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代文字狱的恶端及特点

第一节古代文字狱的恶端及特点

一、古代文字狱的产生

文字狱的产生，是在笔的发明之后。因为先有人用笔写文章，而后才能以所写的文字为借口去杀人。这一点，从周武王的《笔书》中已透露出来。《笔书》中说：“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这就是说，因文字而获罪必死无疑。据史料记载，最早因文字而罹难之事，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春秋时期的齐大夫崔杼设计杀死庄公，另立国君。齐太史据实直书：“崔杼弑其君。”寥寥五字，以一个贬义的“弑”字点睛。用“弑”字，指臣子杀君主，是一种犯上的行为。崔杼看罢大怒，杀齐太史。后来，太史的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也被崔杼给杀死。最后一个弟弟继任太史，仍然用“弑”字，这才把崔杼镇住，他不再挥屠刀了。为了一个“弑”字，送了三条性命，够惨的了。当然，用竹简对付屠刀，并非良策，但手无寸铁的史官只能用仅有的性命写下血字，去反抗强暴者。难怪文天祥的《正气歌》，把齐太史列为名垂青史的第一人。^[1]

早在春秋时期，周厉王已知道用语言文字罪人，命卫巫监谤，钳制“国人”言论，得者辄死。其子周宣王亦是步步趋之。但是，正式揭开文字悲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初并天下。如何治理国家，廷臣们发生了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主张依古制而分封诸侯，只李斯一人反对。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了郡县制。九年以后，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又倡议学习古法，分封皇子功臣，受到李斯的斥责，其时李斯已做了丞相。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越即淳于越，被李斯斥为“愚儒”，说明淳于越是孔孟正统儒学在秦王朝的代表人物。在推行郡县制九年之后，依然不忘旧情，表明儒生们对分封制度的迷恋和对郡县制的抵触情绪。可见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割据分封，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于是，在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焚书”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愚民，先把文化知识收归官方所有，规定除秦纪之外，列国史记一概烧毁。二是反儒，镇压那些利用古书、非议朝政的儒生，“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2]焚书的锋芒直指儒生。就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坑儒”之事。原先讥议秦始皇的方士逃亡后，秦始皇就迁怒于京城咸阳的“诸生”，将御史指控的“为妖言以乱黔首”的460多人，挖坑活埋了。这里的“诸生”，即“儒生”，乃读书人之称谓也。焚书与坑儒看似两件事情，实则出于同样的罪名，那就是“造谤”。在秦始皇看来，古书是“造谤”的知识库，要烧毁；儒生是“造谤”的作案者，应杀绝。而所谓“造谤”，不过是发表几句不同的意见罢了，秦始皇却把讽谏之言打成诽谤之语，又把诽谤之语当作乱世之音，这位始皇帝意欲通过“焚书坑儒”这一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异端，维护万世一系的王朝统治。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恰恰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晚唐诗人章碣曾对此作诗讥讽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秦始皇想消灭读书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起来造反的则是不曾读过多少书的刘邦、项羽。虽说焚书坑儒在当时统一与分裂的激烈斗争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颇大的损失”^[3]。秦始皇率先以焚书和坑儒作为文字祸的形式去镇压读书人。此后的禁书、文字狱都与秦始皇的这一恶行一脉相承。

专制君主怕就怕异己的思想转化为记久明远的文字，事实上，文字可以使一发即逝的语言及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因此，周有光先生称书本为“纸脑”，即扩大人脑的第一“体外”脑袋（见周有光《书写革命》）。从这个意义看，烧毁“纸脑”（焚书）同砍掉“人脑”（坑儒）一样横蛮狠毒。不幸的是这种野蛮恶毒的做法，却为后世竞相袭用，而开启此恶端的正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位始皇帝。

二、古代文字狱的特点

文字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沉重的包袱。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被罗织罪名，构成所谓的犯罪。古代的文字狱案有两大特点：一是莫须有的罪名。仅仅依据诗文、著作、表笺里摘取的所谓“违碍”字句来定罪；一是刑罚残酷，对涉案人的处置轻则贬谪、坐牢，重则斩首、灭族。

文字狱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重要历史现象，它一再重复出现，它的每次发生，大抵都有较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支配。倘若以时间顺序来看，它的出现具有某种不平衡性，即使是在文字狱猖獗的宋、明、清三朝，其发生和发展也是因人而异，因时因事而异，差距甚大。

中国文祸的惨烈与封建皇帝的暴虐残酷有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也与中国汉字的特点、汉语文言的表述有一定的干系。汉字有形体、声音、意义三个要素。汉字字形构成的方法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后人在字形上找害人的把柄，往往是滥用拆字方法，如明太祖朱元璋硬把形声字“殊”说成会意字“歹朱”。此外，汉字文意的表述，一是显示，一是暗示。史书重在显示，而诗文意在暗示。显示要用文字的字面义，暗示则多用文字的比喻义。比喻义不及字面义明确，字面义不如比喻义空灵。通常，写史书用字面义，一触犯禁忌，就容易发觉；而作文赋诗用比喻义，即使触犯禁忌，也不会马上觉察，但一旦有所悟，便会到处猜疑，弄得字里行间“草木皆兵”。由于汉字结构特殊，内涵广博，外延丰富，高度精练，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些原因，超水平发挥其罪人之术，以使人们匍匐于他们的极权统治。文字狱成为其进行思想文化统治及实行愚民政策恶辣的一手。

考察历史，文字狱往往起火于史学界，燎原于文学界。在文学里，诗歌则是文祸的重灾区。我国诗赋原本即有“比兴美刺”、“发愤抒情”的传统，自与封建专制统治有所抵触，而且因为写诗赋词，总得用比喻、拟人、双关之类的形象说法，同一个比喻可以得出不同的以至相反的解释，这些形象的方法又同文字影射有相互交叉之处，因为文字影射是用“指桑骂槐”的手段，进行形象的暗示。于是那些先定罪名后找文字把柄的人，便在诗赋的语言上捕风捉影，找寻那些似是而非的弦外之音，构陷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