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文本与报告文学的分析介绍

五、通讯文本与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英文名为Reportage,是文学与新闻报告相结合的一个边缘性文体。这种文体比较特殊。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吸取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特点,用文学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现时斗争服务,五四时期和战争年代称之为“文学的轻武器”。从新闻的角度看,它运用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报道新闻,过去新闻界视之为文艺性通讯。应该说,中国从3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具有新闻的事实真实性和现实纪实性,和“通讯”很难绝然分界。从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被视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到夏衍的《包身工》、戈公振的《东北到苏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文艺记事,到刘白羽、魏巍等的抒情性﹑政论性都很强的战地通讯等,都是中国文学(报道文学)的历史史册中的奇葩,都是中国新闻历史史册中的玫宝。

随着报告文学的发展,在报告文学文本创作上出现了分歧。分歧的焦点是现实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问题。如二三十年前,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向报告文学《哥得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发起挑战,就是如此。^[25]造成分歧的关键是对“报告文学”本质的认识不同。或偏向文学,认为报告文学的本质是文学,它立足于社会现实,但不是新闻报道的事事现实,每一个细节真实再现,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挖掘典型,用文学创作方法塑造典型。因此可以也必须进行艺术加工,如容许在真实的基础上,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等等。或偏向于报道,认为报告文学是借鉴文学的艺术方法来处理新闻事实,因此,必须特别强调新闻性、现实性,描写我们身边正在流动的真实生活。总体上看,比较通行的观念是,报告文学以“文学为体,报告为用”,是纪实性的文学,我们从《报告文学》月刊的办刊宗旨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报告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由一批老新闻记者、文学家创办的纪实类文学月刊,文学大师茅盾题写刊名。它的宗旨是“以写实的笔法观察、审视、记录、表现社会生活真实存在的对象,以作家理性独特的眼光和文学艺术的表现透视再现社会生活”,“兼有新闻、文学优长”。奉行“宽视野、深报告、大文化”,“内容集纳世上:热点、焦点、亮点、暗点、观点……,书写人间:真人、名人、高人、奇人、恶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表现民生喜怒哀乐,参与引领经济潮流,用心投入文化建设。集大众关注与精英思考于一体,纳通俗阅读与文学欣赏与一炉,努力创造和发展自己的独特魅力。”^[26]

就一般而言,报告文学与通讯报道相比,其文本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讯文本立足于现时,具有时新性特征；报告文学也立足于现实,但不追求时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了历史性题材。从钱钢1986年左右写10年前的唐山地震起,开始有人写万里长征,写民国时代,现在写到清朝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金辉的《恸问苍冥》写1931-1945年间日本侵华暴行,晓哗的《东方大审判》是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纪实,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写清朝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程童一等的《开埠》写100年前上海的开埠。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7-200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是中美朝鲜战争的纪实。尽管有人呼吁报告文学到历史堆里去“觅食”,会伤害报告文学的“真谛”,但报告文学的题材也的确没有通讯文本那样的时限要求。

第二,通讯文本的叙事是现实与现时的真实,包括细节等都具有可核实性。报告文学叙事是塑造文学艺术典型,写人物在于塑造形象,因而从人物的外貌特征,到人物的心理,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文学表现手法进行艺术加工,如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适当的心理描写等。它不具有可核查性的要求,如历史人物和事件,细节的真实性无可核查。即使同为现实性的,譬如人物当时的想法,在通讯文本中,如果需要,那一定是采访人物自述性的引语,很少由作者直接叙述；而报告文学可以引述,也可以直接叙述或描写。如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李鸣生的《中国863》,写朱丽兰到国家科委上班时的心情,“朱丽兰下了车,一抬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几个大字便首先映入眼帘。一看到这几个赫然醒目的大字,她就像回国后第一次在天安门看到了国旗,内心有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庄严感和沉重感。”朱丽兰要对863专家进行严格的考核时,专家们想不通,经过朱丽兰做工作,“专家们细细一想,确有道理。是真金,就不怕火来炼嘛!只要没做亏心事,还怕半夜鬼敲门？经过考核,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再痛痛快快地干事情,有什么不好？”如果在通讯文本中,这个“专家们”的想法就该是“哪一个的”,“谁说出来的”,才符合通讯现实与现时的真实。

第三,报告文学的作者主体意识要比通讯作者的主体意识强得多,它具有作者独特的理性思考和评判,显示出作者和作品对社会的独特思考。如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打破了百年来康有为的神话,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那个政治革新领袖、圣人康有为,而是“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晋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27]史学界对此有愤愤不平者,戊戌变法专家房德邻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上发表《是学术创新,还是歪曲历史？——评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一文,指出张建伟一书以非学术的、随心所欲的态度和方法去评价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在运用史料、采纳观点和评价历史等方面严重歪曲历史。文学界该会怎么说？它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何况也有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1970年写的史学专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为证。

而通讯文本却有新闻“客观性”的制约,不要说主观地去对新闻事实进行标新立异地评说,就是叙事的字里行间主观情感评价也很有限。

总的来说,通讯文本是新闻文本,报告文学是文学文本。虽然在通讯中,文学也与它结缘,但通讯并没脱离本体,它的身上主要是新闻的基因；而报告文学,新闻与文学结缘产生出一种新的生命体,它的身上主要继承的是文学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