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者———王修植

承上启下者———王修植

王修植(约1858—1903年)，字苑生，号俨庵，白泉毛洋周人。撰写《定海公墙碑记》，曾在家乡协办定海厅立中学堂和申义蒙学堂。

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修植考中庚寅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编修(从五品)，后调任直隶道员。王修植所处的时代正是洋务思想与维新变革思想矛盾交融时期，他本身是洋务思想的实践者，同时又积极倡导维新变革。王修值入仕不久，受李鸿章器重，在天津办水师学堂，又开设“北洋西学官书局”，传播西学。他深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思想影响，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曾为光绪帝草拟变法奏章，开铁路、设邮局、裁绿营、立学堂、废科举、开发经济科技等12条主张。光绪帝如获至宝，顾不得西太后的阻挠即降旨实行，朝中有识之士对“12条”赞叹不已，颂其为“识时俊杰”。1897—1902年，王修植任北洋大学堂总办(总理全校事务)，总教习为丁家立。1897年12 月17日，《国闻报》报道说:“北洋大学堂自从去年开办以来，初为总办者，为新会秩庸观察(即伍廷芳)。伍观察奉使美洲后，继之者为定海王菀生观察。观察以金闺之彦，筮仕畿南，经史词章，擅名夙昔，而于天文历算声光化电之学，亦俱研讨有年，心通其意。自入堂视事以来，于中西至要诸学，万户千门，宏网毕举。与总教习丁家立君暨中西诸教习，循循善诱，成效炳然。”观察，清代对道员的尊称。从此报道中可以看出，王修植是北洋大学堂的实际负责人。《国闻报》称王了解“中西至要诸学”，评价很高。王修植掌校期间还向外国记者介绍了学堂概况:“鄙堂学生，分八班，每班三十名。自入学堂之日始，八年毕业，前四年教以传通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学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这是一所理工科综合大学，培养的正是当时中国最缺少的人才。

当时的大学，完全实行的是“拿来主义”，直接使用英文教材。王修植认为，这种做法不好，“以外国文字教工艺、制造等学，事倍而功半，鄙邦今日，教育之法，乃坐此病，地球各国所无，鄙意教育之事，又须由广译做起也”。他非常重视翻译工作，一直在为建立译书局而奔走。自己身体力行著有《行军工程测绘》一书传世。

王修植一生所做的另一最有影响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就是创办维新派报纸———《国闻报》，当时是洋人办报的天下，而在天津的街头终于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由此产生的深远历史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