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代酒文化的内涵

第一节古代酒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代的酒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文化。儒家酒文化的合乐认同精神，道家酒文化愤世嫉俗的逍遥精神以及佛禅酒文化超尘脱俗的遗世独立精神，对中国古代文人与文学的影响相当巨大，酒文化的自由精神早已成为酒文学的重要支柱。

一、酒与儒家的和合精神

中国的儒家是讲礼乐的，而礼是讲等级的，它强调群体社会中的差别性和秩序性，乐则讲和合，它强调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团结和睦关系。儒家的这些礼乐思想也表现在饮酒活动上，在儒家的《周礼》和《仪礼》中，就专门列有“酒正”、“酒人”“浆人”及“乡饮酒礼”等项目，这些“酒正”、“酒人”“浆人”就是专门司祭礼和饮酒之礼的，他们“祭祀以法”、“掌酒之赐颁，皆有法以行之”（《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下），即按礼规定的等级来用酒祭祀和司饮酒之礼。《仪礼》中的《乡饮酒礼》，对主宾饮酒之礼也记载甚详，对主宾进退之礼也有严格规定，体现出儒家饮酒活动中的受礼法限制的一面。^[1]

以礼论酒是孔子饮酒的重要理念，虽然孔子没有专门的论酒文字，但他往往把饮酒放在谈礼的场合进行归纳总结：“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论语·乡党》）意思是说只有酒不限量，以不至于喝醉为限，从市面上打来的酒和干肉不吃。可见孔子是站在礼的立场上论酒的，体现了儒家的中和的饮食观，不反对饮酒，但是反对饮酒过度。后来孟子进一步补充了酒，把博弈好酒当成五不孝之一，这个“好”字，恐怕是贪多务得、饮酒及乱的意思。

但在更多场合下，饮酒则表现为乐的和合精神，《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又说：“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所以儒家乐的精神就是求同求和，在礼的范围内，以求得群体的团结融洽。而举行酒会，大家团团而坐，上下频频举杯，左右觥筹交错，你敬我让，有来有往，其乐融融，皆大欢喜，一时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身份和等级的差距，增强了群体间的凝聚力，这就起到了酒的“合欢”作用。所以在古代上至皇帝朝廷朝贺庆典，下至黎民百姓的乡社之饮，都以酒为介来和合众心。唐太宗在一次宫廷酒筵上大宴群臣，高兴地吟道：“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幸武功庆善宫》）唐代诗人王驾参加了江西农村的社日酒宴，诗情大发，写下一首反映乡村社饮盛况的诗：“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这些诗写出朝廷君臣饮酒欢会和乡野百姓聚众会饮以庆丰收的和乐情景。

受儒家饮酒和乐思想的影响，朋友相聚，离不开酒；亲友重逢，离不开酒；家庭团圆，也离不开酒。乾元二年（759），杜甫在战乱中路过老友卫八处士家，受到老友的热情招待：“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问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赠卫八处士》）几杯老酒传达了朋友间的深情厚谊，使流离中的杜甫感念不已。“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辛副使赴碛西官军》）这是送别酒；“杯盘狼藉宜侵夜，风景阑珊欲过春。相对喜欢还怅望，同年只有此三人。”（白居易《酬郑二司录与李六郎中寒食节相过同宴见赠》）这是重逢酒；“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这是思亲酒。酒早已成为亲友、朋辈间联络感情的黏合剂和享受家庭亲情的融化剂。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酒是消除个人疲劳、精神压力、放松思想负担、消愁解闷的消解剂，这时酒就与道家思想挂上了钩。

二、酒与道家的自我超脱

纵观中国文人饮酒的历史，最得酒中真趣、酒中三昧的是道家和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那一部分文人。与儒家讲求群体秩序、处处以礼法为约束恰好相反，道家是主张摆脱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因此，那些仕途上的失意者，官场上的失败者，往往要到道家思想里去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和思想上的安慰。而饮酒正是通向精神解脱的最好途径：“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王绩《过酒家五首》其二）“独酌劝孤影，闲歌向芳林。长松尔何知，萧瑟为谁吟？手舞石上月，藤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李白《独酌》）“春来酒味浓，举杯对春丛。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蓬。”（贾至《对酒曲二首》其二）“独酌复独酌，满盏流霞色。身外皆虚名，酒中有全穗。”（权德舆《独酌》）独酌自饮，自娱自乐，在醉酒中快意人生，这就是人们追求的酒中真趣。

酒能麻痹人的思想，使人暂时忘却世间的痛苦；与此同时酒也能活跃人的思想，使人达到道家超然世外的精神境界，在醉中达到与道冥冥相通的境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毋为醒者传。”（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二）李白的这首咏酒诗，既是一篇酒徒对酒的颂歌，也是一首醉中悟道的得意之作。

庄子喜欢醉者，因为醉者之真：“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达生》）他认为醉者与“至人”有许多相通之处。“至人”是庄子认为在“神人”“圣人”之上的忘物忘我、顺应自然、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慑。”（《达生》）醉者忘物忘我、精神凝聚而安详，生死不入其胸，惊惧不扰其心，这种醉的境界完全是道家的境界。而能真正达到庄子所称的这种醉的境界的文人，在前要推陶渊明，在后则是苏东坡。

陶渊明的酒与陶渊明的诗一样，恬淡静穆、自然真朴而又韵味淳厚，岁月的流逝只能增其明澄清馨而不能丝毫减损之。陶渊明的酒，很少有李白酒的那种热烈飞动、激荡难宁；陶渊明只是安详自如地斟饮，悠然自得地品赏，让宇宙天地、自然人生都在斟饮中，在品赏中汇入诗人自己那壮阔如瀚海、明净如秋空的心灵中，“真意”既得，陶渊明已无所挂碍、一片忘机的天真悠然而降。“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这是陶渊明的自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没。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聊可去！’其真率如此。”（萧统《陶渊明传》）这是别人的叙述，但无论是自述还是别人叙述，陶渊明饮酒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毫不在乎饮酒的对象是谁、饮酒的环境如何，他所珍视的唯有酒带给他的真趣，醉带给他的境界，他要品赏，他要体味，此时的陶渊明是“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其十四），于是也就有了那些常人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举动。即便如此，陶渊明的酒中仍然有一股潜伏的热流在荡漾、在涌动，因为陶渊明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鲁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2]酒并未使陶渊明遗忘冷淡世事，他在隐居中坚持劳动、探索真理，提出当时所能产生的最高理想——“桃花源理想”便是一个明证。这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最可贵、最让人感动的品格，无论进退得失，无论荣辱屈伸，都不忘却现实人生，不忘却自己肩负的道义与责任。如果时代允许，他们会做出与社会、民众所能给予的绝对相称的贡献，而且远远超过这些给予。

苏东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受后人爱重的大家。他虽未能像陶渊明那样及早从官场抽身，但他在宦海沉浮中，淡泊超然，不为名利所羁，深得陶渊明诗酒之精髓与神韵，他评陶诗名篇《饮酒》（其五）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合，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东坡题跋》卷二）这些都表明他对陶诗深刻精微的体味。比起陶渊明酒的静穆真朴，东坡的酒又多了一层稳健、豪迈。苏东坡一生遭遇坎坷，屡经磨难，浪迹天涯海角。作为迁人逐客，个人的不幸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沉思，他发现古往今来的英才豪杰都有痛苦，都曾遭遇到不幸，若把个人的痛苦不幸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就会发现这是正常和自然的，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于是苏东坡释然了，解悟了：“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渔父》），“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桥·赤壁怀古》），这是历史与现状、理想与实际的尖锐冲突在心中凝成的郁结悠然化解之后的通明旷达，带着这通明旷达投入未竟的旅程，必然是更热爱生活，更懂得生活，更能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享受美。“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充满了豪迈，充满了激情。“诗酒趁年华”是苏东坡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乌台诗案”他大难不死，出狱后被贬黄州，他描述自己的一件乐事：“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西江月·小序》）这简直就是一首优美至极的抒情诗，在贬谪中能以如此的态度对待生活，没有旷放的胸襟、乐观的态度是不可想象的。与陶渊明一样，苏东坡认为追求浮名浮利，苦心劳神，是不能与适情适意的自由生活相比的：“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这便是苏东坡的追求。这种清高、真纯又富有诗意的生活也是古代文人共同向往和由衷追求的。苏东坡爱酒赞酒，甚至亲自酿酒、为酒命名，他还专门写过六篇酒赋，著有《东坡酒经》，他的诗文中弥漫着酒的芳香，他是中国文人中真正了解酒懂得酒的人。

我们从庄子对醉者的论述，从陶渊明、苏东坡与酒的关系上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那就是：悟酒者，必对人生有所悟；得酒境界者，亦能得人生之境界；既悟酒又得酒境界者，必是智者、达观者。

三、酒与佛禅的超然境界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它便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磨相荡，与儒道逐渐融合，从而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禅宗不像佛教其他派别那么强调佛教的戒律，它对礼佛、念经、做佛事都比较随便。它不立文字，随缘取譬，直指人心，强调“即心是佛”，主张顿悟。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认为“挑水劈柴，皆是悟道”。因此，禅宗对佛教徒的饮酒，不但不予反对，反认为这也是悟道的方式之一。因为在酒醉之时，人世皆忘，四大皆空，如同悟道一般。诗人方干说：“纵居鼙角喧阗处，亦共云溪邃僻同。万虑全离方寸内，一生多在五言中。芰荷叶上难停雨，松桧枝间自有风。莫笑旅人终日醉，吾将大醉与禅通。”（《赠式上人》）“大醉与禅通”，确实道出了饮酒与参禅的关系。

传说拾得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他虽是个和尚，但见了一些出家人喝酒吃肉，却并不反对，还写诗道：“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此合上天堂，却沉归地狱。念得两卷经，欺他道廛俗。岂知廛俗士，大有根性熟。”（《诗·我见》）对于出家人喝酒吃肉，有些人认为是违背教规戒律的行为，来世是应该下地狱的。拾得却认为，此种人“合上天堂”，因为他们虽然是市廛之中的俗人，却有佛的根性。大概这就是佛性不违人情，随其自然的道理吧。另一位诗僧寒山更是肆无忌惮，公开招人饮酒：“有酒相招饮，有肉相呼吃。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玉带暂时华，仑钗非久饰。张翁与郑婆，一去无消息。”（《诗三百三首·有酒》）此诗与俗人从时饮酒行乐之旨无二，强调人生无常，世事短暂，若不及时行乐，就像张翁与郑婆一样，大限一到，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拾得还把酒比作般若，多饮自会令人清醒：“般若酒泠泠，故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见形？常游深谷洞，终不逐时情。无思亦无虑，无辱也无荣。”（《诗·般若》）这里拾得把般若比作是清凉的美酒，多饮会使人清醒，使人达到“无思亦无虑，无辱也无荣”的入禅境界。这种酒醉似参禅的体会，自称“醉吟先生”的白居易体会最深。他认为在醉中达道的速度更快、更彻底：“佛法赞醍醐，仙方夸沆瀣。未若卯时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咽入腹内。煦若春贯肠，喧如日炙背。岂独肢体畅，仍加志气大。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似游华胥国，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万机皆破碎。”（《卯时酒》）卯时酒比佛法和仙方使人悟道更加神速、彻底，三杯之后不但四体通畅，似若遣其形骸，如游华胥之国，而且得其全性，万机皆无。对于诗人来说，酒是比佛法中的醍醐和仙方中的仙露更加厉害一些。因为酒可以使诗人更快地进入一个遗世脱俗超然世外的思想境界，无须读经，也无须坐禅，就能达到佛禅一样的境界。

总之，儒家饮酒哲学强调的是团结和乐的社会功用，通过饮酒来达到君臣一致、上下同心、缩短差距、减少矛盾的社会效果，它不过是用饮酒活动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统治的目的，其功利性是相当强的。儒家的饮酒是外向的、群体的。道家、释家的饮酒却是内向的、个体的，多以个人为主体，通过饮酒达到身心的解放，以解除尘世生活和社会秩序对人的思想精神的束缚和压迫，求得心灵的自由和抚慰，因此，道、释的精神与饮酒的哲理精神最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