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新闻社会学：“新闻制作”研究

功能主义新闻社会学：“新闻制作”^[2]研究

受众研究迅速催生了营销行业，研究人员对信息生产者姗姗来迟的兴趣最终也推动了新闻社会学的发展。当时新闻行业已基本工业化，研究者聚焦于记者，因为记者在民主进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且与知识界过从甚密。在这种情况下，受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Merton）启发而出现的关于自由职业者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与自由职业者本身寻求合法性的期待不谋而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参照的框架。这不足为奇。功能主义社会学给记者这个职业下了一个几乎自然性的定义，它认为记者是应社会某一特定需求而生的。记者的形象是确定的：属于某类团体，有学识，有技能，应该为社群扮演中立、公正的信息通报者和权力对立面的双重角色，前者使世界公开透明，后者维护公众的利益。不妨用具体实践对照这个模型，看看记者的所作所为是否与之相符！这个模型的问题是，它把信息定义成物化的、纯自然的东西，仿佛新闻就是简单地重建自然存在的现实，而不是种种看法或理解之间的斗争。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美大量研究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新闻制作的机制，但这些研究依然有功能主义遗风。丹尼斯·麦奎尔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他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发展状况，从个体对信息生产的影响的研究，一直谈到作为组织和体制的媒介对信息加以结构化的深入调查。大卫·怀特（David M. White）研究了地方报纸如何选取通讯社电讯，率先把库尔特·卢因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用到了记者身上。他认为，主观的品位和构思，或者说个人经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记者对新闻的选取，所以信息生产的纯客观和非个人标准无法兑现。与此同时，甲报和乙报对新闻的选取又有各自的一定之规，这又质疑了信息主要取决于个人选择的说法。新闻媒体羊群般盲从的行为，有时是因为受到组织的限制，美国学者称之为“办公室套路”（routines bureau-cratiques）。某些事件总是被优先报道，因为它们被认为格外有戏剧性，或者记者正好具备报道它所需的技术手段。突发事件、新问题，如果很容易放到上下文中加以理解，相关资料可迅速收集（以24小时为周期），且结论相对清晰而不是模棱两可，也就是说，符合公众的期待，那就会被优先报道。相反，长期性的问题、与复杂社会政治背景有关的反思，则会被搁置。米歇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News as Public Knowledge）[选自《新闻的力量》（The Power of News），1995年版]一文中指出，美国媒体通常有四种倾向：偏爱负面的或戏剧性事件（1），喜欢从有距离的（2）、技术性的（3）角度报道，首先依赖官方消息源（4）。

赫伯特·甘斯的《新闻的抉择》（Deciding What’s News， 1979）和盖依·塔克曼（Gaye Tuchman）的《新闻制作》（Making News，纽约自由出版社1978年版）被认为是该领域最精彩的著作。^[3]这两本书表明，新闻是追求标准化操作的工业，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也有维护组织稳定的因素。（塔克曼）受德国现象学和戈夫曼社会学的启发，特别指出了对时间的理解在新闻制作领域的重要性。制作新闻信息，就是编网捕捉事件，也就是在通常被认为不可控制、不可捕捉的世界延续中“抓出典型”。记者往往依靠可预见或重复出现的、组织上可控制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在他展开报道的物质可能性之内。哈维·莫劳奇（Harvey Molotch）和马利兰·勒斯特（Marilyn Lester）（1974）提出了两个标准，即被发现的信息本身有无目的、信息的原作者及推销者有无身份，据此将媒体构建的事件分为四类：日常事件——这类事件在统计上占绝大多数，如体育节目等，其传播是由组织者策划的；丑闻——由媒体蓄意构建，其传播会损害原作者的利益；事故——如工厂突然爆炸，新闻原作者本无传播之意；天机巧合——如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失言，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故意制造被传播的机会。这样一来，新闻内容的构建就与记者的行为、记者在整个组织里的嵌入发生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