国南大门。作为中国藩属的越南王朝急忙向清廷请求支援。在这危急时刻，薛福成毅然写成《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论》，主张坚决抵抗法国侵略。李泌鸿章却一味秉承朝廷旨意，妥协退让，根本听不进薛福成的进言。这样，薛福成对这位北洋大臣彻底失姜望了。1884年6月，朝廷任命薛福成担任浙江宁绍台道。这样，薛福成终于告别了近20年的幕僚生涯，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抗法卫国

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当时，法国为了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不惜将战火从越南燃至中国西南边境，并且派遣远东舰队从海上挑衅，封锁珠江口，骚扰台湾，妄图攻占我国东南沿海城市，进而讹诈更大的利益。面临这种时局，薛福成虽然为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施展聪明才智的机会而感到宽慰，却又不无担心，一则当时镇守边防的都是重臣宿将，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四品微官，二来面对的法国侵略者又极为嚣张，如果稍有失误，就可能酿成大患。当时的浙江抚台是刘秉璋，他又给薛福成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按常规，在大敌逼临之际，统辖整个浙江沿海防务的重任应由抚台承担，刘秉璋却以“提掣纲维”为名，将防务重任全盘推给了薛福成。刘秉璋手下镇守浙东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军队又有“楚勇”“淮勇”之分，彼此互不服气，时常发生冲突，极难统辖。将这样复杂的部队交与薛福成，更增加了他任务的艰巨性，迫使他不仅要监察宁、绍、台三地文武官员，还得负责浙江海防事宜，督饬镇海、宁波两地的关税，同时还不得不时时注意协调各级官员和将领间的关系。

在筹防浙东的过程中，薛福成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显示了高度的爱国心、责任感和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一到浙江，他便不顾连日的奔波劳累，亲自赶到镇海等地视察防务。他还十分注重征集将领的意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议。虽然赴任只几日，他却很快熟悉了防务，并将各项工作布置得井井有条。尤其是他表现出的申明大义和拳拳诚心，更使大家深为感动。于是，大家尽弃前嫌，纷纷陈述己见，献计献策。招宝山炮台守备吴杰提出了在海口处留出通道，用以诱敌的建议，其他各位大臣也纷纷提出了关于御敌、军备、后勤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看到大家如此踊跃，薛福成倍感欣慰，多日的劳顿一扫而光。当时的浙江提督是欧阳利见，他素来与刘秉璋不和，对其派薛福成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四品文官主持海防事宜，尤其不满。但看到薛福成上任后顾全大局，不辞辛劳，对左右谦虚周到，不摆架子，对自己又格外敬重，顿生好感。所以当薛福成向他征求海防大计时，他便直陈己见，并表示要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正当薛福成忙于防务部署的时候，法国侵略者发动了对福建马尾军港的突袭，毫无作战准备的福建海军被动作战，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与福建毗邻的镇海，气氛煞时紧张起来。薛福成顾不得有病在身，顶风冒雨巡察前沿阵地，亲自落实各项防务。同时，为了防止法国奸细从中破坏，避免腹背受敌，加强了后方的安全保卫工作，限制法国人的活动，以防奸细混入。

1884年冬，春节即将来临，浙东各处张灯结彩，人们都沉浸在浓郁的节庆气氛中。法军以为有隙可乘，派遣了6艘军舰，意图偷袭镇海。哪知镇海在薛福成的周密布置下，防备森严，法舰见到我军严阵以待的戒备形势，只好灰溜溜掉头而去。薛福成料定法军诡计未能得逞，定不肯善罢甘休，更加警惕，严密防范雎。1885年2月14日，正是农历的大年夜，薛福成正与部下布置防卫事宜，突然有报说3艘舰只往镇海疾驰而来。薛福成立即奔赴海口阵地，通过瞭姜望镜一看，竟是3艘插着清龙旗的清朝军舰。原来，这3艘军舰是清朝南洋舰队的“开济”“南琛”和“南瑞”号，在奉命援台途中遭遇法国军舰，统领吴安康贪生怕死，还未交手，掉头就逃。为了逃脱法舰的追逐，一口气逃进了镇海港。对吴的作为，薛福成自是非常鄙视和愤懑，由于没有统辖关系，也不便多言。他力劝吴安康趁法舰未到，返回江阴要塞，以确保三舰的安全，但吴安康被法国侵略者吓破了胆，认为逃到镇海便万事大吉，赖在镇海死活不走。无奈，薛福成只好将其安置妥当，采取紧急措施，准备迎敌。他一边命令撤去镇海海口外的灯塔、浮标，放水沉船，堵塞通道，全体官兵进入战略状态，时刻注意法舰动向；一边致电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请求台湾、福建等地清军抓住时机，协同作战，重创敌人。同时，为了防止吴安康等人弃舰潜逃，他同提督欧阳利见联衔颁发告示，严禁三舰官兵登岸，否则以军法处置。对于薛福成的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左右将领纷纷跷指称道。

16日傍晚，法舰发现了三舰的下落，立即驶入金塘海面，伺机进攻。法舰头目孤拔自从奇袭马尾得逞后，更是来势汹汹。他于3月1日下午派小火轮探测进入海口的通道，结果被我方炮火击溃，掩护它的一艘装甲舰也在我方的众炮齐发中连中数弹，狼狈逃窜。孤拔不甘心失败，又亲自指挥3艘主力舰发起冲击。中国将士团结一致，奋力还击，法舰只好掉头而逃。此后，贼心不死的侵略头目孤拔又指挥发起了两次进攻，妄图打开入港通道，偷袭招宝山威远炮台，但在我军严谨的防守与密集的炮火下，都以失败告终。

强攻不成，又缺乏内应，孤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停留在金塘海面一筹莫展，丧失了先前的气势。薛福成抓住时机，一面派小股兵力，发挥灵活、快速的优势，不断骚扰敌舰，使其惶惶不可终日，一面积极策划大的反攻。3月20日夜，薛福成组织发动了对法舰的突袭。法舰毫无准备，在清军猛烈的炮火中乱作一团，结果其旗舰连中五弹，死伤多人，孤拔身受重伤，只好仓皇南逃，再也不敢进犯浙江沿海。6月，孤拔身受重伤，病死于澎湖，结束了他罪恶的侵略生涯。

薛福成在这次海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得到了广大将士及浙东人民的拥戴。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布政使的官衔。在他4年的苦心经营下，浙江沿海建立了比较严实的防线，为以后的防卫和御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任职浙东期间，薛福成在忙于政事的同时，仍笔耕不辍。中法战争以中国的不败而败结束之后，他利用余暇，将筹防浙东期间的禀牍、书牍、咨札、电报以及来往公文函稿等编成《浙东筹防录》，并将自己20多年来的文稿分门别类，编辑成册，题以“庸庵文编”，校排刊印。正当薛福成着手编纂《庸庵文外编》时，1888年底，他又被朝廷任命为湖南按察使。正当他即将赴任之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清廷免去了他湖南按察使的职务，赏二品顶戴，任命他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从而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长期以来，薛福成一直期姜望能亲自考察西方各国的实际情况。如今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内心自然非常兴奋。1889年5月21日，薛福成锦衣上朝，陛辞请训。他以自己的持重练达赢得了光绪帝的信任与欣赏。此后的一段时间，他积极为出使做准备。

五、出使四国

1890年1月31日清晨，薛福成一行30余人，乘坐法国客轮“伊拉瓦第”号，由上海出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西行之旅。

薛福成为这次出使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特地选择谙熟洋务的爱国思想家黄遵宪做助手，随行人员也都是他多方考虑、精心挑选的。

旅途中，薛福成广泛接触客轮上的外籍旅客，他所表现出的渊博的学识、不卑不亢的态度、积极务实的精神，给同船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同时，他还积极与属下沟通交流，切磋思想，讨论西方各国以商强国之道，探寻中国强盛之法，细研此次西行的各项目的和任务。

“伊拉瓦第”号在香港稍作停留之后，取道西贡、新加坡、科伦坡，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历经34天的航行，薛福成一行终于在1890年3月6日到达了法国港口马赛。当薛福成第一次登上欧洲的土地，想到自己多年来的夙愿即将变为现实，心中不禁激动万分。

在办完交接手续并按惯例拜会过四国元首之后，薛福成便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他经常穿梭于伦敦、巴黎、罗马等繁华都市之间，除处理日常事务外，还十分注重对西方各国文化的了解。在法国，他登上埃菲尔铁塔，参观了拿破仑一世的陵寝和兵器陈列馆，游览了著名的巴黎蜡人馆和油画院；在英国，他游览了泰晤士河底的江底隧道，考察了著名的剑桥大学，参观了英国海军和军港炮台；在意大利，他游览了世界天主教的圣地——梵蒂冈，参观了古罗马帝国的遗址、暴君尼禄的故宫、宏伟的巨型斗兽场、气势磅礴的圣彼得大教堂……薛福成被这些西方文化的精华深深吸引住了。欧洲悠久的古典文明、高超的艺术魅力、灿烂的文化成就，使薛福成大大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游览之余，薛福成并未忘记将其精粹介绍给中国人民，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记，其中《游巴黎蜡人馆记》便是其名作之一。

薛福成对西方社会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十分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认为它能够“通君民之情”，是西方繁荣的根本所在。他说，世界各国的统治形式不外三种：君主制、民主制和君民共主制，英德的君主立宪政体便是君民共主的制度。它既没有美国民权过重之弊，也无法国叫嚣太盛之病，是理想的途径。他提倡君主立宪，虽然也带有害怕民众参与政权的阶级偏见，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提出这种思想，说明薛福成已从一个封建改良主义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西欧各国经济的发展，也是薛福成瞩目的焦点，他通过对西欧各国工业、商贸、军事、科技等发展状况的比较和研究，认为欧洲各国的强盛是其“学问日新、工商日旺”的结果。这更确立了他工商立国的思想。薛福成在他的著作中以显著篇幅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教育，希姜望落后的祖国能一改封建科举制度，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方法，培养人才，使中国富强。

虽然薛福成清楚地看到了西方各国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优越性，极力呼吁学习西方，取长补短，但从不盲目崇洋。薛福成认为，妄自菲薄与夜郎自大都是不足取的。前者“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后者则认为“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因此，既应看到中国悠久的文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又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善于借鉴。薛福成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做到这点，数千年之后，中国因西学之势，而跃于西人之上，就是可能的。

出使期间，薛福成还为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利益，作出了不懈努力。

清朝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禁海政策，1860年后被迫允许华工出洋，但没有具体有效的保护政策。薛福成目睹了海外华人悲惨的生活，极为同情，深感在华侨集中地区设立领事馆之必要。满清政府在立约时只答应给外国人在中国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并未争取在国外设立领事馆。郭嵩焘、曾纪泽先前拟设领事馆的努力，都遭到列强的阻挠而未成功。薛福成吸取郭、曾二人的经验教训，反复思量，采取了严密的步骤。他首先照会英国外交部，以国际公法和惯例为根据，指出中国有权设立领事馆驻英国属地。在他的据理力争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原则上同意了其要求。经过多次交涉，英国同意了清政府将驻新加坡领事馆改为总领事馆的要求。薛福成推荐黄遵宪担任驻新总领事，并合力促使清廷颁布了几条保护归侨的规定。他还争取到了在南洋槟榔屿设立副领事以及在仰光设立领事馆的权利。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外交成就。

每当海外华侨利益遭到侵犯时，薛福成都亲自出面，据理力争，积极维护华侨利益。他还针对侨胞回国后备受歧视和冷遇的现实，多次上书，促使清政府下达谕令，善待归侨，并颁给护照以资保护。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海外华侨的境况。

薛福成将“收利权于西国”当作自己出使的重大使命，妥善解决了滇缅边境界务和商务谈判的棘手问题．有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1885年，英国出兵侵占清朝属国缅甸，并通过1886年7月的《中英会议缅甸条款》，迫使清廷承认了其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条款还规定，由中英两国另外立约，共同议定滇缅边界和通商事宜。薛福成不顾有病在身，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搜集中英两国在缅甸问题上的谈判资料，研究滇缅交界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就滇缅边界和通商问题与英国进行艰难交涉。

1891年3月4日，薛福成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了1886年《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的条文，表示愿意就此具体磋商，并强烈要求英国履行每隔10年由英国派遣缅甸官员向中国朝贡的允诺。英国素来以为中国软弱可欺，但看到薛福成措词有力、义正辞严的照会，大有措手不及之感。当然，贪婪成性的侵略者并未因此而放弃其侵略意图，而是加紧了对滇缅边境地区的增兵，不断挑衅，妄图制造争端，加快侵略步骤。薛福成识破了英人的阴谋，一方面多次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对其侵略行径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向总理衙门汇报，申明利害，强调谈判划定中缅边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其一再奏请下，清政府在1892年初决定，派薛福成为全权代表，就滇缅边界问题同英国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英国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薛福成则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起初，英国急于同法国抢夺对华侵略利益，被迫同意谈判，但在交与中国使馆的《备忘录》中矢口否认过去签署的协议，妄图维护其既得侵略利益。对于这种无赖泼皮之举，薛福成大加痛斥，并以大量史料为据，表明英国只能履行前言，重新谈判，显示了他周旋到底的决心，英国没想到向来软弱可欺的清廷，其外交官的态度竟如此强硬。于是要求谈判地点改在北京，意欲避开薛福成，换个昏庸的官僚。薛福成在征得总理衙门同意后，正告英国当局：改变地点在时间与费用上都是一种浪费，没有必要。英国政府只好同意于1892年9月在伦敦举行谈判。

在谈判桌上，面对骄横狂妄的对手，薛福成坚持原则，刚柔相济，不卑不亢。对英国人的强词夺理，薛福成引经据典予以驳斥，常常使对手哑口无言。英人见谈判占不到便宜，便在边界占领区筑炮台、修兵营，妄图以武力恐吓薛福成就范雎。薛福成料到英国人会施以威吓，特请求清廷也在云南边境整军练兵，严阵以待。英国政府见软、硬两手都不能得逞，于是又以中止谈判相要挟。薛福成毫不气馁，悉心与之周旋。经过近2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英国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上签了字。这样，薛福成为中国争回了中缅边界已被英国侵占的大片领土和多处天险关隘，捍卫了中国西南边境的疆土。同时，中国也获得了在缅的最惠国待遇，并在仰光设立了领事馆。这是近代中国备受欺凌的外交史上一次巨大的成功。

1894年，薛福成圆满完成了出洋使命，被召回国，拟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回国不久即一病不起，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1894年7月21日）深夜与世长辞，时年56岁。

薛福成病逝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上海，各界人士主动组织起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光绪皇帝也深表惋惜，特地下旨，按都御史的例行待遇祭葬薛福成，并命令国史馆收集薛福成的事迹，为其立传。

薛福成被埋藏在风景秀丽的军帐山麓。人们永远怀念这位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每当人们忆及晚清这段屈辱的历史时，也就自然联想到，薛福成曾以自己的才智和谋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巧与列强周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权益和尊严。

（周云红）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薛福成选集》；丁凤麟：《薛福成传》；《清史列传》卷五八，《薛福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