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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与通过膨胀的关系有哪些

时间:2022-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无论政府如何继续采取膨胀性政策,工人预期的调整必然带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进一步上移,结果长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弗里德曼将长期的均衡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它可以和任何通货膨胀率水平相对应,且不受其影响,因此长期的菲利普斯线是一条垂直线。

(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表示为:ΔW t=f(U t)。ΔW t表示t时期的货币工资增长率,Ut表示t时期的失业率。两者具有负相关的函数关系。把这样一种关系用曲线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菲利普斯曲线。见图1-9-1,横轴表示失业率,左面的纵轴表示货币工资增长率。图中,菲利普斯曲线自左上方向下方倾斜,表明货币工资上涨率或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越高,反之则反是。

图1-9-1 菲利普斯曲线

(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按照适应性预期的理论,当工人预期物价要涨5%时,便会要求增加货币工资,把5%的适应性预期放入工资合同,这样一来,厂商就不愿意增加产量和多雇工人了,失业率又回到原来水平;而政府为了降低失业率,采取了刺激性更强的超过5%的通胀膨胀政策,使工资的增长再次滞后于物价上涨,使厂商因实际工资提高低于物价上涨而再次愿意增加产量和增雇工人,这样,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又存在交替关系,在图2-9-2上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这种过程如不断持续下去,换取一定失业率的通货膨胀率必然越来越高。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向右移动,最终演变成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其形成过程可用图1-9-2表示。

图1-9-2 按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三)理性预期和政策无效的命题

理性预期假说认为,这一曲线不仅在长期不能存在,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好像是下棋的双方,公众棋高一招,因其信息来源更广,决策更灵活,行动更迅速,政府每走一步,公众便知其后几步的着法,将其一一化解,所以政府只能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来欺骗公众,但这只能收效于一时,公众逐步修正预期,从而消除预期误差率。比如,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上,如果失业率较高,公众按理性预期,事先估计到政府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于是抢先一步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到工资合同中去,这样,在政府推行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货币工资率与物价同步上涨,实际工资没有下降,所以厂商并不扩大产量和增雇工人,政府即使在短期内也不能用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方法来降低失业率。这样,政府的相机选择的政策是无效的。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

表1-9-2 各学派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解释

总结: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的三个阶段,对应通货膨胀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三个理论。

1.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支持“促进论”

促进论最直观的说明要数菲利普斯曲线,它是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的,1960年加拿大经济学家利普赛为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理论上的诠释。利普赛认为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劳动力的超额需求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同时,劳动力的超额需求越大,寻找工作越容易,失业率就越低。这就得到了表示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保持不变,按照成本加成定价的原则,工资上涨率可以由物价上涨率来代替,就得到了通常所说的表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反向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

促进论者认为,西方社会中一个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刺激经济增长就要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膨胀性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增加有效需求。

(1)通货膨胀的直接表现是货币供给过多,多发行的那一部分直接成为政府的收入,可用于增加投资。而物价上升带来居民持有货币的贬值,此损失被国家占有,这实质上是政府对所有货币持有人的一种隐蔽性的强制征税,又称“通货膨胀税”。如果居民的消费不变或消费的下降小于投资的增加,产出仍能通过乘数效应上升。

(2)通货膨胀具有一种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通货膨胀过程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比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得更多。与此同时,高收入阶层的边际储蓄倾向比低收入阶层高,因此,通货膨胀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

(3)在通货膨胀初期,全社会都存在货币幻觉,将名义价格、名义工资、名义收入的上涨看成是实际的上涨,于是劳动者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企业家愿意扩大投资,增加雇佣工人,导致了就业的增加和产出增长速度的加快。

(4)通货膨胀增加了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由于实物资产和现金余额这两种财富形式之间的替代性,经济单位会增加对实物的资产的需求,从而推动投资和产出的增加。

(5)通货膨胀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之间是不平衡的,各部门的投资规模也会以不同速度增加,全社会的产业结构可以得到局部调整。

2.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支持“中性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滞胀”现象与菲利普斯曲线相背离。弗里德曼提出了“中性论”的观点(适应性预期)。他认为,一旦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就会上移,工人会要求足以补偿物价上涨的更高的名义工资,而雇主则不愿在这个工资水平上提供就业,最终,失业率又恢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无论政府如何继续采取膨胀性政策,工人预期的调整必然带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进一步上移,结果长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弗里德曼将长期的均衡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它可以和任何通货膨胀率水平相对应,且不受其影响,因此长期的菲利普斯线是一条垂直线。

卢卡斯等则提出理性预期的概念,认为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形成对未来的无偏估计。当政府宣布采取扩张性政策增加有效需求时,人们就已经预测这会产生通货膨胀,于是,工人事先要求提高工资,厂商提高价格。因此,扩张性政策除提高价格水平外,即使在短期内对产出也没有作用。它更强调通货膨胀政策的无效性,是支持“中性论”的又一理论基础。

3.长期内的向上斜倾的菲利普斯曲线:支持“促退论”

高度的和变化剧烈的通货膨胀可能也会提高自然失业率。理由是:

(1)在通货膨胀不可预测地加剧的情况下,工人可能会因不满意实际工资降低而停止工作;

(2)通货膨胀本身的反复不定会降低市场信号的功能,从而降低生产效率;

(3)由于物价不断波动而引起政府干预,也很可能加深经济功能的失调而提高自然失业率。

促退论者认为:

(1)在通货膨胀时期,价格上升和工资增加在时间和幅度上都是不对应的,工人可能会通过罢工等方式向政府和资方施加压力。政府从本身利益考虑,可能对某些价格实行行政控制,从而使经济运行缺乏竞争性和活力,价格的信号作用削弱,经济效率下降。

(2)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存贷款风险增大,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导致金融瘫痪。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控制名义利率,导致对借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出现对借贷资金实行配给的局面,从而使资金的运用起不到优化配置和加快经济成长的作用。

(3)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错误地引导资金流向,使一部分资金从生产部门转向非生产部门,对经济长期增长不利。在通货膨胀中,进行投机的商业资本周转快,投机者在投机交易中可获取丰厚利润;而投入生产领域里的资本,一般周转期较长,结果一部分工业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进行投机活动,生产资本减少,导致经济衰退

(4)通货膨胀会降低储蓄。一方面,通货膨胀会减少人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削弱其储蓄能力;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又会降低实际利率,带来边际储蓄倾向下降,出现消费对储蓄的强迫替代,投资资金减少,生产规模因资本缺乏而缩减。

(5)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打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加大,增大生产性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打击投资信心,导致投资萎缩,产出下降。

[例1-9-1]结合中国近年来的实际,分析通货膨胀问题。

1.表现。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前30年,物价水平总体上比较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采取冻结物价的措施,使我国的价格结构日趋扭曲,1979年以后,不得不对扭曲的价格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率较前明显增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我国物价水平上涨较快的时期,曾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2.成因。

(1)需求拉上。一种是把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归因于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又是由于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过大引起,另一种是直接归因于信用膨胀。实际上两者交错发生影响。(2)成本推进。一种观点强调工资因素,另一种则强调原材料成本价格调整也同时发生作用。无论原因如何,后果都是直接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3)结构性。在供求总量平衡时,某些关键产品供求失衡也会引起通货膨胀。中国初级产品的短缺造成其价格不断上涨,成为结构性通胀的主要促成因素。(4)体制说。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资金运用不承担风险,投资效益很低,而且国有企业缺乏约束机制,即使没有效益也能维持。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加必然不成比例,需求的过度积累最终带来物价上涨。(5)摩擦说。主要指在目前特有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引起经济摩擦而导致通货膨胀。具体表现为,国家追求高增长,往往带来消费需求膨胀和价格上涨。

3.治理措施。我国对通货膨胀采取了综合治理的措施:深化体制改革;压缩过热的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尤其是集团消费的过热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提高利率以

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并在物价上涨较快时期对储蓄存款提供保值补贴,以稳定储蓄存款;中央银行运用控制信贷规模、提高再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措施紧缩货币供应量。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后,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一】

通货膨胀目标:要规则还是要有约束的相机抉择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以色列、新西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有时通货膨胀目标采取了中央银行宣布其政策意图的形式,有时采用了国家法律规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形式。例如,1989年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告诉中央银行“针对要实现并保持的物价总水平稳定这个经济目标形成并实施货币政策”。该法案有意地回避了任何一种相竞争的目标的意图,例如,产出、就业、利率或汇率的稳定。虽然美联储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但一些议员提出了应该要求美联储这样做的提案。

我们应该把通货膨胀目标解释为一种对政策规则的事先承诺吗?并不完全如此。在所有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中,中央银行仍有相当大的相机抉择权。通货膨胀目标往往是确定一个范围——例如,1%—3%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确定一个特定的数字。因此,中央银行可以在这个范围内选择某一点。此外,如果某个外生事件(例如,一次很容易认定的供给冲击)使通货膨胀超出了以前宣布的范围,有时也允许中央银行暂时调整其通货膨胀目标。

根据这种灵活性,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目的是什么呢?尽管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使中央银行有某种相机抉择,但这种政策限制了相机抉择的运用。当告诉中央银行要“做正确的事”时,很难保证中央银行是负责的,因为人们总是争论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什么是正确的事。与此相反,当一个中央银行宣布了一个通货膨胀目标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中央银行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因此,尽管通货膨胀目标并没有拴住中央银行的手脚,但它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通过这样做而使中央银行对其行为更加负责。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二】

中央银行的独立

假设你负责起草一国的宪法与法律。你会赋予一国总统控制中央银行的权力吗?或者你会允许中央银行摆脱这种政治影响进行相机抉择吗?换言之,假设货币政策根据相机抉择做出而不是根据规则做出,谁应该运用这种相机抉择呢?

各国在选择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差别极大。在一些国家,中央银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在另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则基本是独立的。在美国,任期14年的美联储理事由总统任命,而且,如果总统不满意他们的决策,也不能撤回这一任命。这种制度性结构赋予美联储类似于最高法院那样高度的独立性。

许多研究者研究了制度设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法律以构建一个中央银行独立指数。这个指数根据各种特点,例如,银行领导人的任职年限、政府官员对银行理事会的影响,以及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接触的频繁程度。然后研究者考察了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

这种研究的结果是惊人的:更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与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1955—1988年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平均通货膨胀的离散图表明有独立中央银行的国家,例如,德国、瑞士和美国,往往平均通货膨胀低。中央银行独立性低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和西班牙,往往平均通货膨胀高。

研究者还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实际经济活动之间是无关的。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平均失业、失业变动、实际GDP平均增长,或者实际GDP变动之间无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看来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免费午餐:它有降低通货膨胀之好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代价。这些发现使新西兰这样一些国家修改自己的法律,赋予其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

【相关链接】

◆参考阅读:《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鸿业)P6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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