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创造一个环境奇迹

2020：中国能否创造一个环境奇迹⁽¹⁾——兼论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诸大建⁽²⁾　朱　远⁽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已得到世界公认，并继续在得到乐观的评价；但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指资源环境问题却为世人所担忧。面对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环境危机的两种看法，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战略性命题：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借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物质化”的发展路径，从而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能创造一个环境奇迹？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从中国创造环境奇迹的缘由（为什么）、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的内涵（是什么）、实现环境奇迹的途径（怎么做）三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一、Why：为什么需要创造环境奇迹？

从2000年到2020年，是中国努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以及东部发达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十分需要创造一个环境奇迹。提出这样的命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背景的考虑：

（一）背景1：中国发展的经济奇迹与环境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依赖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在9%～10%之间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到2006年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基于这样的事实，最近几年来，世界舆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规模越来越有乐观的预期。例如，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公司在2003年底发表《与BRICs一起梦想：展望2050年》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高盛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所谓金砖四国（英文缩写BRICs ）的经济总量，将在2050年前超过西方发达六国（简称“G6” ，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报告预测了金砖四国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时间表，特别提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9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乐观估计中国将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问题。其中，最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是前任世界观察研究所现为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Lester Brown ）先生的论调。他先是在1994年出版《谁来养活中国？ 》一书，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至21世纪初将造成严重的耕地减少与粮食供应不足，届时高达14亿～15亿的中国人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的粮食安全。2006年，布朗在其《B模式2.0》一书中再次指出了中国资源环境危机。按照布朗的描述，目前中国在大多数基本资源的消费总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为此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随着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达到人均消费水平与美国等量齐观的时候，又将会出现何等的状况？所以，布朗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领先从传统的经济模式（所谓A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B模式，帮助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和一个新的世界。

虽然不必因为乐观主义的预测和悲观主义的论调而影响我们的发展步伐，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未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与环境危机均可能存在。按照国际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E.Daly ）的观点，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扩展，发展则是一种强调质量上和功能上的改善，而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推行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国际社会所称的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资源环境问题上，就是要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物质化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物质化（人均资源消耗和人均污染排放）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未来的中国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创造环境奇迹。

（二）背景2：人类发展的稀缺转换

中国需要创造环境奇迹，还是基于人类发展资本稀缺现象的考虑。对稀缺性的关注一直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特征。在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将自然资本的限制作为宏观经济规模的限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从生产要素的替代性出发，认为人造资本才是稀缺的，而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相互之间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替代的，因此不必担心自然资本的稀缺以及经济增长的物质极限。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世界性的经济规模增长，问题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这两种资本之间可以替代的主流理论，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两种资本基本上是互补性的，只有部分才是替代性的。于是，可以导出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主导的发展模式（Development Without Limit ）与生态经济学的生态约束的发展模式（Development Within Limit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观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脱离并且不受生态约束的前提之上。而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如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人造资本是主要约束因素转换到了自然资本成为首要约束因素，所以，经济发展前提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即经济发展是资源环境的子系统并受到约束（如图1所示）。此外，在规模问题上，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不同，生态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极限的，好的发展应该是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

图1　人类发展的稀缺转换

所谓生态规模，是指在满足人类过上满足基本需求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保证物质消耗的最小化。衡量生态规模有两种尺度：地球的规模和国家的规模。地球规模表示为地球人口乘以地球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而可持续的地球规模需要小于地球承载能力；国家的规模是指国家人口乘以国家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而可持续的国家规模需要小于国家承载能力。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P ）将是2000年的1.5倍，2050年人类消费水平（A ）将是2000年的2倍，在科技与管理水平（T ）不变的情况下，借助著名的I=PAT方程式可得，2050年的资源压力将相当于2000年的3倍，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现在这样的三个地球！而据联合国环境发展规划署（UNEP，2003）的研究表明：2000年地球的承载能力已不足以支撑当前人类的需求，需要额外1/4个地球方可满足要求，而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2050年人类将需要4个地球来支撑。面对稀缺对象从人造资本转换为自然资本，在我们强烈要求发达国家降低它们传统的过物质化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不得不纳入用相对低的资源环境消耗去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的新的发展轨道。

（三）背景3：中国发展的两种选择

事实上，如果不转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问题，而且将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和平崛起问题，以致真正被某些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物拿去作为把柄。

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否崛起”以及崛起方式“是否和平” ，提出一个简单的崛起矩阵，如图2所示。该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组合：抑制发展（和平不崛起）、不和平不发展、传统发展（不和平崛起）以及绿色发展（和平的崛起）。显然，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要不要崛起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崛起的问题，而和平崛起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也就是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创造环境奇迹。

图2　中国发展的两种路径选择

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传统的美国模式与当前的中国课题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具体而言，前者体现的是强物质化的传统发展模式（传统的美国梦），是通过高的物质消耗来实现高的生活质量（远远超过2000年世界人均物质消耗水平）；而后者代表的是低物质化（也称减物质化）的发展模式（未来的中国梦），是要通过低的物质消耗来实现高的生活质量（不超过2000年世界人均物质消耗水平）。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人均GDP再翻两番的经济目标。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情况，我们已经进行了中国未来减物质化发展的情景分析，探索性地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减物质化发展的目标与指标（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二、What：什么是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

然而，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内在地减物质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具有创造环境奇迹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不是对现有线形经济发展模式的外在修补或者简单调整，而是需要通过根本性改造倡导一种基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一）线形经济：环境压力在扩张

所谓线形经济（Liner Economy ），实际上是指传统工业化时代的物质经济，它是一种由“自然资源—加工成原材料—加工成品—产品使用—产品处理（废物排放）”流程组成的物质流表现为单向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如图3所示。其中，当产品被制造出来后，需要经过销售点（Point of Sale，简称POS ）才能实现产品的产权从制造厂商到消费者的转换，从而进入产品的使用阶段；而在产品使用寿命即将结束之时，则需要经过抛弃点（End of Product-life，简称EOL ），才能进入传统的废物治理阶段。

图3　线形经济的物质流程

从根本上说，当前的资源衰竭、环境退化等危机，正是工业化时代以来线形经济模式负面效应的积累性爆发。因为在线形经济中，人们通过生产和消费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大量地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扔弃到大气、水体、土壤和植被之中。线形经济发展模式正是通过这种本质上是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垃圾的运动，通过反向增长的自然代价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的。

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表明，只要坚持线形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使做许多附加的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工作，也无法在根本上摆脱资源高消耗的严重困境和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因为即使科技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可以到处看到它们由于线形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导致的高物耗、低产出、高排放的情况。例如，在美国用于制造新产品的原材料投入之中，有94%的原材料最终是以废弃物的形式产出的，而仅有6%的原材料被转化为了最终产品。

（二）循环经济：减物质化的经济

与线形经济不同的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倡导的是一种与地球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够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和最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增长对资源及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操作原则（简称3R原则），其本质上是一种减物质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拓展，循环经济的减物质化水平在持续提高。如图4所示，该模式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废物进行循环的做法，随着20世纪90年代产品的循环以及2000年以后资产的循环［也称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 ）］等做法的兴起，循环经济的内涵与类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图4　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瑞士学者Stahel （2006）形象地把传统的线形经济叫做“河流经济”（River Economy ），将循环经济叫做“湖泊经济” （Lake Economy ）。基于尽可能地对物质多次利用的基本思想，对线形经济的物质流程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构建出循环经济的物质流程。如图5所示，与线形经济不同，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产品的制造、使用和处理过程中嵌入废物、产品及资产这三个层面的循环。其中，废物的循环改变了过去末端处理的做法，致力于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而产品的循环则是强调产品寿命的再生，二者均涉及产品的产权变换。而资产的循环不存在产权的变换，主要是倡导“从销售产品到提供服务”的理念。

图5　基于循环经济的物质流程

（三）循环经济的三种类型

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我们需要对循环经济的三种类型及其应用系统进行了解，并争取在实践中从低水平的垃圾的循环走向高水平的资产的循环。

（1）废物的循环。主要是指借助技术与管理的手段对生产中和消费后的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和资源化，是循环经济3R原则中再循环（Recycle ）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这种做法有效地减少了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相对于传统的末端治理有了明显的进步。废物循环的实践应兼顾企业、园区及区域这三种规模。具体而言，首先是要在单个企业内部建立起闭环（Closed-loop ）的制造流程，尽可能减少单个企业的废弃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其次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 Park ），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循环经济的法则。最后是从城市和区域的角度出发，要在处理环节上建立起集中化的静脉产业园区，实现从传统的垃圾填埋场转变成为以静脉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复合型的废弃物资源化园区。

（2）产品的循环。主要是指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通过尽可能多次使用以及尽可能多种方式地使用来取代过去一次使用的做法，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如图6所示的产品循环的彗星图（Rose，2000），产品在使用后进入维修中心或是回收中心，如果可以直接通过简单的维修即可再使用，则不用再进入回收中心。只有当产品使用后损坏严重无法通过简单的维修从而实现再利用，则要返回至产品的回收中心，而后根据产品的损坏情况来决定是返回至产品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还是原材料供应商进行相应的再利用。产品循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后填埋的废弃物排放量的最小化甚至趋近于零（所谓零废物）。

图6　产品循环的彗星图

（3）服务的循环。主要是指企业把其制造出来的产品视为资产来加以经营和管理，推行“从销售产品到提供服务”的发展理念，通过建立一种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service System，简称PSS ）来实现资产的循环。其基本前提是“产品的价值根植于其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和效用” （Mont，2004），即产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应该是“使用价值”（Utilization Value ）而非“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 ），这实际上也是线形经济和循环经济所强调的不同所在，在线形经济模式下，交换价值处于中心概念；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使用价值处于中心概念。从产品到服务可以有三种经济类型：纯粹的产品、产品服务以及纯粹的服务。如图7所示，纯粹的产品实际上不可避免带有一些服务，只不过是基于产品的服务；同样，纯粹的服务实际上也离不开产品的支持，只不过是基于服务的产品。只有产品与服务的最合理组合才能构建所谓的产品服务系统，并借此来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消费者的需求满足和较低的环境影响这三大目标。比如，通过实施资产的循环，消费者不再倾向于自己拥有洗衣机或汽车这类耐用品，而是倾向于使用街头洗衣房和享用公共交通。

图7　产品服务系统（PSS ）的构成要素

三、How：怎么样创造环境奇迹

前面的论述重点从理论依据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需要创造环境奇迹的问题，以及在发展模式上鉴别了“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环境奇迹问题。下面，在实施战略上对“怎么做”去促进中国的环境奇迹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发展战略：相对减物质化的C模式

在创造环境奇迹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减物质化发展模式。大体上，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情景可以有三种模式（见图8）。笔者认为，其中的C模式才是比较适宜中国当前阶段的发展模式。

（1）A模式——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强物质化模式不可行。所谓A模式，是采用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的说法。强物质化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同步发展，在GDP做大的同时环境压力也变得更大了，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于A模式的发展状态。只不过，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同步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生态效率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同步增长，即GDP的增长一方面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伴随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

图8　减物质化的中国模式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的道路。例如有人已经提到，早在中国人均GDP为400～1000美元时（即轻工业化阶段），中国的污染排放水平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GDP为3000～10000美元（高加工业阶段）时出现的污染水平（潘岳，2005）。今天我们关注环境奇迹问题，就是要摆脱这样一种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发展道路。笔者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战略研究时，曾和有关专家一起测算过：如果我国继续按照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产生水平，那么在2020年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翻两番的情况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有可能是现在的4～5倍。显然，这种模式不但意味着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和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难以为继。

（2）B模式——要求经济与环境绝对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太理想。与A模式相对的是B模式。这是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中倡导的未来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的减物质化，目标是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二者之间开始“脱钩” （de-linking ）。长远来说，这样一种目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需的，它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但是就当前来说，它最可能是发达国家争取的目标。因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成熟经济（即物质规模相对稳定）是有可能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脱钩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国家提出了在21世纪上半叶要实现生态经济效率为“倍数4”甚至倍数10的发展目标。所谓“倍数4” ，就是经济增长比现在增加一倍，而物质消耗和污染产生比现在减少一半。

但是，这样的发展目标能不能马上用到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阶段呢？回答是否定的。粗略地测算，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希望环境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而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有明显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这个目标当然是鼓舞人心的，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来看，要实现这个高方案的减物质化模式却难度很大。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目标需要调整。显然，这将从另一方面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C模式——与中国现阶段相适应的资源生产率提高模式。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的严峻制约迫使我国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A模式，同时限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立即沿用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为此，笔者提出了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简称C （China ）模式。在C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

C模式可以说是1.5～2倍数发展模式。就是说，中国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但是污染排放需要严加控制）最多增加一倍左右。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该模式赋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个15～20年的缓冲时间，并希望经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减物质化阶段。从前述生态经济理论的社会公平观点来看，这样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及世界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方面，在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上，它比传统的A模式有一半以上的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它符合生态经济的公平要求，在给中国13亿人的改善生活提供合理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世界创造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有可能实行倍数4的更进一步的绿色发展战略，即经济总量继续翻一番，但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实现减半，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实现前面所说的脱钩发展。但是在中国国内，对于上海、北京、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发展阶段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需要率先实行大幅度的减物质化战略，以便到2020年能够在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意义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体系

与中国发展的C模式相对应的，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机遇循环经济的经济体系。在循环经济方面，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化已经完成，所需要的物质存量已经形成，因此改造的重点是对线形经济下的产品体系进行置换、维护与处理。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物质存量还在形成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一开始就倡导基于循环经济的生产、消费与控制，即所谓跨越式发展（Leapfrog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发达国家所运用的循环经济原理是相同的，但是建设的内容是不同的。

（1）生产模式方面，要改变当前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线形经济的生产模式，建立起循环经济的产品体系。当前，中国的产品生产表现出明显的线形经济思维。比如短寿命的包装物，本来应该是源头减量并且注意回收利用的，但实际上大量涌现并且用完就扔；中寿命的耐用品（例如家电与汽车等），本来应该加强维修以及拆卸再用，但实际上仅仅是回收利用以及用完就扔；长寿命的建筑物（例如住房与基础设施），本来是应该长期维护以及修缮再用的，实际上是在大拆大建和推倒重来（所谓“再造一个城市” ）。如果基于循环经济的思维，就需要针对消耗品、耐用消费品、基础设施和有毒品等不同的产品类型，采取不同的循环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循环经济的产品体系

（2）消费模式方面，要倡导“从个人拥有转向产品共享” （From Ownership To Sharing ）的观念，真正实现可持续消费的目标。这种理念也意味着需要对中国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进行变革，要求社会从关注物质的占有转移到更多地关注物质的功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高生产、高消费、高开采和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比如在城市交通方面，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出行方式，如图9所示。从拥有的程度来看，适合于私人拥有的车辆主要是用于周末出城旅游休闲，而适合于集体拥有的单位班车则是用于员工上下班之用；从共享的程度来看，适合于私人租用的车辆主要是用出租车办特需事，而用于提供出行服务的公共交通则适合于公共分享。此外，还要建立减物质化的城市交通方式，主张通过更多的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来替代家庭小汽车。

图9　共享消费模式在交通领域的运用

（三）科技创新：科学技术的生态创新

要从资源消耗型的科技体系转变到环境友好型的科技体系，实现有利于环境奇迹产生的创新。一般而言，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科技创新有四种方式：一是过程创新，即更合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二是产品创新，即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用晶体管收音机代替电子管收音机。三是产品替代，即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为采用E-mail，用公交车代替私家车。四是系统创新，它追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浪板，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更合理地调度交通，实现产品经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方式在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效果方面是依次递增的。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四种创新方式又可归为两大类型，其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系统优化，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创新。对此，国外已经尝试在城市道路交通领域加以运用（Kemp & Rotmans，2001），如图10所示。总之，对于中国而言，要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革新”这两种系统创新方式。

图10　城市道路交通中的系统优化与系统创新

（四）组织模式：政府推动下的社会合作

图11　政府推动与社会适应的类型

除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系之外，科学有效的组织模式和治理模式是创造环境奇迹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根据政府推动能力的强弱与公众适应能力的强弱，可以构建出一个由三种类型组成的治理矩阵（如图11所示）。显然，上下结合型的组织模式优于自下而上型或是自上而下型的组织模式。因此，中国创造环境奇迹需要政府推动和公众适应的双向合作。

基于以上的合作治理理论或网络治理理论，中国环境奇迹的实现显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共同参与，即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在实践中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所谓Public-Private-People，即3P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政府为主导，营利性企业、公益性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在治理主体上的有机整合。其中，政府主要进行政策支持和制度约束，在企业和社会无法有效运作的领域发挥作用；企业作为消耗资源能源、排放废物、销售产品的主体，应该按市场规律和规则运作，履行其排放者责任并延伸生产者责任；而事业单位等非营利组织应为政府制定管理目标和运作规则提供技术支撑；此外，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中介的参与，则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效，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从而构建出一套有利于创造环境奇迹的基于网络治理的组织模式（见图12）。

图12　网络治理模式及其能力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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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士］埃尔克曼：《工业生态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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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诸大建、黄晓芬：《循环经济的对象—主体—政策模型》［J］，《南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4）。

7.诸大建：《C模式：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解放日报》理论版，200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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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hristian Azar，John Holmberg，Sten Karlsson.Decoupling—past trend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R］.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of Sweden，2002（5）：86-95.

10.Wuppertal Institute.Annual Report 2003/2004［R］.Wuppertal Institute.2004.

【注释】

(1)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067306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批准号：05JZD00018）以及985项目同济大学城市发展创新基地项目的资助。

(2)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3)朱远，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