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传媒

【本文摘要】随着现代传媒边界的日渐消失，知识分子日渐介入传媒的运作，伴随而来的是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日益去魅化。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作为形塑社会核心价值和社会结构的两大主体，在携手联盟中依然应承担其相应职责。知识分子坚守自主性，在合作中提升现代传媒的公共性;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坚守对公共事务的言说权;现代传媒需重构专业主义，提供“公共论坛”;借助知识分子的加盟，现代传媒应彰显其弘扬理性、报道真相的社会属性。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应融合但不媾和，良性互动，共建社会公共性。

【关键词】知识分子　现代传媒　良性互动　融合　媾和

在一个日益去魅化、知识平民化的时代，重建昔日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神话，已经不可能。但这不等于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这两大形塑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的主体，就应放弃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相反，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良性互动，重构“社会良心”和“道德良知”，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推动社会结构趋向合理。这不仅取决于当下社会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自我坚守、自我更新更为重要。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价值的。但知识分子作用于社会，必须借助媒介，他们很少直接参与其中，这个媒介在现代社会主要是现代传媒及大学和科研院所。

一、神话是否还能继续

“曾经沧海难为水”，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被拉下神坛后，想重登昔日神坛已经不可能。但“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依然需要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为社会服务。

就知识分子而言，社会的结构分化，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的出现，导致分工化、专业化的出现，机制或有机知识分子大量出现，独立、公共知识分子趋于衰落。而消费社会、知识(信息)社会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和世俗化。消费社会，一切标准以金钱和商品来衡量;知识社会，知识成为生产力，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知识分子面对市场化、商品化，逐渐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公共性，成为生产的一环，知识分子原先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局面已经改变，知识分子的神秘面纱已不复存在。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到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725万人。

1993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让更多的人无需讨好体制就能养活自己，公共空间在商业的驱动下表面一片繁荣，催生了大量“意见领袖”或者“媒体知识分子”。很难简单地说他们遵循的是什么，也许是公民发言，也许是商业逻辑，也许兼而有之。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美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去向。他在书中担心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化时代被大学一个个细分的专业所吸纳，变成“只有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而背离了公众，故有必要重新强调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公共性”。

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把矛头也对准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的兴起激励了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导致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渐萎缩。与此同时，大学促成的知识专门化，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令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没有鉴别力，而学术同行和媒体也没有履行监督之责。于是，“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学术人士，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缺乏大学世界一般约束和激励的市场，或者身处一个轻视学术、却高度竞争的大众文化和新闻报道的世界。告别了停泊的港湾，谨小慎微的学术专家便把小心和谨慎一股脑地抛洒在湿漉的海风中。他像是挣脱了学术苦差的羁绊，张开双臂拥抱着假日的阳光，并隔三差五地显现出度假游人的敷衍塞责、漫不经心”。^[1]

就现代传媒而言，现代传媒日益成为权力中心，越来越商业化、娱乐化、世俗化，逐渐放弃自己的职责，传媒日趋保守，而不是促进社会变革;垄断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忽视民众的信息接收自由;无视民众利益，逐渐成为特权阶层、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不仅如此，还出现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联姻，互相结盟成为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作为形塑社会核心价值和发展方向的中心结构，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结成利益同盟，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面对权力的无所不在，以及自身权力的膨胀，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已集体向权力妥协。

当然，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都选择了这一条不归路，依然有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坚持知识分子的操守和现代传媒职志，向权力说真话，做社会的看门人，守护社会正义和良知，但已置身边缘，不足以影响社会价值塑造和导向。正是这种虽然很少，但却源源不断的知识分子典范和现代传媒典型，让人们看到关于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神话在幻灭中重构、在涅槃中重生的希望。

二、知识分子坚守自主性，在合作中提升现代传媒的公共性

“一个人在无所依附时，他会把真理带给大众，并让他们随意接受。但是在庇护制下，他必须说些取悦庇护人的话，其中真理和谬误有着同样的机会。”^[2]现代传媒接受广告主的庇护、知识分子接受经费赞助者的庇护，他们传播的信息，提供的科研成果，真理和谬误估计也有着同样的机会。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趋利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理性面对市场化的商业逻辑，那他就可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从而丧失自己的主体自觉性。

学者陈平原认为，人文学者之于大众传媒，难处不在“拒绝”或“同化”，而在介入但保持自家特色，兼及批判的眼光与建设的立场;不只是追求“合作愉快”，更希望对传媒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或借助传媒实现自家的学术理想。相对来说，学者介入纸质媒介，保持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较大;电视制作的机制更为复杂，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小些。即便如此，也不是毫无可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应是学者介入大众传媒运作时宜采取的姿态。如作为现代报业的积极参与者，集学者、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一身的沃尔特·李普曼，即立志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做一个朝着北斗前进的真理的朝圣者”。

我们为何需要知识分子，换言之，人文关怀为何重要，人文启蒙为何必须?按照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的说法，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倘若只有技术——工艺层面，那只是具有宽度与长度，唯有赢得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才有生命的深度。因此，无论是知识分子个体，还是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殿堂的大学，抑或是知识分子栖身其中的现代传媒，都应关注生命的深度。

当然，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原先赋予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职责和期待，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其不足，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时，也必须清醒意识到他们存在的局限。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归纳英美法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时说:“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常常是意识形态性的冲突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更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有关的争端转化为道德冲突;而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则是出于一种为全人类而设想的狂妄愿望，总是忽视，并常常是恶化本民族的实际问题。”^[3]我们应当思考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最后的结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4]

一位英国历史学者D.W.布罗根曾说:“我们英国人并不十分严肃地将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一回事。”这样英国既避免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时常所导致的激烈反智主义倾向，也没有对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赞赏，比如像在法国人们对作家的作品和政治见解所表露的那样。法国激进的文人学者崇尚浪漫理想而轻视枯燥繁难的事功精神，偏重于激情和愿望，而相对不注重理智，用德国社会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推重价值理性，而贬抑工具理性。与此相反，英国人所欣赏的则恰恰是事功精神、理智或工具理性。所谓事功精神，就是愿意从琐屑、平凡和枯燥乏味的具体现实工作中建功立业。

海外学者傅铿认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文人学者与法国浪漫激越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相像之处。中国文人历来就存在着崇尚浪漫理想、轻视事功精神的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无神论反宗教情绪，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主义也同法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潮一拍即合”。^[5]所以法国自“德雷福斯事件”后对知识分子的职责与功能的期待，在中国很有呼应市场。一定意义上，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继承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土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二是法国“德雷福斯事件”^[6]后兴起的知识分子精神;三是俄罗斯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知识阶层精神。

学者王绍光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没有任何道德优势。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7]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是借助现代传媒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从文革结束到现今的公共政策的变化，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推动公共政策演进创新。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因此，在知识分子独立性不具有优势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依托自身的知识性和自主性，与现代传媒融合建构自身的公共性，将是知识分子重回社会中心的必然选择。

三、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坚守对公共事务的言说权

学者许纪霖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称为“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知识分子在公共与知识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媒体知识分子如何更多地有知识，而学院知识分子如何更多地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的这两极需要互动与和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相互看不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互为依托、互为补充，民国时知识分子也不是这样的。我们期待最优秀的一批学人既在学院又在媒体，坚持立足学术面向公众，坚守对公共事务的言说权。

知识分子如何面向公众，坚守对公共事务的言说权?这就需要我们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一方面，我们需要比较宽容的、符合人性的制度环境来重建知识分子的传统。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精神重建，因为，如果精神垮掉了，好的制度同样会变质。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但是两者不可或缺。不管现在是怎样的制度，不管有多少抱怨，每个人首先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担当，从自身做起。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一定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回归到“何为知识分子”的本体论上，重建对“道统”的担当，做这个社会思想、正义、真理的传承者和捍卫者，而不是让权力精英既做政统的掌握者又做道统的继承者，如果权力精英既是国家领袖，又是思想导师，那么知识分子就只有缴械投降、俯首称臣，只能做权力精英的附庸和应声虫。

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如此看来，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带着“诚意”有着“公共性”。对于公共领域而言，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确保理性对话、权利与权力对话的“发言方式”。

2004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首次在中国内地评选出50名公共知识分子。该杂志开宗明义地列举了评选公共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三个要素可以归结为:知识性、参与性和批判性。所谓公共型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知性和德行，并因为言论和行动而导致一定的公共性的社会效果。简言之，即是已故学者王元化先生倡言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成为知识界和公共思想界的“底线共识”。否则，如果某位知识分子仍旧延续80年代那种言说的方式，就很可能被指责为泛道德化的宏大叙事，言说的根基就会出现空心化。道德包括道德理想主义并非知识分子的特权和专利，已经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常识。

该刊依照许纪霖和爱德华·萨义德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的界定标准，如果这些学院化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一、面向公众发言;二、为了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三、发言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那么他们的社会身份就可以迅速地转换为公共知识分子。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效果，有可能导致与公民诉求直接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缺位”的被掩盖。因此，公民就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并不确定地有良好结果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社会少数精英的努力取代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奋斗，那么，公共知识分子的能力再“通达圣听一言九鼎”，也无助于这个社会公民政治文化的发育。民主应该成为每一个公民日常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应该是少数人才能有资格进行的思想操练和社会行动。但是在这种应然实现之前，知识分子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即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承担中介人、调解人的角色，并有因形造势推动制度的个性。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即是如此。

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所折射的，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知识分子”的缺席。我相信，每一个具有基本法律知识的公民，通过为自己的利益而与侵犯者进行博弈，都可能被认同为一个“公民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诉诸的是知识和道德，而“公民知识分子”借助的是法律。“公民知识分子”的条件是他愿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努力，无须有过高的道德标准。“公民知识分子”的大量生成，才是民主社会成熟的真正标志，而民主社会也必须建筑在每一个公民愿意而且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获得法律救济的基石之上。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台湾学者钱永祥曾经对企图向公众发言的学院化知识分子告诫到:“学术知识应该只是公共说理时运用的资源，而不应该成为‘学者专家’垄断公共生活的权威借口。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独立不遗余力，却往往会忘记学术还有维持中立的必要。‘学术独立’是为了保障学术领域的自主，‘学术中立’则是为了维护其他领域——尤其是必须留给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领域——的自主，不要让学术权威干扰了其他领域的运作逻辑，尤其是公共领域中平等说理的规范。”^[8]

四、现代传媒重构专业主义，提供“公共论坛”

处于传媒化生存时代的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个具有普遍性且为焦点的问题上，这就是，大众传媒制造了社会“现实”，构成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让人们获得了所谓“现实”的体验与感觉等。现代媒介已经成为将我们与社会组织、公共事务、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重要中介。问题在于，现代传媒如何尽可能快速、真实、有效地为人们建构这种“媒介现实”，如何确保现代传媒做到这一点。从媒介自由主义开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一直都试图回答这个艰难的命题。

现代传媒人对于社会最重要的职业承诺是什么呢?传媒学者喻国明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环境守望、社会良知。所谓“环境守望”，首先就是要保障老百姓的社会知情权，改善社会认知的不对称状况，及时将真相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检视社会问题、设置社会议程。所谓“社会良知”，就是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成为一个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的协调者、平衡者。媒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兼顾和平衡，它意味着传媒和传媒人要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社会意见表达、任何一种社会情绪宣泄保持适当的距离，成为多元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的协调者、平衡器。

具体来说，判断传媒、传媒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状况的有这样三个标准:

一是传媒和传媒人在承担媒介的基本角色方面是否尽责。媒介的基本角色是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成为社会发展的守望者、社会议程的设置者。它的基本价值支点始终应该是以社会的福祉为最大皈依。

二是传媒和传媒人在满足社会发展的主流需要方面是否尽责。如何为社会提供一个宽容、畅达的交流平台，要让各种观点充分展现，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和而不同”的社会局面，是判断一个媒体社会责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只有站在社会发展基本“问题单”的高度上，为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集中社会的智慧、畅通社会的表达渠道，才能够真正彰显一个媒介的价值和传媒人的社会责任。

三是传媒和传媒人在技术和产业发展改变了传媒业生态的今天，是否站在了媒介价值重心改变的前沿位置上。以新闻传播为例，新闻有三大价值落点，第一是以时效性为价值展开的空间;第二是对新闻的更详尽、全面和讲求对称性的解读，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详尽、全面和深度报道，而是把第一轮次的新闻传播中不对称的信息分布状况通过二次传播进行平衡和对称性的补充;第三是为人们提供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它所提供的最大价值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一种社会态度和社会逻辑，是面临丰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于传媒和传媒人的最大价值期待。三者依次深入。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媒介生态的改变，传媒和传媒人的价值重心有一个渐次后移的趋势。后两个落点或许成为今天传媒和传媒人承担其社会责任的价值皈依。

现代传媒是一个行业，有专业的从业者，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新闻专业主义，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行业、职业，而是一种社会身份，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精神符号，分散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但社会公众却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普遍的行为期待和价值评价。现代传媒是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人”，它们遵守专业主义的操守和准则，追求客观公正真实的行为理念，自由报道新闻事实，并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因此，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传媒的运作，有助于现代传媒重建专业主义，提供“公共论坛”。

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关系，大概可以分成这样三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对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传媒运作，一味地予以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五、结束语:天问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知识阶层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也影响着伦理、宗教和科学等领域的思维模式。”作为当下型塑社会价值和发展导向的两大中心结构，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密不可分、互相借势。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水之不在鱼将何游。问题是随着社会知识平民化、个人媒介化、技术平民化的加剧，以及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对自身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何去何从?

天问一:知识分子是作为一个新阶级崛起，还是作为一个阶层逐渐消亡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的垄断即将打破;随着社会的平权化、扁平化、民主化，民众将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已经开始消解，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种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拉塞尔·雅阁比通过其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已经宣告知识分子即将消亡。而在该著作问世几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借助自己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宣告知识分子因拥有文化资本将作为一个阶级而崛起。是作为一个阶层的消亡，抑或作为新阶级的崛起，这真是一个问题。

1968年欧洲“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的图景日趋显著。“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再回到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职业分工越加细密的专业社会，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起源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正是社会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不民主，催生了知识分子这一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社会群体。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高潮时，左拉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作家。尽管只是一名作家，但他却真正地说出了整个社会的心声，所以他被公认为社会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应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能够鲜明地讨论问题，那就根本不需要“知识分子”。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只能说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会慢慢消亡。而且就中国社会转型来讲，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依然是一种进行时，甚至是将来时，而不是完成时。因此，当下中国的社会依然有知识分子存在并生存的土壤。

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讲，也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分子的绝唱。太多的言论会杀死言论。正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媒体充分发展、言论极度自由，到头来湮没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声音。知识分子从此就不能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现，而只能发明一些“口号”，成为某种点缀。既然，军人聊慰“军人就是为了和平”，那么知识分子也自慰“丧失话语是我们终极的追求”。

当人人都拥有知识和理性，拥有话语权，都能充分参与社会事务，参与公共舆论的建构，那么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何在?丧失话语权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追求吗?当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倡导追求的公民社会得以建构后，公民都能运用自己的知识、良心、理性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人都成为公民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合法存在就丧失了基础。

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当公民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之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消亡之时。那么，公民知识分子如何形成，是否端赖于知识分子对普遍价值的不懈追求，从而实现知识平权、社会平权?因此，知识分子的追求，一定意义上，是自身代表性和合法性不断被解构颠覆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追求。知识分子是自身的掘墓人。这是否就是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言论自由的悖论?

天问二:现代传媒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否因自媒体时代、公民新闻时代的到来，也走向消亡，就像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一样，一旦太阳升起，泡沫必然破灭一样

这是一个老话题，互联网诞生后，学术界曾就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进行过争鸣。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传媒业态和生态，传统媒体将像泡沫一样消失;另一种观点认为，诚然网络将改变现有传媒业态和生态，但传统媒体将借助网络新技术，使自己涅槃重生，传统媒体并不会消亡，而是以新的形态出现。现在学界似乎对媒体未来的走向，更多关注融媒体的发展，却很少关注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网而诞生的自媒体，已经对传媒业态和生态产生的影响。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和公民新闻的兴起，当人人都是多媒体综合的自媒体时，现代传媒是否行将就木?社会媒介化的趋势正在加剧，而个人媒介化也正在日益凸显。

现代传媒之所以得以诞生，其前提即在于代表受众获取信息，并告知受众信息。信息垄断和控制一旦不在，人人均可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及时获取讯息，受众还会消费现代传媒吗?与知识分子一样，如果知识的垄断不再，知识获取平等化、自由化，人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知识分子作为中介化的存在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更为关键的是，知识分子之所以需要存在、现代传媒之所以需要存在，就在于它的公共性，积极代表社会、代表公众寻求真理、追求理想。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产生或销售的一个环节，或融入到其他社会有机体内;现代传媒只追求商业利益，成为彻头彻尾的经济组织。一言以蔽之，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自我去势，成为金钱的奴仆，成为权力的奴隶，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即已经脱离其生存的土壤，其最终的消亡也就在所难免。

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掘墓人不是其他，正是它们自身。换言之，解铃还须系铃人。因而，天问并非没有答案，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消亡与发展，均取决于自身如何成为公共需求、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和代表者。理查德·波斯纳认为，由于在一个专门化和职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越来越纳入了大学的院系之中，故而富有魅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地烟消云散。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公民新闻的日渐开放，现代传媒现有的伦理规范和价值体系也将随之解构。我们可以预判的是，当下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生存方式和生态环境必将发生变化;至于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如何走向消亡、消亡的时间表是否已经被确定，尚不可知。

【注释】

[1]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转引自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4]［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5]傅铿:《知识人的黄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页。

[6]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引起左拉等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抗议，并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

[7]阳敏:《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博士专访》，《南风窗》。

[8]钱永祥:《略谈“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