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观的大学发展，意味着资源的不断聚集与留衍，这有赖于办学资源的持续吸纳和有效利用。如果赋予资源持有者/投入者以尽可能“完全”的产权——明晰的归属权、适切的生产性控制权、严正的分配性控制权、足够的收益权、充分的留衍所有权，将促进办学资源吸纳及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大学的发展，而这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对这些权利/权力的实现予以保障。
大学，因为所开展的知识性和文化性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同时因为有怀着不同动机、目标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从而成为一种复杂、“深奥”的社会组织。全面深入地探究大学发展的机理，必须采用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工具。这里基于资源基础观，先行给出一个关于大学发展的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的分析。
一、资源观的大学发展
企业成长与发展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依赖资源[1]，必须以资源为基础[2]，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或竞争优势就来源于一些不可模仿的独特资源。[3]
大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大学要想承担起传授知识、创造知识、保存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以及文化熏陶、文化创新、文化承接、文化传扬、文化交流等社会职责，必须以吸纳足够的资源为前提、为基础。进而，大学要想持续发展，就要不断吸纳资源并加以有效利用；大学要想卓尔不群，不仅需要不断吸纳比“同行”数量更多的资源，还需要不断吸纳质量更优的资源，并有效而充分地利用。
大学发展所应吸纳的资源包括两种：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含所有投入到大学功能性活动即知识性活动（传授、创造、保存、应用、传播等）和文化性活动（熏陶、创新、承接、传扬、交流等）中的人力——附着在人体内、与人体不可分离、随着“活劳动”展示出其生产性能的知识、能力、态度和体力等等，非人力资源则包含所有投入到大学功能性活动中的非人力——实物、货币、信息等等。初始投入的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在大学功能性活动中还会不断组合、结合、转换以及衍生出新的形态——用以开展大学功能性活动的各种设施、设备、材料、工具、知识载体等有形物以及校园文化、组织资本、大学声誉等无形物。
人力资源投入者主要包括教师（含专门的研究人员以及短期讲学的学者等）、管理者和辅助人员，还包括学生（在参与教育教学、研究开发、社会服务中也投入了一定的人力）。非人力资源投入者主要有投资者（政府、自然人、法人）和捐资者（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两大类。在经济学视野中，不管是教师、管理者、辅助人员、学生，还是各种身份的投资者、捐资者，都是“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虽然单一“经济人”的人格假设不符合现实，但是，“经济人”的人格在人格结构中却至今仍然是主要的构成因素[4]）。他们之所以将持有的资源投入到大学中，是因为有或物质或精神或知识或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如表3-1所示），并期望尽可能使其“最大化”，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5]。大学也由此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
表3-1办学资源投入者的利益诉求
采取合适的措施，支持和帮助各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持有者在往大学里投入资源后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就会激发他们投入资源的积极性以及随后有效使用资源的自觉性、能动性，使大学吸纳到资源并有效利用，这就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源泉和保障。怎样的措施才能做到如此合适？产权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思路。“产权分析致力于发现和评价各种（现存的和潜在的）制度之间交易费用和激励结构的差别”，“产权经济学是一种有效的学术工具”。[6]
二、办学资源的产权链
产权概念的界定，因面向不同的问题、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而不同。本研究关注的是大学办学资源这一具体“财产”的吸纳和利用效率，倾向于这种界定——产权（property-rights）“就是对财产的权利……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其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产权主体（包括公有主体和私有主体）之间的关系”[7]，从而认为，办学资源的产权就是资源持有者对投入大学办学中的资源的各种权利/权力。本研究受已有文献中“产权束”的启发，根据产权内部各种权利/权力间的内在关系扩展、开发出一个名为“办学资源产权链”的概念模型（如图3-1所示）。
图3-1办学资源产权链
该模型展示出，大学办学资源的产权被拆分为归属权、控制权、收益权、留衍所有权。其中，控制权又被进一步拆分为生产性控制权、分配性控制权。这种产权分解方式是非传统的，它是沿循产权具有“行为性”[8]的思路，进一步地根据资源的增殖性，指向单一主体——初始的资源投入者/持有者，对其拥有的办学资源的产权所做的分解，而非根据对特定财产的各项产权可以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性质所做的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分解（在不同主体间分割产权，将其分割为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那样一种已经成熟的、规范的分法。[9]做一个形象的理解，就是：前者（本文观点）是对产权的横拉式分解，分解之后呈链状；后者（传统观点）是对产权的竖切式分解，分解之前呈束状。
模型中的归属权（ownership），即狭义的所有权，是资源投入时即起点上的原始性权利，表明办学资源“来自哪里”、“归谁所有”。
模型中的收益权，是指凭借资源获得收入和/或益处的权利。赋予资源投入者/持有者获得收益的权利，是对他们的激励。毕竟，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获得收入和/或益处”是他们往大学投入资源的目的所在。因为，“无利益的产权是不存在的”[10]，“任何自然人或者法人持有高等教育产权的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产权而获得产权的最高收益”[11]。
产权收益是“通过权能行为获得的”[12]。模型中的控制权就体现了产权的行为性—“—产权的运动或运作是依靠其主体的行为驱动的，如果没有主体的行为，就不可能实现产权的利益”⑤。控制权可拆分为生产性控制权和分配性控制权。前者控制资源的使用方向及使用方式，以保证所投资源的边际效用或收入最大化，是对收益/产出总量的影响；后者则控制资源的使用成果，是对能否获得、获得多少收益的保障，是对能获得收益份额的影响。
模型中的留衍所有权，是除收益权以外的另一种关于对资源投入者所投资源予以回报的权利。前面收益权中的收益只是回馈给资源投入者特别是那些长线或永久资源投入者的部分报偿。前已述及，初始投入的资源会不断甚或永久地组合、结合、转换、衍生出的新的有形物、无形物，那些尚未取得完全收益的资源投入者将拥有这些新的有形物、无形物的所有权——留衍所有权。譬如股份制民办高校/私立大学赋予投资者和创办者的股份转让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继承权，再如教师、管理者、学生以及校友共享大学美誉（声誉也是一种资产、资源、财产），就是这种留衍所有权的体现。
归属权是一种原始性、母体性、根基性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的特点。收益权是一种目的性权利，控制权则是一种过程性权利。留衍所有权是一种关于“剩余”的权利。归属权是其他一切权利/权力的来源、合法性基础。生产性控制权和分配性控制权一同为收益权和留衍所有权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三、资源吸纳及利用效率：产权的力量
“产权是一种权利（right），而任何权利的合法化首先必须‘正确’（right），也就是合乎理义。”[13]本研究提出如下命题：赋予资源持有者/投入者以尽可能完全的产权——明晰的归属权、适切的生产性控制权、严正的分配性控制权、足够的收益权、充分的留衍所有权——是“合乎理义”的，这将导致大学办学资源吸纳及利用效率的提高。这一命题显示了产权对办学资源吸纳及利用效率的影响力量（如图3-2所示）。
图3-2产权对办学资源吸纳及利用效率的影响
足够的收益权能够通过激励直接促进资源吸纳效率的提高。“产权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有助于形成一个人在同他人的交易中能理性地把握的那些预期。”[14]只有使资源持有者（潜在的资源投入者）预期能够得到足够的收益，才能激励他们往大学里投入资源；同时也只有使现实的资源投入者得到足够的收益，才能激励他们往大学里进一步投入资源——数量更多或质量更优。所谓“足够”，对非人力资源持有者/投入者的物质收益来讲，最好高于或者应该等于或者至少不要太低于它投往其他领域的收益。而对人力资源持有者/投入者的物质收益来讲，所谓“足够”，就是要“使其行为的收益或收益预期与其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也可以说与其努力程度一致”[15]。这是因为，“一个人通过生产性努力所创造的财富的量……是他的正当利益的界限”，其“收入越是接近他的生产性努力所创造的财富，激励作用越大”；反之，“生产性努力受到抑制……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人们就会趋向在固定收入条件下的最小努力”；[16]甚至，“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17]。对精神收益来讲，所谓“足够”，则是资源持有者/投入者个人主观感觉上的满意。
留衍所有权与未来的“收入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充分的留衍所有权如同足够的收益权，也是通过激励直接促进资源吸纳效率的提高。所谓“充分”，在理论分析上，就是要保证对办学资源投入者所投资源中留存下、衍生出的“那一块”的所有权（广义）完整——非“残缺”，或是本研究意义上的明晰的归属权、适切的生产性控制权、严正的分配性控制权、足够的收益权，或是类似传统意义上的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以及它们对应的收益权。在实践尝试中，一些想法或做法，譬如，“民办学校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经审批机关核准，可以出资额为限，返还出资人……返还后仍有剩余的，应当以不低于50%的比例给予出资人一次性的奖励”[18]的想法；再如，“黑龙江省教育厅确定齐齐哈尔职业学院——一所创办者投入的初始资金非常少，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滚动发展的民办高校——中集体资产与出资人个人资产比例为64.43：35.57，作为原始创始人的曹勇安占有2045万元股份”的做法[19]，就较好地体现了赋予非人力资源投入者（前者“想法”）、人力资源投入者（后者“做法”）以充分的留衍所有权。
收益的获得、留衍物的归属是发生在资源投入行为“终点”或“末端”上的一种结果，其实现的足够性、充分性程度，决定于前期过程中控制的力度。对分配的对象——收益（主要指物质方面的）——的核算、分成比例的确定以及对资源的留衍部分的总量（包括数量及质量）的核算、分成比例的确定，应加强严格、公正的分配性控制。譬如，在有关的协议、合同中加以明确规定并达成双方合意，赋予资源投入者人事（校长任免等）、财务、学校分立、合并、终止等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让非人力资源投入者（或其代表）参与财务审计，提前支付（工资、利息）或延后支付（科研经费），等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共同财产”[20]即“本应归私人所有者得到、却被有关的他人所无偿占有的财产收益”[21]的产生，从而资源投入者的足够的收益权以及充分的留衍所有权才能最终得到保障。
除赋予资源投入者以分配性控制权外，不管是从意愿方面来讲，还是从能力方面来讲，还都应该同时赋予他们以生产性控制权。因为，一般说来，相对他人——非资源投入者，他们既想也能让资源使用方向更加正确且使用方式更为得当。“权利应该配置给那些最富生产性地使用它们的人”[22]，“让最有动力做出好决策的人去作决策”，所有权激励的奥妙就在这里。[23]特别对于人力资源持有者来讲，他们本人最懂得附着在自身的知识、能力、态度、体力的“品种”和“性能”，因而也最懂得它们该用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经典的大学理念——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实质上就是对大学里教师、管理者、辅助人员、学生所投入人力的生产性控制权给予合理配置的一种表达。但是，生产性控制权在赋予一些特定资源投入者时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做到适切。这些所谓特定资源投入者，一是那些短期投资者，因为短期资本要服从长期资本的指挥、监督和调节，这种权威关系是不能颠倒的[24]；二是非人力资源投入者，因为人力资源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有支配控制权[25]，在许多时候，非人力资源投入者的生产性控制权应向正在使用他们资源的人力资源持有者做出适当让渡。其实，对一般的资源投入者来讲，鉴于权力具有的天然“膨胀性”以及随之带来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意指的危害性，赋予他们的生产性控制权也应做到适切。总之，从前面的论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赋予资源投入者以适切的生产性控制权，可直接促进办学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当前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同时，因为这样做最终有利于“做大蛋糕”，从而“切分”后得到的就多，也就能间接促进办学资源吸纳效率的提高——吸引资源的进一步投入。
归属权的明晰为上述四种权利的完全性提供了前提性、基础性保障，符合“谁投资、谁所有、谁控制、谁受益”的逻辑。所谓“明晰”，就是要尽可能地正确认定资源投入的主体、准确度量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尽管“产权永远不会是完全界定的”[26]，但我们还是应想方设法地去“保卫所有权，尽可能地减少所有者因共同财产所受到的损失”[27]。譬如，投资者的“出资证明”（非人力资源）、科研经费入账单（非人力资源）、学生的缴费收据（非人力资源）、反映教学工作量的课程表（人力资源）、安装在办公楼里的出勤刷卡机（人力资源）等等，就基本上承担了所投资源归属权的证明功能。
四、资源投入者的产权实现：制度安排
诺思指出，制度是重要的。为保证资源投入者完全产权的实现，必须将上述“赋予资源持有者以明晰的归属权、适切的生产性控制权、严正的分配性控制权、足够的收益权、充分的留衍所有权”的理念“制度化”。“‘制度化’的含义就是使其明确化、相对固定化，使人们形成相应的产权观念，并承认和尊重它”[28]。如果违背或侵犯它，就要受到相应的制约或制裁。“产权获得法权形式，使产权更明确、更规范，使产权矛盾解决更有依据和更有效。”[29]现实中，大学普遍设置的财务会计制度、人事制度（特别是关于职称评聘及薪酬的规定）就是对办学资源产权的制度化，其他关于教师学术规范、学生行为守则、行政管理程式等的规章制度也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对办学资源产权做出规定。为了促进办学资源吸纳及利用效率的提高，这些制度的初始设计、后续调整都应严格贯彻上述产权理念。
以上是从内容上对制度设计所做的规范性要求。在制度设计的形式上，还要考虑制度设计的效率。“制度会影响效率…（其）本身（也）有效率…制度实行起来、操作起来的交易费用要低……可操作……易于被人们接受。”[30]
制度安排的过程，除了制度设计（相当于“立法”）的环节外，还应包括制度执行（相当于“执法”）、制度监督（相当于“司法”）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从而构成实现办学资源产权制度安排的全过程——通过制度设计来反映办学资源的产权，通过制度执行来支持办学资源的产权，通过制度监督来保障办学资源的产权，并根据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实际情况来修正、调整、补充制度设计的内容和形式。
在制度安排的主体方面即确定究竟由谁参与制度设计、执行及监督的问题上，应广泛吸纳现实的甚至是潜在的各类、各位资源投入者/持有者（或者他们的代表），让他们实质性地参与到制度安排的全过程中。
需要指出，制度安排，并非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因制度固有的“单一性和行为多样性的矛盾”、“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矛盾”[31]以及大学功能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制度必须不断予以创新。
（原载于《现代大学教育》， 2010年第4期）
【注释】
[1]E.T.Penrose.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59.
[2]B.Wernerfelt.From Critical Resources to Corporate Strategy.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1989（14）： 4-12.
[3]J.B.Barney.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7）： 99-120.
[4]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21.
[5]〔美〕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25-326.
[6]〔南斯拉夫〕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M］.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2（序言）.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65.
[8]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41.
[9]黄少安.论产权的含义、内容［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 （5） ：10-13.
[10]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66.
[11]张万朋.高等教育经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7.
[12]⑤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41.
[13]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3.
[14]〔美〕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1.
[15]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20.
[16]盛洪.生产性努力的增长——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0-232.
[17]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74.
[18]张铁明.中国民办学校举办权的现实诠释与突破［J］.教育发展研究，2008 （ 5-6） ：10.
[19]李才，曹勇安.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9B）：35.
[20]Y.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4.
[21]段毅才.西方产权理论结构分析［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
[22]费方域.企业的产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7-120.
[23]费方域.企业的产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1.
[24]刘伟，李风圣.产权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82.
[25]盛乐.对人力资本及其产权要求的经济学分析［J］.学术月刊，2005 （9） ：29-34.
[26]〔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3.
[27]段毅才.西方产权理论结构分析［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1.
[28]黄少安.产权、产权制度、所有制［J］.经济评论，1993 （2）：61.
[29]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70.
[30]盛洪.为什么制度重要［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43-44.
[31]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02 （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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