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需要理性，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好

　　最近一段时间，以抵制家乐福为由头，正反双方已形成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看起来抵制派声音更强大，口号也更激进，网上甚至已将反对派上纲上线到“汉奸”、“卖国贼”的高度。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类争论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体现。即便言辞激烈、夸张一点，也远比压制言论好得多。从宪法角度看，我甚至为这场争论感到欣慰；只有当言论游离于“出格”边缘的时候，才能考验这个民族对言论自由的耐受力。不过从个人角度看，我也忍不住对“爱国”言论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毕竟，如果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不仅无助于探讨问题的实质，而且很可能将整个讨论误引到骂街、抹黑、人身攻击的歧途上去。爱国主义本来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但是如果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所主导，那么盲目的“爱国”往往会产生误国的效果。因此，即便爱国也是需要一点理性的。

　　爱国的理性首先出于“爱”字的真义。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和爱一个人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对于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有真爱、假爱或溺爱之分。如果别人不分是非地说自己好话，即便自己做错了还是一味阿谀奉承，那么这种“爱”显然不是真爱。虽然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但是我们都听说过讳疾忌医的故事；凡是理智的人不会不听逆耳忠言，因为只有批评才能使一个人更加完善。因此，中国传统儒学极为强调内省，主张“闻过则喜”。如果别人说我脸上有一块泥巴，我应该赶紧照照镜子，如果说的属实则尽快清除自己的污点，免得更多的人笑而不言，而不是怪罪言者无礼；如果射靶不中，也怨不得靶放歪了，而是只能怪自己射技不精，赶紧提高自己才是。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种态度与其说是虚怀若谷的美德，不如说是一种理性自私的精明，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对自己真正有益。反之，如果一个人不断吹嘘自己或祖宗八代如何了不起，别人说一个不是就怒气冲冲、恶言相对，那么这种人与其说是狂妄可笑，不如说是肤浅、短视、无知、可怜，因为任何有点远见的人都知道这种态度伤害的无非是自己而已。

　　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儒家强调个人内省，但是由于周边历来都是小国，无法与蔚为大观的中华文明相提并论，于是逐步养成了民族的自大与狂妄，误认为自己是世界惟一的文明。及至鸦片战争屡战屡败，仍然不可自拔，以致多次失去自我改进的机会，最后甚至远远落后于擅长借用他山之石的东瀛小国。盲目拒斥他国经验，结果只能是自身落后。百年历史再三证明，这就是民族自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如果有人批评我们——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整个民族，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即便别人说我们民族有缺陷，理性的应对方式不是反唇相讥，而是深刻的整体反思和自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进步。

　　实际上，个人乃至民族的自我封闭是从人类进化发展而来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人只有自私自爱，才能在自然和社会竞争中生存和繁衍；一旦遭遇敌情，我们就得提高警惕、准备反击。只不过这种防御机制过分发达之后，往往草木皆兵，误把善意的批评理解为恶意的攻击。这样，原本有益的自我保护就异化为有害的过度自恋和虚荣，而民族的虚荣心是个人虚荣的直接转化或升华；如果个人自夸还有点难为情，民族自夸则因为集体鼓励的效应而变本加厉。殊不知民族自夸和个人自夸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夸赞自己身上的某种特征，只是民族自夸因为表面上的无私麻痹了人们的耻感，因而同类之间相互吹捧、津津乐道，民族虚荣在不知不觉中膨胀得无边无际，以致容不得半点批评，否则就是反华、阴谋、“卖国”。一旦爱国失去了理性，就很容易堕落为民族自恋，进而情绪化地排斥他国的有益经验，结果反而耽误了民族发展的进程。

　　其实不论他人的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们大可不必在意其背后的图谋；儒家传统告诉我们，真正应该在乎的不是别人怎么说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究竟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今天还存在许多问题，因而与其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回应对方的攻击，不如切实解决自己的问题，让别人无话可说。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中国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而非虚假的口惠。大凡缺乏自信的人，往往摇摆于自负与自卑两极之间：一方面对自己身上的问题束手无策，进而麻木不仁和回避否认；一旦遭遇批评，则又暴跳如雷，顺势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或“卖国贼”的阴谋。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如此不自信，我们有过一个雍容大度的文化传统，过去三十年也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应该有能力正视并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我看来，从根子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让中国变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