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友好学术交流的进程

二、友好学术交流的进程

郭沫若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团是由一流的学者组成。日本文部省不仅表示出轻视的态度，而且发表讲话，禁止正式访问以东京大学为首的国立大学，如果国立大学接待了，将处罚校长及校长以下的责任人。因此，代表团不能与国家机构做任何交流。为了接待代表团，民间组织了欢迎委员会，国立大学的教师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委员长由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野口弥吉先生担任，早稻田大学的实藤惠秀先生和我参加了。我与实藤惠秀先生商量之后，决定见大浜校长，报告代表团不能访问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情况。正如我在“追忆早稻田”中所写，大浜校长对中国很感兴趣，学生时期，我与先生就很亲近。大浜校长听了我的汇报，当即就做出了决定:“情况知道了。由早稻田来接待!”代表团访问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了早稻田大学，与教授们交流之后，校长在大隈会馆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12月8日，郭先生在公共大教室作了课外演讲。

在大隈庭院边散步边交流，欢迎仪式盛大。可是，郭先生8日的课外演讲规模更是可观。教室里挤满了学生，有的学生坐到了讲坛上。为了照顾进不去的学生，在公共教室前的广场上安装了扩音器。演讲持续了两个小时，成群的学生拥着郭先生，一直送到学校正门，名副其实的“热烈欢迎”。

当时还有来自反中国势力的干扰，而且警察也不合作，所以就由学生充当警卫，很多学生假装没事的样子在大隈庭院等场所监视。事后，大学给这些学生提供了进餐，可见当时接受正式代表团是需要很大决心的。这个决心成了一个契机，开拓了日本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从此以后，两国虽然没有恢复邦交正常化，但日本政府再也不发表禁止学术代表团访问国家机构的不近情理的讲话了。

大浜校长的友好交流精神，一直为后来者继承。村井资长校长、清水司校长、西原春夫校长在任期内都是自己做团长，组成友好代表团，率二十名左右的教职员访问中国各地。小山宇丸校长在当常务理事的时期，就参加过西原校长的代表团。无论是谁组团，我总是做秘书长，负责与中日友好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部门联系。

虽然在这种学术交流背景的推动下，学术交流日臻频繁，但是真正的学术交流可以说是在1982年7月，与北京大学签订协议，建立姊妹学校。

当时，清水司校长、西园春夫常务理事、奥岛孝康教务长(后任校长)和我的妻子、法学部教授(中国文学专业)岸阳子一同访问中国，参加北京大学的签字仪式。听说当时西原春夫作了有关历史认识的发言后，中方人员才敞开胸襟进入谈话。

从此以后，早稻田与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关系，如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清华大学、战前中国为数不多的著名私立大学南开大学、知名的上海复旦大学，等等。现在早稻田的许多教员和学生去中国，中国也有研究员和留学生来早稻田大学。这种交流不限于早稻田大学校方本身，还包括学校里的各研究所和个人的交流形式。学校的资料表明，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中国居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秋岛田孝一任校长的时期，中国派了两个年轻的电子工学专业的学者来早稻田理工学部，高木纯一教授负责接待，在大隈会馆请吃饭。高木先生也让我一同陪着客人吃饭。或许这是最早正式访问早稻田大学的中国学者。我不禁想起当时高木先生说的话。高木先生看着两个笃实的青年人说:“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俨然有见到了火星人的感觉。”今天想起来就像是梦幻。

早稻田大学不仅接受研究者和学生，还定期邀请中日友好协会、国务院外国专家局(1996年签订协议)的工作人员，研修日语和日本国情，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去。这是其他学校没有先例的做法，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奥岛孝康先生步其后尘，致力于与中国的交流，积极推进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交流，还授予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名誉博士学位(2000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1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在大隈讲堂举行了演讲会。奥岛校长先致欢迎词，接着江泽民主席演讲，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总理大臣、校友小渊惠三。演讲结束后，在小房间举行会谈，我的妻子岸阳子作为学校方面的翻译出席，我也在现场。关于江主席有趣味的谈话，有机会另书。在这些交流中，我们不能忘记多年来担任外事科科长(后当了常务理事)的山代将和外事科职员(现任常务理事)的安江国浩先生的支持和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