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谔
劳累了一整天，晚饭后坐在沙发里，边打呼边琢磨着要写一篇文字，作为《城外笔谈》的序。
《城外笔谈》是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的果实，我只不过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员工而已。书稿初步编好后，我请示《启东日报》的顾总：
“是不是请哪个领导写个序？”
“不用。就这样最好。”
顾总的回答打破了我的计划。编书时安排了几个彩页，为装订方便，每一组彩页前的黑白页码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现在，如果，没有序……
我一边听着自己的鼾声，一边琢磨着怎样才能凑成一篇序。
“那就说说自己的经历吧。”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迷迷糊糊间出了个主意。
1981年夏，我从启东永和秉章初级中学考入海门师范学校，初中时开始的文学梦在师范里又延续了三年，照例是只开花不结果。师范毕业前，有一天去食堂打粥喝，猛抬头看见粥缸后面的墙上有一个书法展览，其中有两页竟是自己的“毛笔作业”。
1984年夏，我与另两位中师毕业生一起被分配至永和中心小学教书。三人之中，我是最不被看好的。落寞之余，只好继续做“梦”。一直到1987年，才有一家四川的刊物发表了我的处女作。以后几年，破了“坚冰”的我一发不可收，在全国好多家报刊频繁地“开花结果”，河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书法》杂志的“篆刻琐谈”栏，几乎成了我与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的专栏。书法创作方面，我也有了不小的收获。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到已经兼职了两年的启东市少年宫当一名专职书法老师。有一天，我大着胆子敲开了教育局局长家的门……
自荐不成，我辞去了少年宫的兼职，告诉自己要认命。后面发生的一连串变故，让我产生了“走投无路”的感觉，于是决定辞职“下海”一搏。先去了盖天力公司，后又从盖天力辞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办了一个小企业赖以谋生。其间整整五六年，基本上抛弃了书法和文学。白天忙于应酬娱乐，夜半醒来，常常扪心自问：“难道就这样以小老板的身份终了一生？我精神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我知道：能打垮自己的，不是命运，而是自己。
1999年3月，我毅然来到南京艺术学院跟随徐利明老师作为期三个月的进修。2000年，我的书法作品入展了全国第八届中青展，我也顺利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从此后，艺术与淘米做饭、睡觉打呼一起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
针对我的现状，常有人为我抱不平，也常有人积极地为我出“运作”“炒作”的主意，我一一谢绝。“人莫心高，自有生成造化；事由天定，何须苦用机关。”文学艺术的长期浸染，让我懂得：人事种种，莫若修心。这本小册子，自始至终、若隐若现地贯串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
我赞同林语堂先生在读了《浮生六记》后说的那句话：“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茶饭，可乐终生’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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