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形态的演化和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节　组织形态

“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既是那么统一，又是那么多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它和任何其他机构完全相同。”^［12］伯顿·克拉克在写作《高等教育系统》时，把这句话作为扉页的引言，是深有意味的。作为世界上最富生命力的组织，大学在发展历程中组织形式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和变迁，发育成了形形色色的样态，要想描述它们，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人们用了种种的方法，试图进行概括，但由于其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努力只能像盲人摸象一样，通过一个一个的片断而得其印象。

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从解剖大学组织结构的“细胞”开始，研究高等教育的系统构成。他首先研究分析了知识的特点，指出，高等教育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知识就是材料，研究和教学是主要的技术。他认为，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即根据学科进行划分和组合及根据院校划分和组合。学科和院校一起以一种特殊方式决定了学术组织，它们汇聚在基层操作单位，学系、讲座或研究所既是学科的一部分，也是院校的一部分，而学科具有核心的性质;学术机构和系统的特性是高度分裂的专业化，它是许多类型专业人员的松散结合;横向结合的单位为部类，知识领域为其出发点，纵向的联系为层次，以训练的层次展开;但简单的纵、横结构难以适应变化的要求，随着大学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采用多维的组合方法，才能适应变化^［13］。

在《高等教育新论》中，伯顿·克拉克对大学组织的结构形态进一步作了理论的说明，指出:“学者们属于一门学科，又属于更广泛的学术专业。他们归属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同时也归属于全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大学教师们被卷入各种各样的矩阵，多种成员资格决定他们的工作，号召他们的忠诚，分配他们的权力。”^［14］两种组织模式的交叉、两条成员资格线的交叉，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总的矩阵，它适应了高深知识的领域和生产知识的群体之数目增加的基本趋势。这种矩阵由于对研究和教学的认识不同，或者说置于的地位不同，用伯顿·克拉克的话说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相对重要性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差别”^［15］，从而造成了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

从学校的基本单位来看，重视学生教育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构成以学院为中心的组织形态，这种学院制模式中，大学由若干个学院和若干个系组成，各学院都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法人实体，负责挑选、招收本科生并安排他们的住宿，聘任一部分教师指导学生的学校生活、管理学生的各项事务。系按学科、专业构成，是非独立的自治实体，主要负责聘用教师、安排教学和研究活动，并负责考试和颁发学位。

以研究为中心的德国柏林大学构成以讲座、研究所为中心的组织形态，讲座制模式以讲座为最基本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只设立一个教授职位。讲座通常也就是一个研究所，学术范围在一个专业领域。教授是本校该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研究所的负责人，不仅有权决定本讲座的一切学术事务，同时对于资金使用、人员调配也有决定权。若要在相同领域任命第二个教授时，通常是为他另设一个研究所。在讲座之上有学部或系，在学科的框架内协调各讲座(研究所)的发展。

而后来较为普遍的大学组织形式是兼顾两者，采取教学与研究相融合、统一的以学系为基础的组织形态。这种模式中系为基本的教学和研究单位，规模大的学校系上设学院，学院一般在一个学科门类的基础上构架，便于统合学科内的各专业。学院的设立使大学组织的层次增加，而减少校级管理的幅面，往往又是行政的基本组织。校、院、系按学科、专业层级组合，形成教学和研究的矩阵系统。

当然，在兼顾两者的校、院、系模式中也是千差万别的，造成“差别的另一个根源是重视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而轻视专业教育”^［16］，像美国的一些大学设立专门的文理学院、日本的大学曾经设立教养学部，而在一些大学本科生教育则是完全纳入高度专门化的系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速度的加快，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重要的角色。同时，人们对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大学规模的扩张成为普遍的现象，大学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在校学生数至少万人以上，多则几万甚至几十万。他曾经担任校长的加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九个校园的联合体，除了有十几万学生之外，雇员达到了四万多人，开设了一万多门课程，并在一百多个地方和五十多个国外科研项目中开展业务活动。克拉克·克尔曾经这样描述:“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不固定的统一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一个社群，像中世纪教师与学生社群，应当有共同的利益。在多元化巨型大学中，这些社群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一个社群应当有一个灵魂，一个唯一的活生生的原则;多元化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其中有些灵魂是相当好的，尽管对哪些灵魂确实值得拯救的问题争论不休。”^［17］后来，克拉克·克尔又进一步解释:“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它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18］克拉克·克尔所说的多元化巨型大学也被称为多校园大学系统。

大学组织形态的演化和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伯顿·克拉克所说的内部两种组织模式交叉、两条成员资格线的交叉的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主要有:第一，知识的分化与发展。大学是知识的共同体，学科是其基础。知识和学科的分化和发展必然导致大学组织的变化。第二，大学功能的发展。最初大学的主要功能是知识传播，其组织状态也较为简单。后来大学的研究功能得到肯定，二元结构开始形成，层次增加。现代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得到了凸现，结构的多元使大学组织变得复杂，更具有开放性和延伸性。第三，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本大学的组织最早是学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占领，大学又吸收了美国大学的结构因素，形成了一种变体。1949年以前，我国的大学组织主要模仿西方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全盘苏联化，大学组织结构也沿用了前苏联的校、系、室的旧三级模式。第四，大学自身的发展定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于20世纪60年代制定了规模扩张的战略，其分校由五所增至九所，形成了现在的事业部结构的形态。而普林斯顿大学始终追求卓越，以本科生为中心，其在校学生总数不过四千余人，袖珍结构可以说是其组织特征。第五，管理的专业化。大学组织的越来越复杂，管理也越来越专业化，这也导致了组织的复杂化和层次增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伯恩鲍姆用虚拟案例的方式，进行了一种类似历史归纳的抽象，以探索大学运行的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大学组织的形态不无裨益。他的《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19］把大学组织归纳为4种基本模式:学会组织模式、官僚组织模式、政党组织模式和无政府组织模式。这4种模式只是一种现实的抽象，其目的在于探求现代大学系统的组织要素，以帮助人们更加有效地管理大学。所以他提出了综合4种模式的“理想”模式——控制组织模式，着眼点在于使管理人员重视其控制属性。罗伯特·伯恩鲍姆指出，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是通过控制系统获得的，即通过自我修正机制控制组织功能和提供注意暗示，或者当出现不正常情况时向参与人员提供负反馈等实现的。他所强调的是，组织成员通过自身行为准则指导其行为，管理者和领导的权变是极为重要的。

在讨论大学组织的形态时，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的角度，这就是大学的组织类型。事实上，现代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的集合，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大学组织形态，也就意味着某种差别。问题在于，类型的区分本身是人为的。分类的标准不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过去，一种最简单的区分，就是以学科的多寡，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或学院，大学应当是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学院则是学科比较单一、专业性的。也有的按照功能来区分高等教育机构，如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职业技术型学院、社区学院等。也有的按照学历层次来区分高等教育机构，如博士授予大学、硕士授予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学校等。还有的按受教育对象或教育性质来作区分，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普通大学与成人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之类。还有的按教学形式或技术负载来作区分，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传统大学与远距离大学、开放大学之类。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各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都有不同的类型区分，而这些区分都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建构。作为知识的共同体，文化与传统更为深刻地影响到大学的组织形态。比如说，欧洲的大学多是国家设立的，同时又是教授自治的，因而其大学是一个以学术为核心、权力下倾的稳态结构。而美国的大学中私立大学占有半壁江山，高等教育是高度市场化的，大学高度自治，行政权力较有控制力，教师有较大的流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比附。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与日本的研究型大学组织形态并不一致，中国的研究型大学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组织形态也许有质的不同。借鉴他国的经验，需要对大学的文化作深层次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