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加尔各答”绝食：一个奇迹

一、1947年“加尔各答”绝食：一个奇迹

纵观甘地历次绝食，虽然也有几次绝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比如1943年反对英殖民政府发动暴力指控的绝食、1932年反对贱民分治选区的绝食都获得“史诗性绝食”等美誉⁽¹⁾，但是却没有一次绝食能够像“加尔各答”绝食那样，能获得“加尔各答奇迹”的高度评价，同时又较少争议。⁽²⁾

（一）政治背景

1946年至1948年，即印巴分治前后几年，既被称为甘地“最为黑暗的时段”，又被冠以甘地“最为辉煌或最好的时段”，这种评价甚至出现在同一作者（如达尔顿）身上。⁽³⁾

之所以说是最黑暗的时段，是因为这是甘地最痛苦、其非暴力信念遭遇最大挑战的时段。印度的独立竟以祖国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局面出现，长期的非暴力运动结局竟然以惨绝人寰、“可以媲美于任何人类内战”的形式出现⁽⁴⁾。作为印度独立运动的最高领袖和以人类非暴力使者自命的甘地，其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可见一斑。

之所以说是“最为辉煌或最好的时段”，是因为甘地在这种暴力横行、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局面下，能够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在教派骚乱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个城市——加尔各答、德里，通过个人绝食，促使各个教派和解，教派骚扰逐渐平息，让独立后的印度可以重返平静、继续前行。这是一个年老的“坚持真”斗士的独角戏，却取得了“一支五万五千人的军队都无法取得的成绩”，所以又被称为甘地最为辉煌的时段。⁽⁵⁾

这种悖反现象的出现，既揭示了感化型政治的困境，又说明了其内在的生命力。要发掘其内在的逻辑，首先就必须对其政治背景做一番审视：

1.印巴分治产生的严重教派骚乱

自从穆斯林进入印度建立莫卧尔王朝以来，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与本土主要宗教印度教之间冲突不断，长期以来教众争夺和教俗差异，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两教积怨已深。两教教徒常常因屠杀牛只或在清真寺附近歌舞等琐事而大开杀戒。英国人进入后，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失势，独立运动也让印度教逐渐浮出水面，重新建立印度教徒的统治也逐渐成形。长期的积怨，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以及对强大的印度教徒的不信任，使穆斯林团体并不像印度教徒那样憧憬独立。其中有些人甚至以为只有在英国的统治下，才能充分地保护自己。这种担忧和不信任，逐渐衍生了一种要求分治的思想。如果说20世纪初提出建立巴基斯坦只是一个空洞口号的话，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种设想逐渐有了现实可能。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分裂倾向和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的鼓励，使穆斯林的主要政党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拉合尔协议”中正式提出把建立巴基斯坦作为主要政治目标。⁽⁶⁾

随着印度政治形势的变化，分治逐渐成为现实。但是，由于国大党人和穆斯林联盟（后面皆简称“穆盟”）始终无法就分治达成和解的协议。1946年7月底，穆盟决心发动群众采取“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以争取分治的实现，并将8月16日确定为“直接行动日”。

“直接行动”虽然名义上并没有直接鼓动采取暴力⁽⁷⁾，但最终仍蜕变为教派杀戮，并在1946年、1947年间升级为全国性的教派骚扰，从加尔各答开始，蔓延到孟买、孟加拉的诺阿卡利（Noakhali）、比哈尔省、联合省的嘎姆科特斯瓦（Gar-mukteswar）等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就人员伤亡而论，仅在诺阿卡利就有7 000多人死亡，旁遮普更达到了18万人⁽⁸⁾。全国性的损失，按照理查德·斯蒙德斯（Richard Symonds）的说法，“最保守的估算，起码有50万人丧生，1 200多万人无家可归。”⁽⁹⁾

2.加尔各答大屠杀（Great Calcutta Killing）

加尔各答，这个原东印度公司最早的聚居地和原来英殖民统治的首都（在1911年之前），一直都是印度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加尔各答处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密集杂居的孟加拉省，自然也成为教派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这里的暴力就不再只是教派冲突，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诸如印度大斋会、国民志愿团、穆盟等）都在背后鼓动着民众暴力⁽¹⁰⁾。1946年7月29日，即便穆盟发动了“直接行动”的号召，各种政治势力却没能看到发生极端教派暴力的可能。国大党仍在尽力劝阻“直接行动”的产生，但是孟加拉毕竟由穆盟掌权，如果在此发动“直接行动”，对政府进行完全抵制，无疑等同于自掴一掌。为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当时的孟加拉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of Bengal）H.S.苏拉瓦底（H.S.Suhrawardy）决定将直接行动日（8月16日）当日作为公共假期放假一日。但是，事实上，这种行动被当成是政府放纵犯罪、主动不作为的暗示，⁽¹¹⁾反而变相地诱发了惨烈的教派杀戮。8月16日至20日，最终发生了为期4日的“加尔各答大屠杀”，印穆两教疯狂报复，最终导致4 000多人罹难，11 000多人受伤。其后，加尔各答就笼罩在教派杀戮的阴影中。“大屠杀后一年的加尔各答的骚乱令人难以置信。城市里到处都是恐惧和暴力。许多人只好选择逃离，或者逃出城市，或者到有己方教派武力装备的地区”，暴力成为这个城市的慢性病，军队和警察也遭到了教派观念的分割，“政府完全对社会秩序失去控制”，“没有人（包括政府）能够制止械斗、抢劫和刺杀的发生。”⁽¹²⁾

3.甘地与加尔各答

1947年8月发生了“加尔各答大屠杀”后，甘地就立即撰写了《暴力能有何作为》一文。他谴责暴力，认为这种杀戮行为只会延长英国人的统治，不利于印度的独立。他也同时担心，加尔各答这个“宫殿之城”最终会变成“死亡之城”，呼吁人们克制，免于堕入无尽的杀戮之中⁽¹³⁾。同时，甘地也致信当时印度总督维韦尔（Wavell），要求其果断采取行动，以防止加尔各答惨剧继续发生。⁽¹⁴⁾

但是，其后大约一年间，甘地工作的重心仍在德里及诸如诺阿卡利、比哈尔等教派冲突重灾区。在德里，他还要领导国大党人与总督进行有关权力交接的谈判。在诺阿卡利、比哈尔等地，甘地则尽其最大努力缓解两派冲突。甘地只是在1946年10月、1947年5月短暂造访加尔各答，协调各教冲突。

1947年8月9日，甘地前往诺阿卡利，试图解决那里发生的极度残暴的教派仇杀，中途在加尔各答试图进行短暂停留。不料，在8月10日接见穆斯林团体代表时，甘地改变了计划。穆斯林代表恳求甘地停留拯救这里的穆斯林的生命。甘地要求穆斯林联盟以保护诺阿卡利的印度教徒的安全为条件，换取自己在加尔各答的停留⁽¹⁵⁾。即便如此，甘地原也以为13日左右即可离开加尔各答，但是在几次走访和与两教教徒的交谈后，甘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改变了观点，认为自己必须“在这里为诺阿卡利服务”，在这里为穆斯林、印度教徒乃至所有的印度人服务。⁽¹⁶⁾加尔各答成为印度教派和解的风向标，8月13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深陷其中”，必须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¹⁷⁾

（二）绝食前的教派协调努力

对于教派骚乱问题，甘地绝不将其视为单纯的暴徒行为（Goondaism）。关键的问题在于解决暴徒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他认为外部残酷的暴徒行为只不过是民众内心潜伏的暴虐倾向的表现”⁽¹⁸⁾。单纯的军警镇压，并不足以消解教派骚扰的背后根源。只有根除两教民众之间的仇恨、不信任和报复情绪，教派之间才可能重建和平。根据这种思想，甘地采取这样的措施：

1.联合前首席执行官（穆斯林）苏拉瓦底

苏拉瓦底曾是“加尔各答大屠杀”时指使政府不作为的孟加拉首席部长，也是穆盟在孟加拉的领导人之一。在许多印度教徒眼里，他是那次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是印度教徒的“敌人”，非除之而后快。恰是这样的人物，却成为甘地首先争取的对象。

甘地要求苏拉瓦底必须和自己统一战线。在解决教派冲突期间，两人必须形影不离，在没有警卫的条件下，同食同宿，同时出行，共同会见民众，与平民教徒交谈、回答民众问题。苏拉瓦底经过半日的犹豫，最终还是决定答应甘地的请求。于是8月13日，甘地和苏拉瓦底一起入住了被弃用的穆斯林地区海达利公馆，在那里开展他们的和平行动。

甘地向“敌人”伸出橄榄枝的做法，显然引起了印度教徒们的强烈不满。在8月13日、14日晚，大批印度教民众包围了两人驻地，民众质问甘地是否也变成了印度教的敌人，并且有人开始用石头袭击驻地、破坏公馆内的设施，现场曾一度混乱。⁽¹⁹⁾

面对暴力，甘地面不改色、沉着冷静，他以身作则，坦然面对质疑者，并劝慰他们；另一方面，他也在恰当的时机让苏拉瓦底出来，回答民众的质问。紧张局势逐渐得到缓解。14日，在民众的追问下，苏拉瓦底也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一点恰恰成为当时民众的“心理转折点”，平息了民众的怒火。⁽²⁰⁾

其后，苏拉瓦底一直与甘地战斗在一起，参加祈祷会、在各教派聚居地访问。作为两教和解的象征，利用苏拉瓦底对穆斯林的影响作用，并逐渐瓦解印度教民众对苏拉瓦底的仇恨，甘地的这一举措，虽然“极具风险”⁽²¹⁾，却卓有成效，对重建教派和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与民众对话

对话是甘地解决教派冲突的重要方式。甘地长时间保持写信交流的习惯，每日撰写数十封信件。在教派问题上也是如此，甘地经常给群众来信回复，疏解、安慰民众。在加尔各答期间，甘地更多采取的是直接面对面的对话来疏导民众情绪。甘地在加尔各答的驻地每日都会有大量的教派民众来访。在甘地召开祈祷会、视察城市期间，民众也经常要求甘地发表演讲，并提出问题，与甘地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依仗甘地的巨大声望和巧妙的话语技巧，这种对话常常能够发生奇效。

比如8月13日晚，一些印度教徒的代表就要求与甘地会面，其中有人嚷道“让甘地回去”，一个人质问道：

“去年发生针对印度教徒的直接行动时，您没有来解救我们。现在只不过给穆斯林片区带来一丁点麻烦，您就赶来拯救他们。我们并不需要您在这里。”

甘地回答道：“1946年8月以来，我们这里暗潮汹涌。当时穆斯林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这一年来的报复又有什么作用呢?当时我正在诺阿卡利，那里你们的兄弟们（指印度教徒）正迫切需要我的帮忙。但是我看到了我现在必须为了诺阿卡利而在这里服务。你们必须明白我在这里不只是为穆斯林服务，也是为印度教徒，乃至整个印度服务。那些沉湎于暴力的人会给他们本人及其宗教带来耻辱。我将把自己交给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很欢迎你们反对我、与我作对。我年事已高，余日不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再次发狂，我决不会袖手旁观。我也给诺阿卡利的穆斯林类似的警告。我有权这么做。在诺阿卡利的穆斯林发狂之前，他们将踩着我的尸体前行。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通过这种办法，我将诺阿卡利的和平交给了苏拉瓦底和他的伙伴——包括像米安·古兰·萨瓦（Mian Ghulam Sarwar）及其他人?这是个不小的收获。”

又有人质疑：“我们不需要您关于非暴力的宣言。你离开这里吧，我们决不容穆斯林生活在这里。”

甘地回应道：“这意味着您不需要我的服务。如果您配合我，并且允许我开展工作，结果就能使印度教徒回来，回到他们被驱逐出去的任何地方。另外来说，总是记着过去的过失和保持敌意，对你却没有任何的益处。”

随即有人提出历史上印穆两教从来没有能和平相处的疑问，以及甘地已经变成印度教徒的“敌人”的说法。甘地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予解答，最后他说：

“我告诉您，年轻人，作为一个印度教出身、终生信仰印度教、所言所行完全印度教化的人，我怎么会是印度教的‘敌人’呢?恰是这一点说明了你们是多么地不宽容啊！”⁽²²⁾

甘地的耐心、冷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回应，无疑是一道清凉剂，它促使民众从怨恨中解脱，重归理性——毕竟停止仇恨、重建和平才是两派共同的利益所在。

根据记载，甘地的这些话起到了显著作用，当时在场的印度教徒逐渐冷静下来。再经次日的会谈，民众心中的这种狂热逐渐被消解了，这就为后面的教派和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²³⁾

3.召开祈祷会

甘地解救教派冲突更为主要的方式是召开祈祷会。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宗教传统的地区，祈祷会在印度并不鲜见。甘地祈祷会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各教派共存的现实，并不局限于某个宗教。他会在祈祷会上先后朗读印度教经典、《可兰经》等宗教典籍。然后率众祈祷，发表演讲，从而净化各教派教徒的心灵，引领群众走向教派和谐。

甘地的祈祷会在当时成为社会一景。从甘地到加尔各答开始，就坚持不断举行祈祷会，其与会人员主要由印穆两教组成，人数也呈急速增长趋势。8月13日、14日各有约1万人参加；到印度独立日（8月15日），就有3万人；16日晚有5万人，17日有10万人，20日有40万人，到了8月21日则达到了70万人。⁽²⁴⁾

参加和平祈祷会疯狂增长的人数说明了，甘地正以自己巨大的亲和力席卷整个加尔各答，也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群众的心态。这在8月15日印度独立日和18日穆斯林开斋节⁽²⁵⁾，两教联欢的情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到了印度独立那天，印穆两教教徒都参加庆祝游行，同时高喊“印穆团结”（Hindu Muslim Ek Ho，英文译为Hindu-Muslim Unity）、“印度教徒、穆斯林是兄弟”（Hindu Muslim Bhai Bhai）的口号。即便是穆斯林也喊出“印度胜利”（Jai Hind）的口号。有些地方甚至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旗并举。到了晚上，甘地和苏拉瓦底视察城市，人们喊出“圣雄甘地万岁”（Mahatma Gandhi Zindabad）、“圣雄甘地胜利”（Mahatma Gandhi Ki Jai）的口号，表示对甘地的崇高敬意。加尔各答这座刚刚沾满血腥的城市，仿佛一扫一年以来的教派骚扰阴影，重见天日。

到了穆斯林的开斋节，两教关系更为融洽。穆斯林邀请印度教徒参加开斋节的大会。印度教徒也主动送食物给在清真寺禁食的穆斯林。当晚竟有50万人参加了祈祷会，其中多数是穆斯林。苏拉瓦底对此也不得不感叹：“在数日前，没人可以想象两教教徒可以在这样大的集会中不发生暴力冲突。”⁽²⁶⁾

甘地恢复加尔各答印穆两教的和平，无疑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独立日前后，印度其他各地，尤其是印穆共同聚居地（如旁遮普、比哈尔等各省），仍然冲突不断。但是加尔各答，却出奇的平静。其后两教关系的逐渐融洽，也开始对印度其他地区起了示范作用，如有消息就称比哈尔也深受加尔各答影响，教派冲突渐趋缓和。⁽²⁷⁾甘地最为顽固的政治对头——穆盟，也通过一个决议，对甘地在协调两教关系上的贡献表示谢意。⁽²⁸⁾

但是表面的成就，掩盖不了其中的汹涌暗流。

8月17日，甘地就对这种和解来得太快表示怀疑，他的“第六感”告诉他，这一切只是表面的，“希望这不仅仅是暂时的现象”⁽²⁹⁾。到了18日开斋节当天，果然发生暴力事件。在加尔各答附近26公里的坎科拉帕拉（Kanchrapara），部分印度教徒在清真寺前载歌载舞，导致两教冲突，警方开火，有数人伤亡⁽³⁰⁾。另外一方面，民众对苏拉瓦底的质疑，也始终不断，时至8月26日、27日还有民众向甘地抱怨苏拉瓦底并不可靠。⁽³¹⁾

到了8月31日，形势陡转直下。作为旁遮普穆斯林对印度教残酷攻击的反响，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联手攻击穆斯林。部分印度教徒甚至要挟甘地发起报复行为，遭甘地拒绝后，最终袭击了甘地住所，甘地本人也险些遭受重伤。次日，加尔各答各地发生了袭击事件，到当天晚上有5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³²⁾。甘地恢复加尔各答和平的前期努力宣告失败，其对该地教派杀戮的“坚持真”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绝食过程

1.甘地决定绝食

8月底开始的残酷的教派杀戮，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沉重打击了甘地。由于过分的担忧和忧郁，9月1日，甘地出现了腹泻的状况。面对着新的困难，甘地决心采取绝食做最后的努力。

与以往的绝食一样，朋友和同事们都出于担心甘地的身体而试图阻止。甘地的同事、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查里先生质疑甘地，“人们可以对暴徒采取绝食么?”

甘地回答：“我要触动那些背后支持暴徒的人们的心。暴徒的心或许可以触动、或许无法触动。但是对我而言，只要他们认识到整个社会绝大多数并不同情他们的目标和方法，这就足够了。这种热爱和平的因素能决定暴虐行动的存亡。”⁽³³⁾

甘地接着表示，绝食事不宜迟，因为少数群体（指穆斯林，占人口的23%）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如不果断行动，骚乱将会继续蔓延，结局甚至会使独立的美梦化为泡影。

9月1日，他发表了绝食宣言。在宣言中，甘地指控暴力行为将会使印度成为一个私刑横行、社会失序的国家。接着他回顾了自己亲眼目睹加尔各答教派杀戮的残酷，指责民众（主要是印度教徒）的暴虐，使自己无法动身前往旁遮普，去帮助那里遭受攻击的印度教徒。并且表示，只有加尔各答恢复平静，自己才能继续前往旁遮普。对于绝食，他这样说：

“现在加尔各答的泡沫已经破灭，我又有什么脸面去旁遮普呢?现在对我来说，屡试不爽的武器，也就只有绝食了。在情绪激动的大众面前摆事实、讲道理，并不能总是有效。昨天晚上就失败了。我的语言对人们没有效力，我的绝食却可以做到。如果它可以触及到加尔各答那些动乱分子的心，它也同样可以在旁遮普做到。为此，我将从今晚8点15分开始绝食，直到加尔各答恢复平静。在绝食期间，我将视需要与以往一样，在水中添加盐或苏打水。

如果加尔各答的人们希望我前往旁遮普，帮助那里的人们，他们就得尽早让我结束绝食。”⁽³⁴⁾

2.绝食中各方的互动

甘地的绝食立即引发了各方的紧张，也逐渐释放出巨大能量。

绝食的次日（9月2日）加尔各答的骚乱仍然继续，但是也开始出现了要求重建和平的游行队伍。印度前进同盟（Forward Bloc）的领袖苏拉特·钱德拉·鲍斯⁽³⁵⁾、印度大斋会领袖的帕拉萨·穆克吉（Prasad Mookerjee），这两个据说是教派冲突的幕后黑手，都来会见甘地。孟加拉的首席部长戈斯特博士（Dr.Ghost）也提议在其官邸召开协商会议。加尔各答城里印度教徒（主要来自外地如孟加拉、比哈尔以及旁遮普移民）、锡克教徒仍在进行烧杀抢掠，迫害穆斯林。局势仍然严峻，但是甘地仍然十分自信，认为自己只需绝食不到10日，民众的心就会被融化，因为自己活在民众的心中。⁽³⁶⁾

9月3日，局势进一步缓解。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查里和苏拉特·鲍斯都来电话，表示局势逐渐和平。两个教派的4名代表（印穆两教各2名代表）也来到甘地住所，其中的穆斯林代表哭了，以甘地是穆斯林安全的最后保障为由，恳求甘地停止绝食。其他代表也表示不再发动暴力事件，要求甘地停止绝食，均受到甘地的拒绝。甘地表示，“表面上的和平并不能让我满意”，如果两教不是真心实意地团结到一起，而只是为了取悦自己的话，那么自己宁愿绝食至死。如果遭受到欺骗的话，自己就会以无条件绝食至死（unconditional fast unto death）的方式来回应。⁽³⁷⁾

9月4日（绝食的第三天），27名教派冲突背后的组织者来到了甘地的住所，他们向甘地忏悔，请求甘地停止绝食，并表示愿意接受甘地的任何惩罚。其后又有两队教派代表来见甘地，表示愿意交出所有武器。这时甘地的态度才略有松动。但是甘地仍然强调，民众放弃暴力，不能因为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必须是心心相通、真心的联合。他要求那些真心悔改的民众和代表以身作则，投入保护、慰问和关心无辜受害者的行动中去。

3.绝食的停止

随着绝食功效的逐渐发挥，让甘地停止绝食的时刻日渐接近。

9月4日晚上，加尔各答各方势力的代表齐聚海达利大厦，包括省督拉贾戈帕拉查里先生，印度大斋会党领袖的穆克吉和N.C.查特吉（N.C.Chatterji），穆盟孟加拉分部的苏拉瓦底，旁遮普裔的领袖R.K.加德卡（R.K.Jaidka），锡克教的领袖尼兰均·辛格·塔利德（Niranjan Singh Talib）等人。省督起草了停止暴力的保证书，各派代表签字，并保证誓死保证教派和平。

对此，甘地发表声明，再次重申加尔各答恢复和平对整个印度的意义，以及要求各方不可自食其言，以免迫使自己无条件绝食至死。他对在场的印度教徒说：

“为了能够前往旁遮普服务，我停止了绝食。我已经接受了你们表面的承诺。我希望和祈祷自己不会为此而后悔。我很乐意活着从而为印度和全人类服务，但是我不愿意被欺骗而延长生命。我希望自己不用再为加尔各答绝食了。让我再次警告你们不要再胡作非为。加尔各答现在掌握着整个印度和平的命运。如果这里发生了任何情况，其他地方都会很快感受到。因此，你们必须下定决心，即使整个世界都在杀戮中癫狂了，加尔各答也纹丝不动。你们都听到那首歌‘伊斯瓦和阿拉是神的名字’（Ishwar and Allah are thy names）。让神成为你我的见证。”⁽³⁸⁾

9月4日晚上9点，甘地停止了绝食。其后，各教派送来多辆卡车的民众自动上缴的武器。9月7日，甘地离开加尔各答，甘地在加尔各答的“坚持真”运动宣告结束。

甘地这次在加尔各答的一个人的“坚持真”运动（尤其是其绝食），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期间，在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正被严重的教派骚乱困扰的背景下，他在加尔各答成功地重建和平，这一努力，不仅仅挽救了印穆两教数以万计的生命，使加尔各答（乃至整个孟加拉）恢复平静，社会重新恢复正常轨道，在独立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免于教派杀戮，⁽³⁹⁾而且对整个印度及巴基斯坦平息教派战火，恢复社会和平起着极重要的示范作用。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

“这些暴动（指教派冲突）在9月初被停止了，这主要归功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领袖们的协力合作，尤其是甘地——这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巨大贡献。他在加尔各答和德里采取的绝食至死的办法，冒着生命的危险，使民众冷静下来，使之重新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意义。”⁽⁴⁰⁾

这一切离不开印穆两教各派领袖的合作，但是，加尔各答在平定教派冲突上表现得一枝独秀，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疑是甘地及其绝食的努力。而这一点，却是一个人的“坚持真”造成的。为此，当时的孟加拉总督拉贾戈帕拉查里认为这次绝食可以与甘地对印度独立运动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历史学家誉之为“加尔各答奇迹”。当时印度总督蒙巴顿，这位原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也不得不满怀恭敬地向甘地致礼：

“在旁遮普我们有五万五千人的军队，但是仍有大量的骚乱。在孟加拉，我们的力量只有一人（指甘地），却没有任何骚乱。作为一个服役军官和行政官员，请允许我向一人的极限力量表示崇高的敬意。”⁽⁴¹⁾

（四）对绝食成功的要素分析

甘地的这次加尔各答“坚持真”运动虽然一波多折，但最终能够排除万难，平息教派冲突，其成功的要素当然离不开甘地崇高的个人声望、教派和解最终符合各方利益等客观要素，但是最为重要的乃是甘地对其“坚持真”方法的信念和巧妙运用，主要有：

1.对教派问题的关键洞悉如火

对抗教派冲突的一般方法，是采取军事武装镇压对抗，将教派冲突视为少数极端的暴徒的行为。这种方法在印巴分治期间得到广泛的运用。甘地的“坚持真”与之不同的是，他把教派冲突视为整个社会心态——仇恨、不宽容、狭隘的宗教狂热——的反映，是社会暴虐心态的外在表征。根除教派冲突的关键不在于围堵、镇压少数暴虐分子，而是要重新塑造社会氛围，改造社会舆论，让社会重新认识到和平的意义及其可能。为此，教派冲突的解决重心不在“攻城”，在于“攻心”，按照甘地的话说，就是“心态的变化”，在于领导者和“坚持真”斗士要触及民众的内心，激发其内在的善性，使民众内心剔除仇恨、报复等种种恶念。这才是解决教派冲突的根本之道。

2.采取正确的“坚持真”方法

（1）既诉诸感性，也诉诸理性

教派冲突无法缓解的现实困难在于两个教派之间存在的不安全感、不信任、仇恨、紧张和担忧等多种情绪，这些情绪及其爆发而产生的重复不断的暴力行为，构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困局。而教派冲突得到缓解的可能在于和平共存，毕竟这合乎双方的共同利益。疯狂的教派冲突，已经将两个国家撕成碎片。加尔各答也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在事实上并不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

要突破困局，实现各方的潜在利益，重建和平的社会，就要采取理性的诉求办法，不能任由感性力量肆意妄为。甘地的做法是既讲道理，又疏导感情。与苏拉瓦底的联合，是要让印穆双方建立新的互信。像慈母般视察、倾听各派民众的抱怨，是要让民众各种积累的情绪得到发泄。大型的祈祷会，是要进一步净化民众，利用宗教的纯洁、神圣及其内在隐含的和平、兄弟之情，化解教派之间的仇恨。甘地的发言也屡屡表现出理性的一面。这不仅仅表现在对和平对加尔各答乃至整个印度的重要意义的强调上，甚至表现为一种利益互换性质的话语。最为典型的是，在前期，他强调自己在加尔各答（穆斯林是少数的地区）的服务可以挽救诺阿卡利（印度教徒是少数的地区）印度教徒的生命；在后期，他强调加尔各答的平静，是自己可以前往旁遮普帮助印度教徒的重要前提。以及甘地在接受穆斯林的要求逗留加尔各答时，也提出了以穆盟必须保障诺阿卡利印度教徒的安全为条件。这些话语和策略，无疑化解了印度教徒认为甘地是“叛徒”的指控，也给印度教徒施加了新的精神筹码，让其更有可能拥护甘地的行为。

（2）疏导与施压并行

甘地强调疏导民意，并没有否认恰当时候施压的重要意义。比如，当前期的疏导在取得短暂的成效失利后，甘地毫不犹豫采取了绝食——这种具有高度压力的行动。就算各方因绝食而重建和平，签订和平协议，甘地也没有完全放弃其担忧，仍然以更为强烈的、完全是自杀性的无条件绝食至死的方式相威胁。这种“疏”与“堵”相结合的办法，也是甘地成功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甘地式的“堵”的办法，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方法（单纯的军警镇压维持秩序的办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甘地的绝食，是在足够的前期疏导的前提下进行。祈祷会达到70万人的情况，说明了当时甘地已经相当程度上掌控了民众的心理。但是这种方式的失败，说明除了绝食，已别无他路可选。但也因这种深厚的民众基础，才使绝食能够取得足够坚实的成效——整个分治前后加尔各答乃至孟加拉不再发生教派暴力。

第二个方面是，即便对于绝食，甘地也仍强调，各方必须都是真心实意地改变心态，自己才肯终止绝食。为此，即便在各方领袖、民众代表纷纷致意、当面表示放弃暴力时，甘地仍然不肯动摇，直至绝食的第三日，各方代表愿意提交武器，签订和平协议，以性命担保加尔各答的和平时，甘地才最终放弃绝食。

第三，灵活采取各种“坚持真”方法。

这包括联合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与民众敞开式的对话、与各派政治领袖的协商、祈祷会乃至绝食等方法。这些方法的灵活和巧妙运用是确保加尔各答“坚持真”运动获得成功的现实保障。

总之，这次“加尔各答”奇迹是一次完全的个人表演，是甘地一个人的“坚持真”运动，其前期采取温和的劝导手段，后期采取具有强大威力的绝食手段。这次运动证明了“坚持真”理论的有效性，以及“坚持真”绝食能够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前提、基础和运作法则。所以，这次“加尔各答”奇迹本身也是一次“坚持真”及其绝食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