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与千古《史记》

李陵与千古《史记》

经过讨伐大宛一事，在武帝的鼎力扶持下，李广利总算是烂泥糊上了墙，在朝中变得炙手可热。这种将领上台，对其他人就不是好事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就深受其害。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李敢的侄子，父亲名叫李当户，是李广的长子，但李陵还没出生李当户就已经死了。李陵善骑射，礼贤下士，享有盛誉，加上又是名将之后，汉武帝很是青睐。武帝曾经让李陵率800骑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巡视地形，后来又拜他为骑都尉，率5000勇士守卫酒泉、张掖，但却受制于无能而又狂傲自大的李广利。

李广利没有本事，却又嫉才妒贤，心胸狭窄。他不愿意让李陵出风头。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3万骑出酒泉，攻击驻扎在天山的匈奴右贤王。以李陵之才能，本当在此次行动中担任要职，冲锋陷阵，然而李广利却准备让他专管后勤辎重。报国心切却又不谙世故的李陵不愿意，向汉武帝请求说：“臣所率领的士兵，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才、剑客，能力可搏猛虎，箭无虚发，臣愿自己率领这支人马，到兰干山（在今甘肃兰州市南）以南牵制匈奴单于的兵力，请别让臣做贰师将军的后勤。”并立下“愿意以少击众，率5000步兵直捣单于王庭”的誓言。李广利对此很不高兴，不过用兵心切的汉武帝却对李陵非常赞许，并令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军，以作接应。路博德曾做过伏波将军，也是个角色，不甘给李陵做后援，就说：“现在正是秋天，匈奴马肥人壮，不可与之交战，臣希望让李陵等到来年开春，我和他分别率领酒泉、张掖5000骑分头痛击东西浚稽，必可擒获单于。”汉武帝接到路博德的奏章，反倒怀疑是李陵反悔了，不想出征却来挑唆路博德上书，勃然大怒，表示不许拖延。李陵于是匆忙率领5000步卒出击。(www.guayunfan.com)

李陵军到达浚稽山后，正好与匈奴单于的3万骑兵相遇。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李陵并不退缩，命令士兵发射弩箭，射杀匈奴人。匈奴人损伤惨重，纷纷掉头逃跑，汉军衔尾追击，杀死数千人。单于大惊，又调集8万多骑围攻李陵。李陵且战且退，一路南行，最后退到一座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的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却很高涨。第二天再战，李陵军又杀死匈奴3000多人。孤军作战毕竟不能持久，而援军却迟迟未至，李陵只好命士兵们且战且退。

李陵部队表现得强劲而毫无畏惧，面对这种对手，匈奴不知虚实，担心自己面对的乃是汉军精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离汉朝边塞不远，单于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引敌深入围而歼之之计，开始心生怯意，准备撤退。就在这时，李陵军中一个叫管敢的人因曾被上司羞辱，竟然投降匈奴，并说出李陵军没有后援、箭支即将用光等机密。单于听了大喜，立即加紧攻击。此后连战八日，非常惨烈，箭支全部用光，士卒死伤惨重。兵困马乏、弹尽粮绝之际，李陵知道已被算计，长叹说：“只要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足以脱险了。”有军吏劝李陵寻一条路逃回去，被李陵断然拒绝，表示一定要以死尽忠，只下令让兵士各自逃亡。到了半夜，李陵点兵出击，身边仅剩将军韩延年和十几个壮士了。韩延年战死后，李陵长叹一声：“没脸回去见陛下了！”于是投降匈奴。

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然而，李陵以5000军士力抗匈奴8万骁勇之敌，坚持近十日，不可谓不是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遵守其以死尽忠的诺言，投降了匈奴。其一生的悲剧就此开始。

李陵为什么要投降匈奴呢？是想报复李广利援兵不至，还是想等待时机会，与汉军里应外合？是最后关头贪生怕死？历史没有给人机会，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不管怎样，战败降敌，在中国传统伦理和道德框架里是决不能容许的。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势必成为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而司马迁也不必受牵连；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做匈奴的奴才，也未尝不能像洪承畴那样闯出一片天。而李陵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至死不归。

由于李陵所战之地离边境不远。李陵未死已降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大怒，群臣不敢发言，一起指责李陵。只有太史令司马迁站了出来，为李陵辩解了几句，说：“李陵是个大孝子，为人忠义，常奋不顾身为国挺身，有国士之风。而且李陵率领5000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敌人对抗，虽败犹荣。”他认为李陵降敌一定是为了留着有用之躯寻机脱困，为武帝效力，并指责李广利没有尽到责任。狂怒中的汉武帝岂能听进去司马迁的话？司马迁于是遭受了腐刑之祸。

过了一段时日，汉武帝冷静下来，也颇后悔误听路博德之言，命令李陵草率出兵，才至于此。于是，一年之后，公元前97年（天汉四年），武帝派李广利、路博德及游击将军韩说兵分三路进击匈奴，同时派公孙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图救出李陵。

武帝过于糊涂了。李广利、路博德、韩说、公孙敖四人或是李陵死敌，或是无能怕死之辈，怎么能成功救出李陵呢？果然，汉军和匈奴军还没交战就溃败了，公孙敖回报却说：“抓到了俘虏，招供说李陵让单于陈兵防备汉军，所以臣一无所获。”汉武帝在震怒之下，立即下令族诛李陵家。实际上，给匈奴出谋划策的是曾为西汉塞外都尉后来投降匈奴的李绪。家破人亡，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已经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汉武帝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李陵还是没有与匈奴人合作，带匈奴人杀回中原，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是带着被强迫迎娶的单于的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定大事时才勉强来见单于。

李陵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好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浚稽山。李陵本来相当熟悉当地地形，又有勇有谋，最终却被汉朝的一个御史大夫和一堆疲兵穷卒打败。这也许也是李陵心向故国、出工不出力的缘故。

李陵在匈奴待了25年，和匈奴妻子生养了几个儿女，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汉武帝死后，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惮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李陵和李陵的遭遇也很了解，颇同情李陵的不幸，曾试图派人请回李陵。但李陵早已心如死灰，拒绝了邀请。

公元前74年（元平元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

李陵投降匈奴，连累家人丧命，让自己也背上了千古骂名，却成全了一个人，那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说话，直接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下旨将其关进大牢。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后来，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50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而腐刑，也就是被阉割。这种刑罚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不同。他觉得自己如果这样死去，如同九牛一毛，毫无价值。于是，司马迁毅然选择了腐刑。他要完成自己毕生的心愿——将《史记》编著完成。

司马迁也是出自显耀家族，世代掌管太史官职。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他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

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激励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现在，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选择了接受腐刑，走出了监狱。他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公元前91年（太始四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历时16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全部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526000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3000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的《史记》，严谨认真，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早在20岁时，司马迁便离开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司马迁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武帝的过失，也没有丝毫加以隐瞒。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他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怒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与电视剧《汉武大帝》不同的是，武帝其实并没有看到《史记》，至少没看到《史记》的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