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他们一起玩的“民主”_关于民国的故事

那些年，他们一起玩的“民主”_关于民国的故事

选举是民主共和的必然选择。作为“中华民国”，就算是装装样子，也要搞些选举出来。民国的大大小小的选举构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民主实践。它或搞笑、或残忍、或庄严、或可悲，但都是中国人智慧和感情的表露，值得后代为之深思。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人合影

中华民国第一次“大选”是1911年临时大总统的选举，这堪称“开国大选”。不过，这也是最寒酸的一次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代表各省的四十三名代表，而且选票按省分配，每省一票。当时参与选举的省是：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一共17个。严格说起来，这次选举的合法性有些问题，比如直隶、奉天等省，还在清朝控制之下，其代表根本无代表性，而边疆地区如黑龙江、新疆、西藏等缺乏代表。这样一个迷你型的“大选”连孙中山自己都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北方袁世凯方面也频频质疑。但为了尽快革命成功，迷你大选必须要搞。(www.guayunfan.com)临时大总统的候选人有三个：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副总统候选人有两个：黄兴、黎元洪。明眼人当然都知道这是给孙中山、黎元洪量身定做的计划。投票结果可想而知，孙中山16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17票当选临时副总统。总统的得票竟然比副总统少，这是一个小小的尴尬。

“迷你大选”选出的临时大总统没过多久就让位给袁世凯了，这是民国选举史的一个心酸开局。

到了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时候，全国局势已经大大不同。这时已经有了国会，总统由700多名国会议员选举产生。这是一次展露中国人劣根性的大选，为了当选，候选人袁世凯用尽了卑劣手段。但这毕竟是一次真正的大选，不管怎样，每个议员都有选举的自由。

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刚过半数，离法定票额相差太远。这时已中午时分，主席宣布休息后再继续投票。选举结果充分证明了议员们有很高的自主性。袁世凯虽然着急，但也不敢直接用武力取消选举，于是派人在会场外把守，不让各党派的人送饮食进入，用饥饿来逼迫反对派议员就范。

饥饿是有一定效力的，议员们挨着饿继续投票。第二次计票，袁世凯得票较第一次多了若干票，但还是不到法定票额。这时，天已经黑了，但依照法律不能散会，必须选出大总统才行。担任主席的汤化龙宣布：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之规定，请大家就得票较多的袁世凯、黎元洪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任何人，以废票论，不唱被选人姓名。

这个进展让反对派议员们精神一振，他们只要坚持理想，让黎元洪而不是袁世凯当选并不是不可能。但已经一天没吃一点东西的反对派们饿得头昏眼花，理想的重量越来越不如一顿饭。虽然如此，很多人仍在用身体在坚持。一天不吃又死不了人，有人已经在做持久战的准备。袁世凯方面更是心急，为了击溃反对派们的信心，搞了一个“公民团”到会场抗议，声言“选不出大总统三天不许吃饭”！

议员们的心理防线在节节崩溃。不吃饭还好，议员们中间的大烟鬼不吸毒可真是扛不住，这些人涕泪满面，哈欠连天，极端痛苦地在会场乱窜，到处寻找反对派议员，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念，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地散会。瘾君子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礼，一时间乱得不可开交。

第三次选举就在这种搞笑的画面中开始了。晚上10点钟，第三次投票结果公布，袁世凯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当选总统。这本是一件喜事，但整个会场哈欠连天、饥肠辘辘，没有半点喜庆气氛。最终的票数是袁世凯获得了703名出席代表的500张选票。即使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助选”，仍然有100多名议员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在第二天举行的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获得了719名出席代表的601张选票，出席率和得票率都超过袁世凯，又一次凸显了总统的争议性。——这已经是黎元洪第二次在总统选举中让当选总统出丑了。

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大总统选举就这样结束了，其过程和结果都发人深思。后代往往指责这次选举的暴力背景，但这毕竟是一次有民主之实的选举，如果议员们有足够的理想高度，他们本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对抗袁世凯。袁世凯的最终当选是一次政治妥协的结果，不是民主的罪。这次选举的意义在第二次总统大选的时候显示出来：1918年进行的那次选举，军阀政客们意识到彻底控制议员的重要性，掌握实权的段祺瑞干脆把90%的国会议员都换成了自己的“安福系”人马。这次选举倒是平顺，但已经没有几分民主之实了。

1923年的第三次总统大选是在耍猴式的闹剧中开始的。控制政局的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选总统，导演了中国历史上最滑稽的一次选举。

这是一次台面下很肮脏，但台面上还要维持选举样子的选举。台面下，曹锟开出了5000元一张的“票价”，每个议员根据地位的不同还有增减，而台面上用尽了所有耐心来等待所有的议员到京以维持法定出席人数。

“票价”对议员很有吸引力，精明的议员们几乎每天都开会商量大选事宜，不是讨论应该选谁，而是讨论那5000元到底怎么付款。最终，这一大笔钱以支票的形式发到了议员们手中。钱的事终于整明白了，但选举还是迟迟不能开始，因为很多议员还在以各种理由抵制选举。

曹锟急了。他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不过，就算急死也不能使用武力。他使出了最后一招：对那些抵制选举的议员，承诺他们只要去投票就给钱，就算不投曹锟都行。用这个办法，一批议员心动，进入了会场。可这样还是不够法定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用流氓招数了——用自己人扮演那些不能到场的议员，比如几乎没人认识的蒙古议员之类，这些“演员”一到会场就被人认了出来，但可惜会议并没有“验明正身”的法定程序，也只好让演员一起选举。

这场拼凑的、贿选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猫腻的选举终于开始了。选举结果符合期望，曹锟得到590名议员的480张选票，顺利当选。另外100多张选票投给了谁呢？看看计票结果就知道有多荒谬了：

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2票，陈炯明2票，陆荣廷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1票。

这简直把中华民国台面上的所有政治人物都一网打尽了。最可笑的是还有废票12张，其中有一票是投给孙美瑶的，此人本是土匪，后来被招安为旅长，有人选他为总统，摆明了就是故意开玩笑，让后代人知道这场选举的可耻。另外的废票中，更有赤裸裸选举“五千元”为总统的一票，“三立斋”三票。这就更是直接打曹锟的脸了。

这次贿选事件是民国政治史上最荒诞的一页，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军阀政客们毕竟还不想扯破最后一缕遮羞布，他们毕竟还想做做选举的样子，为了让选举符合法定人数而做出“牺牲”。到了后来，张作霖入关，直接取消了一切民意机关，什么宪法，什么国会、参议会，都荡然无存，他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掌握一切权利，民主彻底消失了。

这些“大选”让人民对选举逐渐失去了信心，同时，掌权者们对选举这种形式也觉得有些无聊了。只要实权在握，自己宣布是国家元首就好了，何必再费这个事呢？所以，在曹锟贿选之后，国家虽然号称在进步之中，但大选却消失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48年“行宪”的开始。

1948年，这个中华民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已经错过了实现完全民主的最佳时机——那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力量达到微妙平衡，可以用制度的力量实现孙中山梦想中的民主，但转瞬间开始的内战把这个机会葬送了。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还是执拗地要“行宪”，搞一次他“真正”的选举，正式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但是，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这次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选举很难说有真正的代表性。李宗仁回忆了当时国家的境况：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一九四七年八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三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

政府里的大员们都对政府失去了信心，选举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选举，普通民众还是抱有真诚的期待。毕竟中国已经没有民主好久了，选举，即使是选着玩儿也比不选好。

按照当时的宪法，总统由国民代表大会选出。这有点像以前的“国会”，但实质大不相同，因为国民代表大会虽然是在10%的史上最低投票率下选出的，但毕竟是由国民“直选”产生，理论上讲中国选民第一次有了投票机会。国民代表大会一共2961名，代表着当时中国4亿人。并且，虽然共产党执政的地区没参加选举，但第一次有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地区的代表被选出，从形式上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

国民代表大会选出来了，总统选举也就提上了日程。本来总统候选人非蒋介石莫属，但蒋为了让选举显得更民主一些，并且引起美国的欢心，突发奇想，暗中邀请胡适做候选人，而他自己将来做更有实权的行政院长。

1948年4月4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提名。中央委员们纷纷发言，一致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这当然是蒋介石喜欢见到的场景。但在会间蒋介石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本党向来的态度是天下为公，而且以服务为目的，第一届总统不一定由本党内选出，应该选党外的人。党外的人具有下列条件可当选：忠于宪法，努力推行宪政；有民主精神；有民族国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这个说法看起来很民主，但实际上很荒谬，既然是党外的人可以被选上，那又何必由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总裁来提条件呢？就蒋提的这几个条件来说，人们心里也怪怪的，因为话语间好像有了属意的人选。身为国大代表的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他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

胡适当然知道，自己当上了总统也没什么实质权力，但他实在很想玩一票。他喜欢美国式的民主，如果他当选，会让整个选举带上很民主的光环，即使只是光环，他也喜欢看。犹豫再三之后他答应了。可惜的是，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奇思妙想不大感冒。大概很多人还对以前的总统选举有印象，选举不是那么好控制的，胡适一旦当选，政治还能不能被国民党控制实在很难说。在难以说服党内同志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好打消了请胡适出山的念头。聪明一世的胡博士被拖着下了一次水，差点打湿了身子，好在没走多远就上岸了。

蒋介石毫无疑问地当上了总统候选人，为了制造“竞选”的气氛，同党的居正也被安排为总统候选人一同参选。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蒋介石顺利当选，票数是2430，他的“对手”居正是269票。

总统选举的无悬念让普通民众感到很失落，媒体也觉得没有什么新闻可报，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到了真正存在竞争的副总统选举。此时台面上已经有好几个名人表态要选举副总统，背后的力量都不俗，形势很不明朗。有意参选的人中，桂系领袖李宗仁决心最大。在国民党的体制中，他是唯一一个身处核心权力圈之外、同时又资望最高的人。国家正在战乱，占得一个副总统的位置能让他取得很好的战略位置，如果有大的变故，可以比较方便地把大权拿到手。李宗仁是蒋介石的政敌之一，如果他参选，又是一个“民主佳话”。这种情形是胡适这样的学者最希望看到的，他高兴地给李宗仁写信表达喜悦之情：

一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李宗仁回忆录》）

得到胡适鼓励的李宗仁士气大振，但为了稳妥，他还是提前和蒋介石沟通，以求万无一失。目中无人的蒋介石预料李宗仁成不了什么气候，于是大唱高调，支持李宗仁竞选。李宗仁更为振奋，成立竞选团队，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

李宗仁出山之后，因为新闻媒体的热情追逐，气势几乎超过了总统选举时的蒋介石。普通民众对李宗仁也大有好感，人们还记得当年正是李宗仁在抗战中台儿庄一战给了日本人一次最大的打击，是蒋介石之外的“人气王”，而且没有什么道德污点。

这种气势当然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作为一个已经习惯了“领袖”感觉的人，他不能容忍别人的风头盖过自己。他决定立即出手，把李宗仁打掉。方法仍然是他最擅长的政治手腕儿。李宗仁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辞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蒋介石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懊丧。恼羞成怒的他亲自出马来劝退李宗仁。可惜李宗仁心意已决，不想做丝毫退让。两个人见面的情景是当时的国人很难见到的一幕民主与反民主的较量：

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取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这真是一幕精彩的好戏。一部民国史的政治风格都表现在里面了。其实，李宗仁竞选的不过是没有实权的副总统，撑死了也就赢得一个空空的战略位置而已，作为政治家，蒋介石应该让李宗仁一起分享权利，但他没有这个度量，甚至让他人分享荣誉都不答应。选举是他经营的一场大戏，本来导演得很光鲜，但李宗仁的加入让他越来越心烦，一步步回到了袁世凯、段祺瑞之流操纵选举的老路上去了。

既然不能阻止李宗仁参选，那就只好阻止他当选。盛怒之下的蒋介石还是没把李宗仁看在眼里，他发动了国民党的全部战斗机器，强推党内的最强棒孙科出山，与李宗仁一同竞选副总统。这位孙科先生占着一个天生的便宜——孙中山的独子，但和李宗仁比起来，还是显得嫩了点。把孙科推到前台凸显了蒋介石手下的心腹人马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大腕儿了。

孙科本不想争副总统这样的虚位，他本人正担任立法院长，谋求连任是最好的选择，但总裁有难处，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出马。

外界当然不知道高层内部的争吵，但从人员的调配已经颇看出些端倪。好戏就要登场，媒体当然要大肆宣传。受到钳制的舆论不能把蒋介石怎么样，但对孙科却没那么胆怯，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倾向李宗仁，这一方面是李宗仁的个人影响力使然，另外一方面也是民间把对蒋介石的怨气顺势发到了孙科身上。蒋介石的出手适得其反，他把李宗仁的气势更提高到李本人本来达不到的高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蒋介石使出了最后的看家本领，这也是北洋军阀们惯用的招数：武力恫吓、流氓骚扰、金钱贿赂。支持李宗仁的报纸被砸，国大代表被骚扰，一时间首都南京被搞得乌烟瘴气，民主的气氛全无。人们仿佛又回到了被蒋介石声称打倒的北洋军阀时代。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国内外舆论给当政者的压力要远远超过当年。蒋介石还是无比珍惜这一次显示民主的机会。李宗仁阵营看透了这一点，也顺势使出了一个妙计，倒逼蒋介石收敛：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二十四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二十五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四月二十八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二十九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李宗仁的这一招够狠，也够险，稍一不慎就会被蒋介石吃了豆腐。但是，对局势的正确判断让他们敢于走这一步棋。他们终于赢了。这是蒋介石不愿看到的结局，但这个结局却实实在在增加了整个选举的民主含量，作为政治家，他本应该为此高兴才对。

李宗仁如愿拿到了他期望中的绝佳战略位置。在当选副总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国共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刚刚到手的总统职位因军事、政治的全面失败而动摇了。在外界的指责声中，他被迫辞去了总统职位。按照宪法，总统缺位时，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以最恰当的理由拿过了总统头衔。如果没有当初的决意竞选，这个职务可能是他永远也得不到的。

李宗仁算得上是比蒋介石开明的政治家，但全国局势的变化让他不再可能有任何作为——除了享受末代总统的最后一点“光荣”外，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东西。

李宗仁过了几个月的总统瘾之后黯然离开了，在把剩余的一点政务交给阎锡山之后，他出走美国。令蒋介石恼怒的是，李宗仁并没有声明辞去总统职位，所以从法律上讲李宗仁仍然是总统，这让急于重回前台的蒋介石做起事来很别扭。即使失败了，他也不能推翻自己亲手导演的选举结果。

蒋介石想了各种办法让李宗仁回到台湾辞职，可李宗仁也用了各种办法来搪塞。最终，蒋介石想了一个公然的流氓办法，搞了一个“复行视事”的名目。这个名堂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都是没有的。为了表达对这种“天才”式发明的轻蔑，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特地在会见“养病”的李宗仁时称他为“总统”：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信函仍称“总统先生”。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

杜鲁门请客用的是一张圆桌。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复行视事”这种名目有些不妥。要想真正废掉李宗仁的总统名分，只好重新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下一届总统。在台湾的蒋介石当然能很容易地办到这一点。于是直到1954年，这桩总统公案才终于了结。1948年的大选的成果也终于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