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玛：影像的力量
二战结束了，在二战中诞生和成长的一代，开始了1970年代西德的新电影时代，那是上个世纪德国电影最辉煌的年代，那时候诞生了法斯宾德、赫尔佐格、温德斯以及一大批女导演。海玛（Helma Sanders-Brahms 1940.11.20)就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女导演之一。
中国出版了温德斯在意大利帮助安东尼奥尼拍摄《云上的日子》时写的日记，以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战后，特别到了1950年代，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的诞生，给德国电影工业的冲击和影响。于是，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西德的年轻人跑到意大利去学电影了。他们那一代的导演与意大利的大师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玛，也是其中一个。
海玛跟随着著名导演帕索尼里（Pier Paolo Pasolini/ 1922.5.5—1975.11.2）做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导演帕索尼里让身边的几个年轻助理，各自拿着摄影机去试拍一点东西。海玛举起摄影机，把焦点对准了迎面扑来的海浪，一头冲了过去。她的电影语言里没有多少理论，她是用自己的感情和冲动去表达大海的。在那样的撞击里，出来的影像刹那间，就形成了她非常独特和个人的东西。导演帕索尼里对她说，你不该浪费时间跟着我了，你应该去做导演了。
就是这样，海玛开始了她独立的导演生涯。她的代表作《德国，苍白的母亲》几乎是她个人的一个童年回忆影片，她叙述了她父母的恋爱，然后他们各自在二战中的经历，特别是她的母亲所饱受的煎熬、痛苦，以及如何独自一人在一片废墟中带大了海玛。但是，当战争结束以后，并没有给团圆的家庭带来幸福，虽然战争没有从肉体上毁灭他们，这个家庭表面上看，依然是完好无缺；但是在感情、在精神上，这个家庭已经名存实亡。海玛，用自己的心灵和观察生活的角度，第一次全新地向世界阐述了一个侵略国，一个士兵和他妻子的战争经历和生活。她再一次用自己的角度反思着战争。她一直说：“我希望用我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视点，去写下历史。”
2008年，当她68岁的时候，《德国，苍白的母亲作为经典影片，在第十届首尔国际妇女电影节重新放映海玛没有跟大家一起观看影片，只是在放映结束的时候走进电影院，她说：“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自己都很害怕面对这个现实，我不敢看这部电影了。”太多的回忆因为战争，永远是那么痛苦和残酷，即使到了近70岁的年纪，童年被战争伤害过的感情和神经，还是难以修复这里面夹杂着个人对父母的亲情，对战争的仇恨，对自己神经的不能控制，这些都将伴随着海玛走完人生。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1991年，混杂在纽约大学的电影理论系里。那学期，有人选修了德国新电影，海玛的影片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被反复阐述。但是，给我最大触动的，却不是这些思想意义上的东西，而是她的电影语言以及她的电影技术。
一部1969年拍摄的影片，居然在12年以后的1991年观看时，还是看见了德国导演惯有的严谨，看见这些在工业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电影人，他们对技术自觉的把握。更让我意识到的是，我国的电影人，同样用的是德国产的阿莱摄影机、蔡斯镜头、美国的柯达胶片，可是，我们出来的影像质量是不一样的。他们似乎比我们先进了半个世纪。通过在学校看到的这些经典影片，让我越来越意识到技术的价值，知道了这些技术对影片完成时构成的力量；特别让我明白的是，在一般人的认识中，总以为女导演拍摄的影片技术是粗糙的。错了，海玛向我们证实了一个事实，任何影片，都只能根据个体的导演而论，而不是以性别来判断。
没有想到，相距1991年的17年以后，我又看见了《德国，苍白的母亲》出现在排片表上，我决定再看一遍，以此判断一下，当初对海玛的推崇是否过时了。我想，不论影片的颜色是否已经变化褪色，成为那种红红的，没有绿和黄的色彩，但我还是想从中看出，这么多年以后，自己对电影语言的理解，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可是，当大银幕上出现第一个画面的时候，那鲜艳的色彩，简直让我不敢相信，这是29年前拍摄的电影。不管她是否重新洗印了新拷贝，还是她完好地保存了旧拷贝，至少让我再次意识到，导演在拍摄影片时，对影调的整体把握是无可厚非的即使在30年后，我们还是看见了影像的力量。
如今的影片，都是用5.1 SRD或者DTS的立体音响了海玛的影片，虽然不是在这些现代技术条件下完成的，但是她的同期录音的对白中，环境声依然清晰可辨；战争中的炸弹爆破声，都做得非常精细，没有杂音，特别是她的枪炮声，在一片混杂的声音里，仍然可以听出子弹落地清脆声响。
早晨和海玛一起进餐的时候，我只向她说了一声：早上好！
因为有太多的敬佩和热爱，当着面却不知道用语言如何表达。说出口的时候，总觉得显得幼稚或者是肉麻。今天，海玛的新片《亲爱的克拉拉》已经诞生，同样因为是集资困难，她筹备了整整8年。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对海玛献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她的影片再现辉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