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历史文学的三个原则

认识历史文学的三个原则

首先，要找到完全客观、真实的“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

在我国，文人印象中的“历史”从史书中来，不识字的百姓印象中的“历史”从戏曲说唱中来。长期以来，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差距极大，甚至完全对立。历史文献有《资治通鉴》，民间说唱也有他们的“通鉴”；历史文献有“二十四史”，民间说唱也有“二十四史”。多年前我在河南罗山遇见过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用当地方言说唱“二十四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讲得头头是道，但和正史对不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其实在我看来，《三国演义》中虚构的成分绝不止三成。

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普遍的看法：史书中的“历史”可信、可靠，而文学中的“历史”不可信、不可靠。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进一步说，史书中的“历史”也只是相对真实而已。从远古至今，大量的信息被删减掉了、过滤掉了、淘汰掉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是史书作者笔下的“历史”而已，只是支离破碎的“历史”而已。有的事情是“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永远搞不清真相了。有的事情，以往被认为是“史实”的，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新观念的产生，才知道根本没有那回事。例如，我们中国历来都是成王败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旦坐稳了皇位，就可以编造谎言、篡改历史。如《史记》写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梦与神遇”，刘邦的父亲看见有条蛟龙趴在老婆身上，后来老婆怀孕，产下了刘邦。你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吧？这条谎言的本质，在于强调君权神授，宣扬皇权统治的合法性。鲁迅说：“史实在不断地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这实在说得很深刻。

其次，承认历史真实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本事的探求。(www.guayunfan.com)什么是“本事”？“本事”就是历史文学所依据的最初的文献所记录的史实。在叙事文学研究中，探求本事是不能缺少的。这需要发扬史学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学术研究中，史料的缺失或者驳杂，观念的变异或者对立，乃至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本身就是一种诱惑。研究者通过甄别、考证、梳理、辨析、推测、猜想，不断地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尽可能地接近历史，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完全“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接近历史是可能的、必须的。对于文学史工作者来说，了解本事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看从最初的本事到后来的文学作品是如何演变的，文学是如何利用、汲取、剪裁、改造本事的。

最后，“历史剧”的中心词是“剧”而非“史”。

和其他题材的戏剧相比，历史剧只不过取材于历史罢了，它在本质上是“剧”而不是“史”。任何一部历史剧，哪怕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都充满虚构和想象的成分。所以评价一部历史剧的优劣，不是看它是否“忠于”历史，或在多大程度上“忠于”历史，而是看它虚构得是否合乎情理；不是看它是否发生过，而是看它有无可能发生。如果观众看了说这戏“虚假”，多半说的是剧中这事不可能发生，而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多数观众接受了，把“戏”当“真”了，也不是说戏里的事情一定发生过，而是可能会发生，这其实是对本质真实、艺术真实的认同。

在这方面，以往存在不少误解。比如郭沫若提倡过的“为曹操翻案”，我认为就很没有必要，曹操的案也很难翻。如果要翻，许多三国戏就不能演了，《捉放曹》还能演吗？《三国演义》这小说还能读吗？当然新编戏可以翻案，郭老的《蔡文姬》，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这两年新拍的电影《赤壁》，其中的曹操形象都是重新塑造的，既与《三国演义》不同，也与历史文献中的曹操有很大距离。这说明，文学的最大特征是虚构，文学是镜中花、水中月，千万别拿它当真。

不光是戏剧、小说，诗词中也有一个真与假、虚与实的辨别问题。陈寅恪先生开创了历史学研究中“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可见诗歌中的确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但要是全拿诗词当真，就会掉到另一个陷阱中。例如岳飞《满江红》词中有“架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有人提出，岳飞抗金，怎么去“踏破贺兰山”呢？可见这首词是伪作。我以为这首词的真伪可以讨论，但仅仅拿地名说事儿，就显得证据不足。“贺兰山”是虚指、泛指，指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聚集地，不能看成是实在的地名。这种情况很多，不一一举例了。

总之，基于以上三个原则，我们对《赵氏孤儿》杂剧的本事问题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