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

被称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文学体裁。它的勃兴，与20世纪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这种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直接脱胎于报刊文体的体裁，又是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产物。新闻学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因此，有人称它为“用文学形式写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报告”或“艺术的文告”。

18世纪中叶，一些新闻记者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日报合作，以旅行记及风土记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进行暴露和抨击，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其中，德国人福尔斯特所写的《莱茵河下游景色》和《环游世界》以文学手法对种族压迫和殖民主义进行揭露，被一些人称为世界报告文学之滥觞。此外，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旅行札记》，把抒情和政论、主观印象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融合在一起，也堪称报告文学的先驱。同样可列入报告文学先驱行列的，还有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美国作家马可·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等。1903年，美国作家和记者杰克·伦敦所发表的描述英国伦敦东部贫民悲惨生活的《深渊里的人们》，以及另一美国作家辛克莱所写的揭露美国肉类加工厂黑幕的《屠场》，被世界公认是报告文学的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国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一些左翼报刊用文学手法如实反映这些事实，并用德文“Reportague”来称呼这种文体。而1919年美国共产党党员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的问世以及此后捷克共产党员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Egon Erwin Kisch，1885—1948）的杰出贡献，加上高尔基在苏联的大力倡导，终于使报告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的新形式。

在我国，“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同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和文学作品一起，从日本传入的。1920—1922年，瞿秋白以《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苏俄考察、采访，写出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报告文学文集，影响巨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奠基石。此后，茅盾、叶绍钧、郑振铎、朱自清、陆定一、郭沫若等都参与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写出了不少名篇。1930年8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其执委会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经过种种煽动宣传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ue）吧！”^[1]的号召，同时肯定了“报告文学”一词是英文“Reportage”的译名。在左联的倡导下，报告文学的创作、介绍和理论探讨都有很大发展。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在我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报告文学“成为非常流行的运动”（周扬语），一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之一，紧密地配合了抗日战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报告文学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文艺战线上最活跃的“轻骑兵”，展现了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壮阔图景。刘白羽、华山、吴伯箫、穆青等人都有力作问世，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一些传颂一时的名篇，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等等。

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的“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交流了创作经验，探讨了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加强了，但在思想内容上也打上了某些“左”的烙印。“文化大革命”成了文化大摧残，在“四人帮”“反真人真事论”大棒的打杀下，报告文学被推上了绝境，遭到比其他文学样式更为严重的厄运。

改革开放以后，报告文学作为中国大地上的春雷，震撼了文坛。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以其题材重大，背景深广，气势磅礴，感应强烈的特点，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关注。一大批作家贴近生活，紧跟现实，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地拓展创作题材，开始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新纪元，有影响的作品层出不穷，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轰动全国，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黄宗英的《小木屋》、《大雁情》、《桔》等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钱刚的《唐山大地震》、鲁光的《中国姑娘》等报告文学的写作技巧更臻成熟，风格更加多样，名作纷呈，新人辈出，成为文学界、新闻界争相涉足的“宠儿”。

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两重性质，真实性是它的生命。但在真实的舞台上，报告文学可以从文学的河流里汲取营养，引进除虚构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它也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想象，正如巴克在评基希的报告文学时所说：“没有艺术想象，他将决不能活画出这个世界，使得作者不但了解他而且和他一道生活。”^[2]

在对生活素材的选择方面，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在角度、要求、目的上有不同特点。通讯主要注意材料的典型性，报告文学则除了典型性外还要考虑生动性、人物的个性特点、特定环境气氛等，以构成文学形象。早期报告文学多以记事为主，记录作者足迹所至之处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多用史笔手法，很少大段直抒胸臆，臧否人物，虽然也不时发一点感慨和微露讥讽。当代报告文学已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往往由所报告的事件和人物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地联想与由表及里地开掘，从而加强了报告文学的政治色彩和哲理色彩。但这种写法易流于空洞，或“反客为主”，由作者代替人物，丧失真实性。因此，报告文学又常被文学界、新闻界称为“一种危险的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