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是内生与外铄积极互动的成果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外铄催化内生，内生同化外铄，内生与外铄积极互动的产物。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给中国造成严重威胁与空前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复兴属于所谓“外铄”型。但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开始，是由“外铄”引发的“内生”。

先是西方国家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然后是西方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刺激了最先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中国官僚和士人，以及商人、买办，他们想过将英国模式、沙皇俄国模式、普鲁士模式、日本模式移植到中国，也想过将法国模式、美国模式移植到中国，希望走西方这些国家走过并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这些移植虽然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却又引发了中国极为激烈的新的社会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弹。这是因为“西化”道路本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和广大殖民地人民，而当时的中国自身就处于列强共同奴役之下，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集聚积累的负担全部落在本国农民身上，广大农民迅速破产，却又无法在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现代市场中找寻到新的出路，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因此，西方勃兴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种种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在20世纪初的中国赢得了强烈的共鸣。

在十月革命刺激下，不少志士仁人转而学习苏联，希望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这一条道路，确实取得过成效。但“苏化”道路，就迅速实现工业化而言，本质上其实也是依靠剥夺农民，通过剥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对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生产、产品流通、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乃至若干人身自由权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后续的高积累，实现对劳动力流动的全面控制，将土地红利、资源红利、资本红利、人口红利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条道路使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因遭遇到亿万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各种形式的抗拒而最终难以持续。

孙中山有着极为宏大的世界眼光，一直如饥似渴地谋求从西方各国寻找到有益于中国振兴的成功经验，但他自始至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求，坚守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他是提出“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的第一人，同时，很早就已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要求将中国振兴和满足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具有同样宏大的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同时，根据中国农民是小农经济的农民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动广大农民进行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土地革命，努力让他们直接享有中国崛起的成果，从而赢得了广大农民对这一革命的热情拥护和积极支持。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特别注重联合所有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社会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建立后，一度师法苏联，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非常自觉地努力吸收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以中国自身为主体，建立了与世界空前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广大农民重新获得了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主支配权，农田和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农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品市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育，传统农业经济开始全方位地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农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培育现代精神、现代理念、现代素质。中华民族复兴的独创性与时代性，在广大农民和全体劳动者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得益者，成为中华民族复兴最强大的内在动力这一点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同时，在改革开放中，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都获得充分发挥的空前机遇，他们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中华民族复兴发端于外铄，而之所以能够成就于内生，成就于内生同化外铄，内生与外铄形成积极互动，其深刻的根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有着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为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