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传媒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知识的链条

新的传媒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知识的链条

社会学转而研究自身体制化的效果，这对它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赫苏斯·马丁-巴布罗（Jesús Martin-Barbero，1987）认为，人类关系的属性不能还原成技术，也不能简化成所构成的团体，那就不能再把传播看做是媒体中心的或社会中心的，而是要从媒介走向媒介化。传媒自认为是能够产生效果的东西，或服务于团体间亲近或矛盾关系的支撑物。媒介化，指的是行动方在内外多样性上相遇，使工具性的对象、情境定义、再现、接收的姿态稳定下来的过程。与媒体有关、构成媒体的互动只是媒介化的子集，尽管媒介化形成了传播行为（取多元化第三个层面的意思）。在媒介化中，分割普遍被打破，不能再孤立行动者和传播，仿佛真的有纯粹技术、内在文本、脱离公众的生产者或自我封闭的公众一样。这种关系的普遍建立让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传媒有时能够产生强大效果。这就是将他者特性纳入自身（局部的、移动的），媒体、广告、音乐的“权力”就来源于此。营销和广告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纳入公众期待，最好从一开始就将这些期待兑现为产品，而不是塑造期待[海宁和梅阿代尔（Méadel），1997]。衡量有效性的绝对标准并不存在，因为这些期待并不是事先就有的，而是在持续的媒介化过程中动态展现的。只有那些期待在持续交流的过程中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的人，才会被影响：建立在最大程度的谦卑基础之上的广告，是效果最好的广告。研究综合音乐的安托尼·海宁（Antoine Hennion，1993）发现，这种音乐也能成功，因为它与购买者之间不是没有关联的：在录音室里，公众已经以艺术指导的形式出现，艺术指导就是按照可设想的那部分听众的表现做出反应的。有对话者像消费者一样，在真实场景或在想象中与艺术家探讨，就像霍华德·贝克尔说的那样，流水线另一端的消费者，既是匿名的买主，也是艺术家给自己提供的想象人物。根据这套概念，不应推出社会统一性的迷思，也不要以为供应和需求可以一一对应，因为这套概念要说的恰恰与之相反，它说的是社会的不断构建，是从大大小小的冲突、不连续性和或顺利或简单的谈判出发，构建被期待成为共同世界的社会。问题不在于行动方之间的绝对连续性，而在于他们的行动缺乏外在性。

这种理论范式也改变了传播学研究经典部分的封闭性。相互咬合的各部分知识链条成了科研活动的中心。受这一直觉的引导，法国的新传媒社会学研究开始尝试从最近处把握阅读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争取做到既渐渐实现立场的综合化，又关注实践的多变（实践的多变是理论阵地上的地雷）。Téléthon节目^[4]研究[多米尼克·卡尔东（Dominique Cardon），让-菲利浦·俄尔丹（Jean-Philippe Heurtin）等， 1999]就是一例，它搜罗和积累了多种方法，围绕电视的设置、社会网络、节目—观众互动等问题展开分析。这个研究指出，社会描述有三个层次：紧张交易（transactions téndues）、灵活交易（transactions souples）和反思交易（transactions réflexives）。研究往往从一极出发重点分析，然后确定周边。也许应该从公众这一极出发，因为民主中的互动取决于公众，然后才能指出相关意义。

传媒社会学的知识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