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祖业弘历登大宝的故事

继祖业弘历登大宝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深夜，雍正突然去世了，接替他帝位的是二十五岁的皇四子弘历，即后来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

乾隆即位后，欲继祖、父之业，把大清王朝推向新的繁荣。为此，他认真总结康、雍两朝的利弊得失，拿出了一套自己的治国方针，提出了为政主中的执政思想。

通过革除旧弊，纠正错案，整顿吏治，实行新政等措施，乾隆不仅团结了宗室，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且还缩小了敌对势力，获取了民心。这些都为他施展才华与抱负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乾隆开始初政短短几年，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取得了辉煌的政绩，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顺利登基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深夜，清朝的第三位皇帝雍正病逝了，终年五十八岁。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三天时间，不免让人觉得突然。皇上驾崩了，宫中上下急着处理后事，自然是忙乱一片，但最让人关心的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国不可一日无君”，只有新帝继位，朝中大局才有人来稳定，廷臣们才有主心骨。

雍正儿子那么多，究竟会是谁来继承大统呢？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雍正亲历过储位之争，体验和感受到皇位争夺所带来的危险和后患，为了避免将来重蹈覆辙，他开始反思这个棘手的问题。经过仔细的思考与斟酌，他向群臣公布了建储的新规定，即废除嫡长子预立为皇太子的传统做法，改行密建储君的制度。

雍正元年(1723)八月，刚刚当上皇帝不久，雍正就召集诸王大臣开会，宣布他立太子的新方法。他告诉大臣们，自己会把储君的名字书写在一张纸上，藏在匣子里，然后把它放置在乾清宫正中顺治皇帝曾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这样，秘密建储的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这种制度不分嫡庶长幼，以德才为最终标准，符合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而且它也不公开储君之名，避免了皇太子结党营私、扰乱朝政，造成对皇权的威胁，也鼓励了皇子的上进心，维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所以，雍正帝一死，顾命大臣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就立刻召集众朝臣，从乾清宫匾额后取下密匣，宣读雍正帝预立新君的诏旨。诏旨的大意是这样的：“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集诸王满汉大臣，面谕建储一事，亲自写了谕旨，加以密封之后，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雍正的一纸遗诏，使得清王朝政权得以顺利交接。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三日，弘历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在诸王大臣们的拥戴下，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并向全国颁布登极诏书，改明年年号为乾隆元年。清王朝从此进入了乾隆皇帝的统治时代。

乾隆即位时，已经二十五岁，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多年来随父参政，政治上已经较为成熟，具有比较丰富的治政经验。接下来只需把新皇帝的权威树立起来，建立一个以皇帝为核心、君王具有绝对治政大权的、行之有效的最高统治集团即可。为此，即位不久，他就任命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处理国家政务。但是依靠遗臣，并不是放权，在这一点上，乾隆更深深地懂得强化自己君权的重要性。就在辅政大臣刚刚开始工作几天后，他便将其改组，成立了“总理事务处”，规定凡启奏一切事件，都必须送总理事务大臣阅看，然后再由奏事官员禀奏皇帝。不久，乾隆又进一步强调：“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这样，就又很快取消了遗臣的所谓“辅政”权力，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机构。

这样，雍正死后不到一个月，乾隆便大权在握，使处于过渡期的清王朝，很快纳入正规的统治轨道。

大胆纠错

乾隆继位后，以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胆识，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其执政方针。登基后的当月，他便发布了雍正帝的一份遗诏，总的意思是说施政的宽与严，要因时制宜。这份遗诏，实际上是在乾隆的指导下后来起草的，旨在阐述他的治国指导思想。

随后，他又不断以自己的名义，阐明执政观点。他认为康熙、雍正两朝统治政策宽严不一。康熙朝以宽大为治，宽有余而严不足，造成朝臣奉行不善，官吏不知公事，好人不畏法度。雍正朝则以严猛为尚，严有余而宽不足，致使政令繁苛，官吏人人自危，政治空气极为紧张。乾隆认为，这两种治国思想都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总结康、雍两朝治道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他拿出了一套自己的治国方针，即以“执中两用”为准则，“宽严互济，交相为用”，实际上就是“为政主中”的思想。

乾隆元年(1736)二月，乾隆对总理事务王大臣说：“天下之道，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亦无不及，宽严相济之道也。”后来，又进一步阐释了“为政主中”的思想，他认为，为政之道，要不拘泥于成法，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即所谓“损益随时”，同时又要恩威兼施，有柔有刚，即所谓“宽猛两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乾隆开始了大胆执政。

乾隆上台后，发现先父时期吏治看似肃清，一片平静，实际上却是面从心非，许多矛盾都潜伏下来了。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深深地笼罩着朝廷内外，为了缓和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乾隆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和调整，特别是对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一些政治错案，进行了大胆的纠正。

首先，驱逐宫内僧道。雍正生前，信奉佛道，热衷于巫术，特别是到了晚年，对佛道的信仰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在宫内豢养了一大批道士，跟随其左右，并责成专人为他炼制长生不老的金丹。乾隆视这些道士为骗子，对其十分痛恨，但当时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道士巫师们驱逐出宫，遣回本籍，痛骂为雍正帝烧炼丹药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实为“市井无赖之徒”。并警告被驱逐出宫的道士们，不许在外任意议论、传播宫中事情，如有发现，“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同时，对在全国各地的僧道，也加以全面限制。下令严格审查僧人身份，毁禁僧人著述，不许各地擅造寺观等等。乾隆此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同。

其次，纠正前朝错案。雍正即位，是经过与其诸兄弟进行一番刀光剑影的激烈角逐，使用各种手段而得到的。他在争夺皇位过程中和继承皇位之后，对他的竞争对手——皇兄皇弟及宗室异己，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严厉的打击，或终身监禁，或夺爵削籍，或抄家流放，导致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其自身也背负着“谋父”、“逼母”、“弑兄”、“屠弟”、“杀子”等诸多恶名。雍正晚年对此事常常愀然不乐，颇有悔意，所以在遗诏中，他恳切希望诸臣属从此之后都能各秉忠良，摒除恩怨。那么，如何在不损害父亲形象的前提下，处理好皇族家政呢？这对乾隆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即位一个多月后，他连发数道关于处理宗室内部问题的谕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八，在第一道谕旨中，他就提出胤禩、胤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但将他们的子孙摒弃于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初十，又下令宗人府查清因罪而革退的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皇族的家谱。两天后，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被宽大释放。不久，侥幸存活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胤、皇十四子胤禵也被宽释回家，并赐给爵衔。在较短的时间里，乾隆以极大的勇气修正了其父定的错案，了结了这场十几年来悬而未决的公案，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宗室势力，增强了皇族内部的向心力，也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内顾”之忧。

此外，乾隆还对雍正朝因所谓科甲朋党被打击的错案，以及以不驯服、莫须有等罪名而被罢斥的政治冤狱进行了纠正平反，很多其他案件也得到了宽大处置。通过大胆纠正前朝弊政、清理政治积案，乾隆树立了自己新的形象和威信，争得了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缩小了敌对阵营。

实施新政

乾隆一心想继祖、父之业，把大清王朝推向新的繁荣。处理完雍正的后事之后，乾隆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国家政务的处理上。他常常五更上朝，召见大臣，批阅奏章，详细过问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大小事情。他还在勤政殿房间亲自书写了《尚书·无逸》一篇以时时督促自己。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着手新政策的实施。

第一，在组织上，选贤任能，实行官员引见制度，广开言路。乾隆虽然颇有抱负，勤勉于政，又具备远见卓识，但作为一个君主，不了解整个官僚体系的情况，不选贤任能，没有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秉公执法、为政清廉的各级官吏，其理想与抱负再美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乾隆于保举、推荐之外，还通过考试的办法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到官僚队伍中去，以提高整个国家的行政能力和办事效率。同时，他对已有的官僚体系进行整肃，毫不手软地惩办了一批贪污腐化、(www.guayunfan.com)滥施淫威、欺上压下、不干实事的贪官污吏，吏风得到了很大改善，社会风气也明显好转。

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员的了解与控制，乾隆规定除授官吏离京赴任，必须赴宫门请训。而任职于外的将军、都统、副都统和督抚、提镇、藩臬、知府等军政官员，必须定期赴京觐见，汇报工作。后来，引见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副将、参将、道府官员及部分知县。每次引见，乾隆都要求官员们“务须直言无隐”，并且还亲自执笔记录。通过广开言路，避免了自己政治上的一些失误。连他自己都说：“自即位以来，勤思治理，广开言路，大小臣工凡言有裨益，立见施行。”通过以上举措，乾隆很快便掌握了全国文武官员的基本情况，为其施展远大宏图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制度上，推广养廉银制度。雍正时期，为了防止官吏贪污受贿，实行了养廉银制度。但此种制度的受益者只是较高层和很小范围的官员，大部分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低俸禄的问题依然存在，由此导致的贪污受贿现象层出不穷。为了进一步整饬吏治，乾隆帝决定扩大养廉银的发放范围。乾隆元年(1736)六月，他下令将礼部堂官按五部堂官例给予双俸。不久，又作出了发给京城各级官员及各省佐杂官员养廉银的规定。这一措施的实行，很大程度上预防了腐败，有助于吏治的清廉。

第三，经济上，统一赋役征收标准，减免苛捐杂税。乾隆执政后，针对前朝遗留下来的赋役征收标准混乱不一的情况，立即着手解决，对其进行统一，并酌情减免百姓过重的地丁负担。乾隆元年(1736)五月，在将山东益都更名地钦租名色裁革，照该县上等民地按亩承粮之后，乾隆将这种做法推广到直隶、甘肃、江南、浙江、广西、陕西、湖北、福建、山西等省的军民屯田，以免除百姓钱粮偏重之累。此外，又对一些丁银过重的地区，分别将其高出部分予以削减，积欠部分予以豁免。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乾隆还下令裁除苛捐杂税，禁止各级官吏以耗羡归公为名，在所定数额之外多收耗钱，盘剥百姓。对多年来各地以各种名义增添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乾隆下令从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以后，即陆续采取措施，予以裁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民众的额外赋税。

乾隆还因时因地，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不定量地进行积欠的蠲免和对灾民的赈恤。登位之初，他就下令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民欠钱粮、旗退地亩租银及入官地亩租银租粮等，悉行豁免。对于各地出现的水旱虫灾，他也多次发粮帑予以赈济，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人民群众因害灾造成的生活困难，例如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免除灾区商人米粮，开仓平粜、设立粥厂，兴办普济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

第四，农业上，清查垦荒实数，取消清丈土地和“井田制”。乾隆上台之后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也是非常得民心的，特别是广大农民深得其惠。例如，从清初以来，政府一直推行奖励垦荒政策，对垦荒成绩突出的官员以重奖或予以重用。然而，雍正末年，全国的荒地已开垦得差不多了，但地方官或迎合上意，或请功邀奖，仍不断向中央报垦大量荒地，把因地多而增加的赋税摊派到农民的头上。针对这个问题，乾隆一上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关贻害于百姓也”，立即责成各省查清开垦实数，上报中央。再如，雍正时期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税级，首先在四川开展了清丈土地的工作，但清地方官员也从中舞弊，光清丈出所谓“隐匿”的田产达二十多万顷，地增田赋随之就得相应增加，但增加的这些田赋最终又落到了农民头上。乾隆上台后，马上取消了清丈土地的做法，还罢免了部分清丈官，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农民因清丈增赋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行动。对雍正帝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在直隶一些州县推行“井田制”的做法，乾隆认为“古制难复”，也予以撤除，而采取了扩大八旗兵额、赏赐钱粮、借给俸饷、出旗为民的办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八旗人的生计问题，巩固了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八旗制度。

乾隆即位后，奉行“与民休息”、“为政务实”的精神，其“为政主中”的执政思想是明确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既切实可行，又深得民心。他以勃勃的雄心、过人的胆识，强化皇权、团结宗室、整饬吏治、清理积弊，又“汰僧尼、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在初政的几年时间里，就把清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取得了辉煌的政绩，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