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积善莫若行正道

梁朝：积善莫若行正道

第九章　梁朝：积善莫若行正道

在儒家政治理想中，执政者不仅要遵守通行的道德准则，更要遵循基本的治国原则，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失德意味着在位非法，乱法注定会朝政败坏，这是善政的天敌和倾覆的动因。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与前代相比，仅次于汉武帝的五十四年，所不同的是，后者把西汉推向了顶峰，前者亲手葬送了梁朝（502—557）。在历代“正朔”帝王中，身兼开国之君和亡国之君双重身份者，仅此一人而已矣。客观地讲，梁武帝品性颇佳，勤勉简朴，但他忽视了为政的根本之道，沉溺佛教，亲近奸邪，逐渐把朝局拖入到万劫不复的泥沼之中。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帝王最大的善行是为天下人谋福祉，故而在个人修身之外，躬行正道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梁朝历史，梁武帝前后简直判若两人，正如史学家胡三省所言：“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耶，抑天夺其鉴也？”也就是说，他在建业之初何其英明，亡国之际何其昏聩，若不是八十六岁高龄的缘故，就只能是上天要灭亡他而使其先丧失明察，否则难以解释。这个谜团的确令人费解，不过，若从梁朝兴衰的史迹中仔细探寻，还是能发现主观因素之外的内在必然性，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向深深埋下了覆亡的祸根：

（一）从施行仁德到偏袒皇族。无论创业还是守成，仁德都是取得成功的核心要素，梁武帝在执政之初践行了这种传统政治精神。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萧衍掌权后施行大赦，废除东昏侯时期的严刑峻法和苛捐杂税，重新审理冤假错案，收葬双方阵亡将士，处死乱国之人，赏赐有功之臣，这些举措无疑深得人心。而且，他自信地改变了魏晋以来诛杀前朝帝室的陋习，并向南齐南康侯萧子恪和祁阳侯萧子范坦言否决此类提议的三个重要理由：一是从天命所归来看，若是单凭武力，项羽也终归失败，而应天受命之人是无法阻挡的。宋孝武帝猜忌心重，兄弟中名声稍好者都被毒死，对臣下更是如此，可是雄才伟略的齐高帝虽受猜疑而无法铲除，平庸愚笨的宋明帝虽被忽略而尽诛同宗，那时自己也已出生，宋明帝又岂能预知今日之事？江南每次改朝换代总是大开杀戒，这只不过向世人显示缺乏度量罢了，而且有伤和气，使得国运不昌。二是从血缘关系来看，齐梁皇室虽然出了五服，但仍是较近的亲族，南齐创业时还曾同甘共苦，情同一家。齐明帝篡位后大肆屠杀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后裔，当时只要有人挺身而出拨乱反正，自会尽心拥戴，后来不得已大兴义兵，既是报杀兄（萧懿）之仇，也是为宗亲雪耻，重新取回天下。三是从时势发展来看，刘子舆自称汉成帝之子，光武帝指出，就算汉成帝复生，也不可能再次得到天下，更不用说所谓他的儿子了。曹志是魏武帝之孙，却成为西晋的忠臣。以齐梁皇族的近亲关系，更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梁武帝果不食言，萧子恪兄弟十六人在梁朝做官，其中，萧子恪、萧子范、萧子质、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以才能知名，历任清要之职，全都得以善终。(www.guayunfan.com)梁武帝的这些作为并不是笼络人心的权宜之计，而是他确实怀有慈悲怜悯之心。例如规定锦纹不能织成仙人鸟兽的形状，否则剪裁起来违背了仁爱，还专设孤独园收养穷困百姓。可惜的是，他没有把自己德性的光辉广泛地洒向人民，而是局限地向特权阶层倾斜，宽纵宗族，优待官员，这些人犯法往往被宽赦，平民有罪则广加株连，老幼不能幸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苦役。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作奸犯科之事更加严重，这就使得他的仁德走向了反面。有位老人在郊祀时拦住御驾进言，朝廷执法对庶民太严酷而对权贵太宽松，只有颠倒过来才是久治之道。天子这才考虑对社会下层放宽刑法，使流放和受株连而应服劳役之家的老人小孩免于处罚，大逆不道之罪也不连坐父母和祖父母。相对于社会上层动辄得到额外的恩典，上述两条优待政策犹如蜻蜓点水，波澜不惊，因为天子可以一次性赐给皇亲国戚五服以内的妇女汤沐邑（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男子受封乡侯或亭侯，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区分等级。更为严重的是，在天子的纵容下，皇家子弟已完全凌驾于法度之上，国政也就可想而知了。以下五件事情颇能说明问题：

第一，天监四年（505），西昌侯萧渊藻（天子的长兄萧懿之子）杀死轻视他的益州刺史邓元起，又以北魏入侵时逗留邀官为辞诬告其谋反，邓元起的故吏罗研到朝廷申诉，天子这才责备萧渊藻，把他贬为冠军将军，另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为忠侯。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元起是梁朝重要的军事将领，勤于政事，体贴下属，开辟疆土，功不可没。不幸的是，功劳尚未得到赏赐，自身先遭祸难，实在是国家的巨大损失。萧渊藻因私恨而擅杀重臣，又以诬告来掩饰罪行，可是梁武帝没有依法定罪，而仅将其贬为冠军将军，罪责和处罚明显极不相称，并且这不是一般的法律适用不当，而是明目张胆地袒护宗室，从而开启了有法难依权贵横行的局面，政治法规也逐渐形同虚设，梁朝势必难以长久立国，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天监十七年（518），临川王萧宏（天子的六弟）因宠妾的弟弟吴法寿公然杀人后藏入其家而被免去官职，没过多久又被任命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实有相权），兼任司徒。

司马光严肃地提出质疑，天监四年（505），萧宏率军北伐，在洛口畏缩不前，致使数十万大军溃散，这让他感到羞愧愤恨。京城造反作乱者都打着他的旗号，可是梁武帝每次都予以宽恕。假设严格按照律令，萧宏担任主将而导致三军覆灭，作为臣子又有大逆不道的嫌疑，天子赦免他的死罪，已是出于兄弟恩情，无比宽厚的了，但是短短几十天，又让他重新位列王公，不仅将前面的严重过错一笔勾销，而且惩罚也如同儿戏，身为皇族即可逍遥于法度之外，那么作为法纪基石的公理何在？

第三，普通三年（522），萧宏之子萧正德曾被天子收为养子，在萧统出生后被送还，一心想成为太子的萧正德对此愤愤不平，竟然逃奔北魏，因不受重视而再次逃回。天子流着眼泪教诲，同时恢复了他的西丰侯爵位，但他没有半点悔改之意，大量招纳亡命之徒，杀人越货，跟随豫章王萧综抵抗北魏时丢下军队私自返回。天子清算了他的罪恶，免官夺爵，流放临海（浙江台州），半路上又追回赦免，后来还加封其为临贺王。

第四，普通六年（525），天子曾纳东昏侯的宠姬吴淑媛，七个月生下萧综，这使得萧综把自己当成南齐帝室的后人，起了谋逆之心，很多人知道此事，只因惧怕天子的严酷而不敢上报。萧综争取到驻守彭城（江苏徐州）后，在对抗北魏的前线投敌，导致梁军大败，丢城失地。天子闻讯惊异万分，有关部门奏请削夺他的爵位封地，从宗族中除名，把他的儿子萧直改姓悖。但没过十天，天子又恢复了萧直的宗籍，并册封萧直为永新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萧综叛逃北魏后改名萧赞，以示与天子断绝父子关系。萧综去世后，有人把棺柩盗回江南，天子仍按儿子之礼安葬，怪不得胡三省感叹：“（萧）赞不以（梁武）帝为父，而帝犹以赞为子，可谓爱其所不当爱矣。”

第五，中大通四年（532），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让人到市场上赊购几百匹锦彩丝布，商人都闭门不出。少府丞（主管皇室财政）何智通报告此事，萧纶被责令回府闲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智通由是遭到萧纶的防阁（王府护卫武官）戴子高暗杀，因为认识凶手，他在临死前蘸血写下邵陵二字，使奸谋得以败露。萧纶被废黜为平民，锁禁于府第，但没过多久又恢复了爵位。

（二）从虚心纳谏到自以为是。在儒家治国理念中，受推崇的不是君主独裁而是君臣共治，因此，孟子把商纣王称为“一夫”（独夫民贼）（《孟子·梁惠王下》），从谏如流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明君的基本素质，并会对国政产生切实的影响。梁武帝前期确有广博的胸襟和宏大的气度，例如因纳东昏侯的余妃而荒废政事，范云劝说未果后，联合侍中（掌管机要）兼领军将军王茂再次进言，以刘邦攻入秦朝首都咸阳后不近女色而范增畏惧其志向远大为例，说明内乱刚刚平定，不应仿效乱身亡国的行为。萧衍欣然接受，把余妃赐给王茂，并分别赏赐他俩百万钱，还专门为此丰富了原有的制度，在公车府（主管上书和征召）的谤木和肺石旁各放一个盒子，以方便布衣处士发表意见及有功有才之人申诉冤沉。

基于自信开放的心态，梁武帝还能曲意采纳不合心意却于理有据的建言。有人提议在会稽（浙江绍兴）和国山封禅，许懋提出三点理由反对：一是从经书原意来看，舜在泰山祭天是为了巡狩，并不是郑玄引用纬书所解释的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因为舜每五年遍巡天下，四季巡视四岳，若是封禅就不会如此频繁，更何况上古时代结绳而治，民风淳朴，根本不会刻石记载或是用金粉书写来报告政绩。二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正如管仲所言，只有受命之君才能封禅，推而广之，圣主无须做而凡主不应做，秦始皇和东吴孙皓均非盛德之人，不足以效法。三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封禅的礼仪大抵是道听途说，背离了原初的意义，完全是君主喜好名声，臣下有意逢迎，既然祭祀天地有常规，诚敬之道已相当完备，就不应再妄谈此事。天子随即中止了原来的计划。至于切中时弊的建议，更是来者不拒。尚书右丞（尚书省副次长）江子四在密折里详尽论述了朝政得失，天子表示，自己的过失往往本人很难看到，相关部门要对所陈问题随时展开检查，凡是不利于民的事情，应及时启奏。

然而，梁武帝未能善始善终，后期却走上了伪饰拒谏的道路。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侍从顾问）贺琛上陈四条意见：一是官员横征暴敛，百姓流离失所，户口正在逐渐减少；二是社会风气奢靡，贪污腐败盛行，道德操守完全败坏；三是小人竞相冒进，政治环境混乱，无人顾及国家大局；四是朝廷不知节制，民众困苦不堪，前途处境令人担忧。天子阅后勃然大怒，逐条加以反驳，不仅让他具体指出谁是贪官污吏，哪些项目劳民伤财，还严厉地质问，若是不能信用官员，又该如何管理国家，甚至不惜现身说法，声称自己不爱饮酒，不喜声色，住处简陋，穿戴朴素，每天三更起床，忙到太阳偏西才吃一顿素食了事，正是提倡节俭的范本。贺琛只得连连请罪，其他大臣更不敢说话了。不容否认的是，天子确有许多常人的优点，但他亲信奸诈之徒，耗巨资供养佛教，助长了奢侈之风，加剧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大概贺琛的奏折正好触到了实处，因而引来令人意想不到的过激反应。

司马光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自作聪明的态度，梁武帝在位时间如此之长，最终却死于侯景之乱，开国之君而亡国，在正史上也算是异数。不过，从贺琛上奏一事已能探寻到某些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君主缺乏雄才大略，就会专注于琐细之事，不是从臣下的进谏中吸取精华，而是在细节上吹毛求疵，臣下言事固然应力求简明扼要，着眼于大政方针，更为重要的是，君主要能抓住核心问题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这样才能纲举目张，事半功倍。实际上，贺琛的奏章尚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可是天子已经恼羞成怒，接连质问徭役过重的程度，贪腐官员的名字，铺张浪费的数目，用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求全责备，同时极力自我辩解，袒护短处，夸耀长处。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每顿吃素就是勤俭节约和最大的美德，整天忙碌就是辛劳工作和最佳的治国方法，这些一样都不少，没什么需要增加的，所以臣下的规劝完全不值得听取。身为天子近臣的贺琛已然如此，比这更为恳切激烈和直言不讳的话，自然永远不会再有人说了，结果奸佞小人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完全不知，身死国灭，遭人讥笑，实在是可悲可叹。

（三）从知人善用到重用佞臣。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君主都不可能事必躬亲，选任官吏因而显得无比重要，几乎直接关涉施政的成败，梁朝初期的兴盛和末期的败亡均与此密切相关。初期所用官员大都人称其位，就朝中要员而言，范云执掌机要，终日紧张忙碌，并能直言进谏。在他之后，按资历轮到尚书令（总揽事权）沈约，此人是佐命元勋，文名颇盛，但只知道贪图荣华富贵，在政治上唯唯诺诺，没有任何建树，故而改用尚书左丞（尚书省副次长）徐勉和右卫将军周舍。前者每次誊录奏章后即烧掉草稿，后者经事无数却从未泄露过半点机密，两人常留在朝中处理政事，少有休息，人称贤相。另调沈约为左光禄大夫（顾问应对），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沈约有意于三公之位，徐勉为其请求开府同三司之仪，均未得到批准。就地方官员而言，不仅选用清廉公平之人，而且每次任命都当面用正道勉励，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福建建瓯）内史（太守），左户侍郎（户部次长）刘彧为晋安（福建福州）太守，两人以廉洁著称。基层官员也按能力升迁，调山阴（浙江绍兴）县令丘仲孚为长沙（湖南）内史，武康（浙江德清）县令何远为宣城（安徽）太守，因而大家无不以勤政廉政自勉。

不过，梁武帝终究还是从亲贤臣走向了亲小人。在徐勉和周舍之后，当权的是何敬容和朱异，前者忠厚勤恳而缺少文才，以维护法纪为己任；后者文思敏捷，善用各种手段博取赞誉，两人品性不同，但都得到宠信。朱异掌权三十年，收受贿赂，媚上欺下，远近无不痛恨。他的园林住宅豪华气派，古玩珍宝不计其数，饮食音乐精美，妻妾侍女动人，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每到下朝之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太清元年（547），在朱异的力主之下接纳侯景归降，并授以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之职。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擅于观察天象以预测吉凶，早先预言几年后国内会有兵戈之乱，此时慨叹找到了真正的原因。最不可思议的是，侯景后来以诛杀朱异为名叛乱，朱异在都城陷落前忧惧而死。天子听说朱异平生志在宰相，竟然破例赠赐尚书右仆射的名号。

（四）从重视教化到迷信佛教。礼乐教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不可动摇，随着梁武帝从崇儒到佞佛的转变，社会风俗和政权根基发生了不易觉察的微妙变化。南齐制定礼乐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梁武帝认为，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应尽快推进，不能坐等太平盛世之后再做。尚书仆射（尚书省次长）沈约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并由他们各自推荐学古一人相助，存疑之处依西汉石渠阁和东汉白虎观的旧例，由天子裁决。于是委任右军记室（主管文簿）明山宾等人主持，何佟之和镇北咨议参军伏暅先后全面负责，完成之后遵照施行。与此相应的是，虽然江南自东晋以来开设了国学，但存在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形成讲授传统，天子向来喜好儒术，认为两汉读书人都是通过经学进入仕途，信守儒家正道的饱学之士往往能建功立业，魏晋以来儒学式微，士人浮华张扬，致使中原沦陷，故而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招儒生；又以贺瑒、明山宾、沈峻、严植之为博士，各自主持一馆，供给生活资用的同时，还给考试优秀的学生授官，天下士子云集而至。此外，又选送学生到会稽云门山跟随隐居的何胤学习，并从中选拔品学兼优之人。还分派博士祭酒巡视州郡的立学情况，初立孔庙，设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负责搜求举荐人才。天子视察国子学后，让太子以下王侯的适龄之子入学。

谁能预想，后来梁武帝的思想竟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多次到同泰寺讲经，还三次舍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佞佛帝王。大通元年（527），修建同泰寺，又取合音相同，开大通门与之相对，天子早晚从这里出入，并在此寺举行舍身仪式，大赦改元。中大通元年（529），天子到同泰寺设四部（僧、尼、善男、信女）无遮（平等财施和法施）大会，脱下衮服，换上法衣，行清净大舍，住在寺中，室内素床瓦器，乘坐小车，家臣执役，升讲堂法座为信众讲解《涅槃经》。群臣用亿万钱祈求赎回皇帝菩萨，僧众默许，经过三请之后，天子才同意回宫，期间每次给朝臣回信都称顿首。没过多久又开同样的法会，大赦改元，有五万多人参加。中大通三年（531），天子到同泰寺讲解《涅槃经》，前后持续了七天。中大通五年（533），天子到同泰寺讲解《般若经》，先后持续了七天，数万人到会。大同四年（538），因犯人李胤得到如来佛的舍利而大赦天下。中大同元年（546），天子住在同泰寺的临时官署讲解《三慧经》，大赦改元。夜里佛塔起火，他认为这是魔鬼造成的，使行善受到了阻碍，应大量进行佛事活动，故而决定大兴土木，建造规模超过以往的十二层佛塔，后因侯景之乱而中止。太清元年（547），天子到同泰寺举行舍身仪式，在群臣给佛门捐钱后赎身，大赦改元，与大通元年一样。

梁武帝长期持续而近乎狂热的举动，带动臣民跟风效仿，不仅使非正统思想占据主流，而且把国政带入了迷途之中。太清二年（548），萧纲在玄圃讲说《老子》和《庄子》，侍中兼太子詹事何敬容对学士吴孜感慨，西晋崇尚虚无玄妙之论，结果中原沦落胡人之手，如今太子重蹈覆辙，只怕江南也要成为胡人的天下了。梁元帝继承父亲之位。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天子酷爱玄谈，听说西魏入侵才停止讲析《老子》，后来得知消息有误又恢复讲座，百官身着戎装听讲。君主如此行事，梁朝守不住最后的弹丸之地也尽在情理之中。

总体而言，梁武帝确有不少优秀品质，博学多才，勤政节俭。自信奉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以菜羹粗米为食，衣帽被褥多为粗布黑色，两三年才换新，嫔妃的衣裙不拖地，除了祭祀、宴会和佛事，很少奏乐，严寒酷暑也衣冠楚楚，对太监近臣如同贵客。然而，他太过宽待社会上层，以致官员鱼肉百姓，使臣干扰地方，权贵骄奢淫逸，宗室违法乱纪。崇尚礼乐而忽视刑法，大臣自然也不重视审案，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受贿多得像市场出售商品，冤狱遍地。到了他的晚年，更是满足于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大案犯都很不高兴，甚至对谋反之人也仅哭泣悲伤一番后予以原谅。正因如此，贵族豪门更加专横，有的公然白天在都城杀人，有的夜晚公开抢劫，罪犯藏匿于王侯家，官吏不敢前去搜捕。天子深知这些弊政，只是溺于慈悲仁爱，无法下决心禁止，而偏离治国正道的后果就是以悲剧收场。

从表面上看，梁武帝一直被侯景玩弄于股掌之间，究其本质，还是梁朝政治已先行腐朽不堪，漏洞百出，才给人以可乘之机。太清三年（549），侯景在围攻首都建康（江苏南京）之时上书陈述了天子的十大过失：一是喜欢伪饰虚诞，厌恶实录，把妖孽视为祥瑞，对上天的警示置若罔闻。二是解读经书，排斥前代儒生的观点，这是王莽的做法。三是用铁铸造货币，轻重时常变化，这是西汉公孙述的做法。四是滥授官爵，导致官场风气不正，朝纲紊乱，这是西汉更始帝和西晋司马伦的做法。五是萧综把父亲视为仇敌，萧纶让人扮成父亲而痛加殴打，这是后赵石虎的做法。六是到处兴建寺庙佛塔，造成极大的浪费，致使民众饥寒交迫，这是东汉笮融和后秦姚兴的做法。七是宫殿雄伟华丽，天子只跟主办文书的官员决断国家大事，政务要通过贿赂才能办成。八是宦官富足豪奢，僧人产业殷实。九是太子喜好珠宝，沉湎酒色，说的是轻薄的话语，写的是淫荡的诗赋。十是萧纶到处残害百姓，湘东王萧绎的属下贪婪放纵，南康王萧会理和定襄侯萧祗等人沐猴而冠，他们都是至亲的子孙，位列王侯，可是天子被围困一百多天，没有任何人真正前来勤王。像这样而奢望国运长久，自古未有。虽然侯景是政敌，但说的都是实话，天子看后既羞惭又愤怒。国都很快陷落，天子叹息，从自己这儿得到，又从自己这儿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这种自我安慰早已于事无补，最终只能在羞辱落寞中惨淡离世。

梁武帝对权贵宽而对百姓严，颠倒了政治方向而试图用善男信女的修行方式谋求长远发展，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居上位者最大的德性和善行是以民为本，关心民众，体恤民众，爱护民众，珍惜民众。古人早就深切地懂得这个道理，《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哀公》：“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此前提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用怜悯关爱别人之心，施行怜悯关爱人民之政，治理天下就相当容易了。

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接见中外媒体采访时指出，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人民的意愿，关心人民的疾苦，维护人民的利益，想人民之所想，办人民之所需。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心中有阳光，心中有温暖，心中有仁爱，更多地关注底层百姓，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远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必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美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