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问题研究的理念和方法

第一章　崇高问题研究的理念和方法

范畴是构成各门科学系统的重要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列宁在这里既指出了范畴在人类认识世界时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范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任何范畴的过程中都不能忽略上述两个方面，文艺美学的范畴研究也不例外。文艺美学范畴是人们对文艺审美现象及其本质进行认识和掌握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一方面作为反映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中一些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方面和关系的基本概念，作为构建文艺理论体系的“纽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是连接文艺理论体系与现实生活的重要“纽结”。然而，在对具体的文艺美学范畴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很自然，也比较容易做的就是从理论本身的体系出发对其进行研究。

塔塔尔凯维奇在分析西方美学概念发展的历史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倾向：

为了在他的内心掌握住复杂多变的现象，人们便将它们类分在一起，当他按照极其普遍的范畴，将它们纳入大类之时，他便在它们之中建立了广大的秩序和条理。在欧洲文化史中，自古典时期以来，这等分类便被人逐个完成。姑且无论它们是否符合现象的结构，或无论人为的一致性是否管用，反正这些关于现象之广大的分类，和它们那极为普遍的范畴，各自以其惊人的顽强，继续不断地存在了许多个世纪。^［2］

由于忽略了现象本身的结构，也忽略了理论的实际应用性而去一味地追求对现象的整齐、一致的类分，文艺美学理论中的很多范畴，虽然继续顽强地存在着，但是它们的现实意义却失落了，也不再有生命力了。崇高这一范畴的命运便是如此。

从古希腊直至康德，崇高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课题，崇高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一直在不断地得到完善，但整个西方美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在柏拉图主义即客观主义理念美的基础上展开的，因而崇高理论可以说存在着先天不足：对于崇高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的体验，而过于注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由此，虽然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建构更具普遍性的崇高理论，但他们所建构的理论却与他们的预期目标恰相反对：崇高理论的“生命力”——对相关的审美现象的解释力——不断地在削减。我认为，这种努力之所以收效甚微，其症结主要是忘却了崇高范畴本身也是处在现实生活与文艺理论体系交织的“纽结”之中，崇高在这一纽结中会随着现实生活、文艺理论两者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因此，对作为文艺美学范畴的崇高进行研究，不仅要分析其在理论体系中纵向的演变历程，同时还要关注崇高在每一个历史纵轴点的共时状况，关注在每一个历时点上崇高范畴周围的“文化生态”，解读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由此，对崇高的研究最终必须被归结到对人的精神存在状况的研究，必须从不同文化生态中的人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自我意识的发展进程等方面来探寻其中所蕴含的崇高。这样，我们才既能够体验到崇高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又能够找到一些内在的、起沟通作用的共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