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控制西域的军事建制及其组成

第二节　吐蕃控制西域的军事建制及其组成

如所周知，吐蕃于西域占领地区所设置的较高级别的军事机构为khrom^[6]，其职掌可与唐朝的节度使、节度衙相对应。吐蕃在西域地区所设置的khrom，目前可从文献中找出四个——萨毗节度(tshal-byi)^[7]、“领属地区夷琼节儿节度”(dbyild-sung-rtse-khrom)^[8]、吉尔吉特节度(bru-shavi-yul-gyi-khrom)^[9]和疏勒节度(khri-bshos-khrom)^[10]。

这四个设在西域的吐蕃节度使，构成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这套建制，无疑是吐蕃在西域地区依其军事锋线的要求而设置的。那么，这套军事建制体系与吐蕃的军事战略目标有什么关系?在吐蕃对外扩张的整体军事战略中地位与作用如何?要弄清这些问题，则需追溯吐蕃对西域战场的开辟与早期部落军事架构的关系。

吐蕃王朝成立之初，其军事力量有一套建立在部落制度基础之上的独特体系，即三大“勇部”——“三勇部”(dpav bvi sde gsum)、“中勇部”(bar gyidpav sde)、“下勇部”(smad gyidpav sde)。三大勇部的具体设置如下：

所谓“三勇部”，是在昌达巴山(ri brang stag pa)以上、门地四柴卡(mon dbral kha bzhi)以下，由没卢氏(vbro)、琼氏(gying)、噶尔氏(mgar)、努氏(snubs)及年氏(gnyan)等所谓之“古、久等五部”(gug cog sde lang)在此为官(dpon byas)……

所谓“中勇部”，是在贝囊隆山(ri pe nam lung)以上、恰贡(cha sgong)及佩(bas)以下，由“十二贝佳部”(sbas rgya sde bcu gnyis)居此，并任纳雪(nags shod)之官……

所谓“下勇部”在玛朋木热(rma pom ra)以下嘎塘陆茨(gathang klu tshe)以上，由“通乔九政权部”(mthong gyab sred sde dhu)及吐谷浑六东岱(va zha stong sde drig)所据……^[11]

由这段记载可知，三大“勇部”，相当于吐蕃赞普根据贵族势力的分布所划分的军事卫戍范围。其中的“中勇部”，黄颢翻译《贤者喜宴》时加入译者按，认为此部为负责攻取南诏(ljang)之部，相应的，下勇部为攻取汉地之部^[12]，此说颇有见地。以南诏为战略主攻目标的“中勇部”，即“吐蕃中节度”的前身，而“中勇部”演变为“中节度”正是吐蕃军事部落制向军事集团化、区域化转化的结果^[13]。“下勇部”所在之玛朋木热即为大积石山，在其以北的青海高原上，生活着以通颊和吐谷浑为主的部落，他们构成吐蕃对唐朝河湟、陇右、剑南一线的作战基础，这一点从唐蕃间围绕河湟地区的争夺时间最早，且最为持久可见一斑。

“三勇部”诸氏所居之地均在吐蕃五茹“十八区”^[14]势力范围之内，也就是吐蕃贵族势力的核心阶层，特别是其主管者之一为著名的噶尔氏(mgar)，“源出于匹末城，吐蕃赞普之王族也”^[15]。噶尔禄东赞是吐蕃王朝前期进攻吐谷浑与唐朝边境的主要指挥者，作为吐蕃赞普的大相，时常出现在吐蕃征伐吐谷浑的战场以及唐蕃交往的驿道上。“三勇部”无疑是吐蕃本土诸贵族势力集中的腹心地区，“三勇部”的设置，一方面可构成保卫吐蕃赞普的主要卫戍力量，同时也在吐蕃对唐朝的军事锋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吐蕃早在龙朔二年(662)即开始角逐中亚，据《于阗国授记》记载，噶尔禄东赞的第五子勃论赞(blon btsan nyen，又有书作勃论赞刃)于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686—689)曾在于阗建立过寺院^[16]。如果与早期吐蕃军事部落联盟制时期的军事部署有联系的话，在“下勇部”与“中勇部”都有军事战略目标的情况下，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战略格局讲，三大“勇部”中的“三勇部”作为针对西域战场的军事建制渊源，显然有一定的战略基础。

在攻占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之前，吐蕃首先征服孙波，即苏毗。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娘氏(myang)家族承担了这一重任，“娘·芒波杰尚囊发兵征讨苏毗诸部落，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不失所有户数，全纳入治下为庶民”^[17]。娘氏是吐蕃古老的家族之一，也是吐蕃贵族核心势力中的主要成员，《唐蕃会盟碑》北侧蕃官题名中“刑部尚书明论结研历赞”^[18]即是这一家庭的成员，另有《谐拉康碑》甲、乙二碑所记的娘·定埃增，是赞普幼年师保，后任钵阐布，也是权重一时的重量极人物^[19]。除娘氏家族和西域战场指挥者噶尔氏外，检西域出土古藏文简牍，派驻西域的吐蕃军事人员中出现的姓氏，还有没庐氏(vbro)、属庐(chog)、木(smu，古代四大氏族之一)、那囊(sna-nam)、努(gnubs)、韦(dbas)、蔡邦(tshespong)等等。在这些姓氏中，没庐氏为“三勇部”主体部族“古、久等五部”(gug-cog-sde-lnga)之首，属庐、那囊、努、蔡邦诸氏，为吐蕃中心五茹十八区内之部族^[20]。从出现在西域的吐蕃部族姓氏看，与“三勇部”的势力范围几乎重合。

吐蕃在西域战场上的军事部署，与吐蕃在其本土“三勇部”——吐蕃贵族的核心势力有直接关系，在吐蕃军事扩张过程中，由过去的卫戍性军事体系转变为进攻性军事集团，建制体系渐至完善。如果这一推断不误，则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与其在河湟战场、川康地区针对唐剑南道的战场、西洱河地区的战场一起，构成了吐蕃向外军事扩张的战略格局。

汉文史籍对吐蕃与唐朝军队的军事交锋多有记载，在吐蕃向外扩张的总体部署中，西域是其征服象雄、苏毗之后进一步拓展的最重要战场，与此同时，吐蕃于贞观十二年(638)借故向唐太宗请婚未得应允而向唐朝发动进攻，兵锋第一次到达唐境岷江流域。到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已“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21]随后，围绕唐朝剑南道北部地区，吐蕃军事力量形成了“故洪等四节度”^[22]“曩贡、腊城等九节度”^[23]等建制，由“吐蕃南道元帅”充任这一战场的总指挥^[24]。而在西洱河地区，吐蕃于其“中勇部”基础上建立的“吐蕃中节度”，实现对唐朝剑南道南部地区的军事攻略^[25]。在河湟地区，著名的“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不断深入唐朝关陇地区。在吐蕃军队占领河西走廊之后，汉文史籍出现了“吐蕃北道节度使”，敦煌古藏文文献与汉文文献中也相继出现了(m)khar tsan khrom(姑臧节度)^[26]与mkhar tsan khrom chen po/ khrom mkhar tsan po(姑臧节度使)、kwa cu khrom(瓜州节度)与kwa cu khrom chen po(瓜州节度使)^[27]等。

综合吐蕃对唐军事战线的分布情况，西域战场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吐蕃东鄙五道节度”“吐蕃北道河西节度”“吐蕃中节度”“吐蕃松州(南道)五节度”一样，属吐蕃对外扩张过程中分处不同区域战场的同一层级的建制，即一级军区，林冠群给出了的“吐蕃西道节度”这一贴切的建制称谓^[28]。而四个khrom——萨毗节度(tshal-byi)、“领属地区夷琼节儿节度”(dbyild sung rtse khrom)、吉尔吉特节度(bru shavi yul gyi khrom)和疏勒节度(khri bshos khrom)，则为吐蕃西域军区下设的四个军分区，为吐蕃军事力量在西域取得一定成果后，针对该区域内不同局部战场而分化出的若干路有具体军略目标的第二层级。据此，不妨效仿吐蕃在其他战场的军事建制命名方式，在林冠群前命名的基础上，将吐蕃西域战场的军事建制暂称为“吐蕃西境四道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