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与宪法运动的历史合流



　　 18世纪以降，相应于这三波宪法运动，世界法律也同样经历了三波全球化运动。[39]第一波法律全球化运动，大致在18世纪晚期到1914年一战之前，它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美法自由革命为代表，构成古典自由法范式全球运动，它依托于以英帝国为代表的贸易、军事霸权为核心的法律殖民和移植运动。第二波法律全球化运动，大致发生在20世纪初叶到1968年之间所谓的“短二十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以法国社会连带主义、美国新政、社会主义、法团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为代表，构成社会法范式全球运动，它依托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社会反向自我保护，构成全球范围内对自由主义法律观的社会化反题，同时也构成20世纪反殖民法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波法律全球化，大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它以公法新形式主义、政策分析法学、程序主义、法律经济学、新治理主义等为代表，构成新自由主义法范式全球运动，它依托于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贸易、金融、投资全球法律趋同化为核心的法律自由化运动。从18世纪以来经历的这三波法律全球化运动，也正好对应于从西耶斯的第三等级宪法、施米特的权威自由主义宪法到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宪法[40]这三波宪法运动。其中的对应关系，又大致可以分梳为以下若干层次：

　　 首先，法律“全球化”运动主要依托于“私法”的“全球化”力量。18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秩序，决定了法律传播仍然囿于领土分化的逻辑，突破法律领土分化的主要动力，则源自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动力的跨国私法运动。由宪法运动创生的新法律范式，无论是自由建国、新政社会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理念，都需要相应的法律全球化运动，使其突破政治国家的主权藩篱从而获得普世化的传播与移植。作为“公法”的宪法运动，倚赖作为“私法”的法律全球化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阿克曼施米特的政治立宪理念，有赖于波斯纳—哈耶克的经济宪法实践。

　　 其次，法律全球化运动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接受”，也仰赖于宪法在“公法”价值秩序层面的焊定，无论是19世纪的民法典、20世纪的社会福利法和晚近的去管制法律运动，这三波全球化私法运动，都需要借助主权国家的宪法运动及其公权（public rights）范式的转移。作为“私法”的法律全球化运动，仰赖作为“公法”的宪法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纳—哈耶克的经济秩序蓝图，实际都仰赖于阿克曼—施米特的政治立宪设计。

　　 复次，每新一波宪法运动的酝酿，往往都出自前一波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危机，旧有的“私法”危机，刺激了新的“公法”复兴；同样道理，新一波法律全球化运动的酝酿，也往往出自前一波宪法运动的危机，旧的“公法”危机推动了新的“私法”复兴。“公法”与“私法”这两波长时段历史运动，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制约，相互形成正题与反题，进而构成当代世界法律全球化与宪法危机的基本历史背景。波斯纳—阿克曼、哈耶克—施米特的历史争论，将持续作为一种宪法辩论的基本模式而延续下去。

　　 最后，法律全球化—宪法运动这两大波法律范式的更替，包含有两个维度：既有其各自内部法律范式的更替，也有两波运动之间的相互替代；既有私法/公法各自运动内部的模式更替，也有私法/公法运动之间的范式替代；同时，范式更替，并不意味着被取代范式的消失，不同运动内部被更替的范式，既可能在未来时间内被重新激活，也有可能在另外运动的内部以新的形式复活。

　　 综上所述，以上两波法律历史运动，内含了私法/公法、国内/国际、经济/政治、自由/平等、自治/规制等多重矩阵关系，是我们理解当代世界政治法律运动内在机理的基本理论框架。

　　 18世纪以来的三波宪法运动，从西耶斯的第三等级宪法、施米特的权威自由主义宪法到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宪法，构成法律历史运动的一个方面；三波法律全球化运动，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法范式、20世纪初叶的社会法范式再到20世纪晚期的新自由主义法范式，构成法律历史运动的另一方面。法律全球化与宪法运动，彼此构成历史正题和反题，既相互呼应，又相互抗衡，这也预示了第四波宪法和法律全球化运动出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