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主要理论流派

一、当代社会学主要理论流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稳定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社会学在西方各国特别是在美国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学在苏联与东欧经历了曲折以后，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20世纪40年代至今，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特点正是这一历史条件的反映。

当代社会学的发展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从宏观到微观，理论丰富多彩，流派纷呈。这时期陆续出现的主要理论流派有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理论等。

1.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鼎盛于60年代，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主要流派之一。到七八十年代，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西方社会研究，并不断地被西方社会学者改进与发展。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和默顿，他们都提出了各自功能分析的概念框架，为这个学派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出生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曾留学德国。1931年到哈佛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升任教授，并担任该系系主任。帕森斯一生深受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影响。1937年他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的崛起。以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如《社会体系》（1951），《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1951），《经济与社会》（1956），《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60）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理论。

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第一，社会行动论。帕森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包括以下四个结构要素:（1）行动者；（2）目的；（3）情境；（4）规范。社会行动不仅由四个要素构成，而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构成了更高一级的社会行动体系。社会行动体系包括有机行为体系、人格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四个亚系统。有机行为体系是指人类的生理体系，它是行动体系最基本的单位。人作为有机体有各种需求，如何来满足这些需求，则是由人格、文化、社会三个体系来决定的，因此人的社会行动要受到有机体、人格、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体系中的社会价值体系对社会行动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一般系统理论。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不过是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系统的一个亚系统。任何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一般行动系统具有四个基本的功能需求:（1）适应功能，由行为有机体系统承担。促使系统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并将获得的生存资源分配给整个行动系统。（2）目标获得功能，由人格系统承担。确立系统目标的优先顺序，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3）整合功能，由社会系统承担。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总体。（4）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由文化系统承担。根据某种规范维持某种社会行动的延续性。帕森斯认为，不仅整个社会系统必须满足这四个功能必要条件，而且任何社会的亚系统、任何人类的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这四个基本的功能要求，这四个功能必要条件的满足与否，决定了社会系统或其他一切行动系统的生存能力。

第三，均衡论。这是帕森斯系统功能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其之所以能自给自足主要是依赖于社会内部的整合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系统总是趋于稳定与均衡状态的，一旦发生反常现象，原有的均衡被破坏，社会系统就会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自发地返回均衡。

帕森斯把“整合”与“均衡”作为其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与归宿，他试图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系统分析中找到统一的、完整的社会行动理论，他的宏观的、高度抽象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西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中，他曾越来越关注社会变迁，详细地说明了行动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的交换隐含着行动系统内部或行动系统之间的变迁，但从总体上看，他的理论没有充分揭示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的作用，具有较明显的保守倾向。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内部动荡不安，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泥淖，反战运动高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种族问题等严重困扰着社会生活。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学说无法解释这些社会问题，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责难，其理论影响逐渐下降。这时，默顿秉承和修正了帕森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结构功能主义学说。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是帕森斯的学生，1956年至1957年间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理论社会学》（1967）、《科学社会学》（1973）等。默顿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层理论。默顿认为，帕森斯试图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建立这种宏观理论框架的时机还未成熟，他也不同意社会学只进行低层次的经验命题的零散研究，他主张建立一个介于宏观理论与纯粹经验研究两者之间的“中层理论”。这种理论既不高度抽象也不包容广泛，就像参照群体理论，越轨理论，角色冲突理论一样，这种中层理论能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最终推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均衡功能论。默顿的功能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论。他认为以往的功能理论包括三个可疑命题:（1）社会系统的功能协调性；（2）社会单位的功能普遍性；（3）社会单位对社会体系的不可或缺性。默顿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单位都对体系的整合有正功能，某些单位可能对系统内的一部分有正功能，但同时却对其他部分有反功能（负功能）；同样，某些功能是明显的和有意安排出来的，但某些功能则可能是潜在的或在无意中产生的，前者称为“显功能”，后者称为“潜功能”。因此，他认为，社会单位对整个体系的和谐与整合与否，应由验证法来一一加以研究，不可一概而论。默顿的功能论是一种均衡的功能论。他不仅想知道为什么个人会顺从他人和群体的意志去行动，而且也想知道为什么某些人会走向偏差而导致社会的非整合。他对偏差行为的研究是其功能理论应用的最著名的代表。

默顿开创了结构功能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他所倡导的中层理论成为后来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但是他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结构功能主义的体系倾向，注意得最多的仍然是均衡。另外，他的理论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略显零散。

2.冲突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出现多种解释社会冲突的理论，反对帕森斯关于社会的价值一致、均衡与整合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权力分配和社会报酬分配的不均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冲突对社会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功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和德国的辩证冲突论者拉尔夫·达伦多夫。

刘易斯·科塞（Lewis A.Coser，1913—2003）是默顿的学生，70年代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社会冲突研究的连续性》（1967）、《贪婪的制度》（1974）等。科塞的冲突理论在方法论上没有完全摆脱功能分析的传统，他主张探讨冲突对整个社会所发挥的功能。他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争夺社会地位、权力和资源及价值观不同而引起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促进社会权力关系的改善、新社会规范的创立以及社会系统适应能力的提高，防止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和瓦解。他还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敌对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它让人们的不满情绪随着安全阀的排气孔排放出去，而不至于积累起来，危害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僵硬的社会系统往往压制冲突及其表现，因而不能及时获得危险信号，灵活的社会系统，可经过调整结构和关系而使冲突得到解决和缓和。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是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冲突》（1957）、《走出乌托邦》（1958）、《社会理论文集》（1967）等，曾先后执教于德国、英国和美国各学院。他在1958年就开始抨击帕森斯的理论，认为今日的社会学应远离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他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不均衡权力分配的组合团体，在每一个社会团体内，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为其作辩护的意识形态就是其价值观。被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因而不断威胁着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掩盖下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针锋相对的利益团体处于不断纷争中，从而导致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进而改变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冲突的社会原因。

冲突理论率先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揭示了社会冲突的社会作用，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如社会安全阀理论、冲突调节理论等在应用层次上都有较高价值。但这一理论的理论架构不够健全，学者之间的观点也不一致，大大影响了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依据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论而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1961年出版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和彼得·布劳1964年出版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成为社会交换理论在西方兴起的标志。

乔治·霍曼斯（George C.Homans，1910—1989），担任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人类群体》（1905）、《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1961）等。他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概念与观点结合在了一起，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至少在两人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要获得报酬或付出成本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交换行为。他提出了五个命题:（1）成功命题:一个人特定的行为越是经常受到奖励，则该人越是可能采取这种行动；（2）刺激命题:如果过去一个特定刺激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某种奖励，则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刺激相似，他越可能采取该项行动；（3）价值命题:一个人的某种行动的结果对其越有价值，则这个人越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4）剥夺—满足命题:一个人在近期越是经常得到某一特定的报酬，该报酬的追加对这个人来说就越是没有价值；（5）攻击—赞同命题:当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报酬，或得到他没有预料的惩罚时，他可能采取攻击行动，当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了他期望的报酬，特别是得到比他期望还多，或者没有得到他意料的惩罚时，他会感到高兴并越可能采取赞同行为。个体的交换行动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霍曼斯开创了系统地研究社会交换理论的先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显然把人类的交换行为简单化了，他忽视了社会行动独立于个体心理之外的整体性质。

彼得·布劳（Peter M.Blau，1918—2002），奥裔美国社会学家。他的交换理论与霍曼斯有很大差别。霍曼斯用对等性原则解释所有的社会交换，而布劳用对等性原则解释部分交换行为，而用不对等性原则解释另外一部分交换行为。布劳认为不对等交换产生了社会的权力差异和分层现象。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以及权力的合法化与反抗。布劳不像霍曼斯那样单纯从个人的心理角度来解释社会交换的过程。虽然他也以经济上的交换概念为依据，但是他的理论更接近“社会结构”学派，因为他考虑到了处于不同组织和结构位置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从而淡化了交换的心理还原论色彩，增加了整体效应的社会学传统倾向，为交换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作了很好的铺垫。

4.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是一种主张从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生活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派别，又称象征相互作用论或符号互动主义。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只有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得到解释，而人际互动是以运用符号以解释和确定相互间行动的意义为媒介的，因此，社会是个人借助符号互动的产物。符号互动理论的分析框架是由库利、米德、布鲁默等人建构的，而米德是这一理论核心体系的创立者。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有关现在的哲学》（1932）、《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行动的哲学》（1938）。他的理论强调了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产生与社会互动过程的紧密相关性。其基本观点是:（1）人的活动并不是对外部刺激因素的简单反应，而是会根据环境中的客体来调整自己的行为；（2）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调整主要依赖其自我观念，而自我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必须从他人的评价中获得，因此，自我与社会是不能分开的；（3）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是个体之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的产物。社会秩序不是已完成了的事实，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修正和调整的过程之中；（4）人们的互动与自我观念的形成依赖于心灵的存在，因为有了心灵，人们才具有理解和运用象征符号的能力，有了心灵的支持，我们才能对外界的反应有所选择。

符号互动理论对于个人社会化、自我意识的形成、越轨行为等微观社会过程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忽略了社会结构对互动过程的影响，也有其局限性。

5.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派别，其中心最初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由于法西斯主义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侨居美国，六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尤根·哈贝马斯，美国的查尔斯·赖特。其中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激进的左翼代表人物，也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德国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与教学工作，其代表性著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单向度的人》（1964），《文化与社会》（1965），《反革命和造反》（1972）等。马尔库塞认为，作为西方传统研究对象的社会是病态社会，他给“病态社会”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结构的非人性视为病态的标志，把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1964年他发表了《单向度的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他认为新的控制形式整合了社会对立力量，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发达工业社会盛行，机械化过程对个性的压抑，在这里显得分外明显。他认为，当代社会中的劳动阶级正发生着决定性的改变:（1）机械化正日益减少着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量和强度；（2）职业分层过程中出现同化趋向；（3）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发生了变化，主动地将自身与生产技术过程相结合；（4）新的技术劳动削弱了对立阶级的否定地位，劳动阶级不再表现为现存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当代工业发达社会似乎能包容社会变化，包容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质变。同时，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的进步消解了“高等文化”中的对立与超越因素。在发达工业社会，理想与现实同化，理想在物质化，理想化的王国在逐渐缩小，在高等文化成为物质文化的转变中失去了大部分真理。马尔库塞同样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他认为无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动力的作用，革命的强大新动力是“新左派”。而所谓“新左派”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团体。他把“新左派”的革命称为“本能革命”，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主要是对人本能的压迫，因此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构成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本能需要上。

社会批判理论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马尔库塞等社会批判理论家毕生都在致力于把这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结合，试图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他们也得出了个别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分歧的。

6.后工业社会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和反主流文化思潮漫及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大流派相互融合，界限也不再分明，其中具有综合性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侧重价值、认同、沟通与媒体等方面分析的后现代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人类不能毫无准备地冲向未来。”未来社会是怎样的？应该怎样？这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课题。战后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一方面探索着高效率背后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关注着社会与国家的管理，运用社会学特有的敏感视角与方法，在分析与预测的基础上寻找着新的发展途径。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丹尼尔·贝尔，埃·蒂里阿基安，A·伊慈尼；法国的罗伯特·艾利阿斯等。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是丹尼尔·贝尔。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194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贝尔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1），《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今日资本主义》（1971），《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1976）等。其中在当代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理论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的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

贝尔认为，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指权力的分配和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的权力评价；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

后工业社会的研究首先涉及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的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表现在如下方面:（1）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社会结构与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关于后工业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是掌握新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即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技治国”，在这种制度中，决定性影响属于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

贝尔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它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以谋求最佳效果和最高价值的原则来分配资源；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过去这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它们分别围绕着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更加突出，难以遏止。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些政策制定原则:（1）理论知识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2）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与控制；（3）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制定决策，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法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

后工业社会理论重视预测与规划，不仅试图回答社会现在是怎样的，以及社会应该怎样，而且还试图回答社会将会是怎样的。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前瞻性描述和政策性研究颇有启迪意义，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工业社会形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7.后现代理论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心是分析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的形态、构成与发展轨迹，即主要关注“现代性”及其后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理论目标受到极大的挑战。尽管各种激进思潮与运动未能演变成真正的社会革命，但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无数痛苦与不幸，还是得到了充分的揭露。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变化，媒体、电脑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和时间经验，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文化的矛盾，甚至是根本性的断裂。于是，人们惊呼现代性已经终结，我们迈入了后现代社会。今天，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界，后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

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布希亚（Jean Baudrilard，1929—2007）的《消费社会》（1970）、《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类象与拟象》（1981）；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疯狂与文明》（1961）、《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话语的秩序》（1971）、《性史》（1976）；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Gois Lyotard，1924—1998）的《里比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1979）、《公共游戏》（197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的《政治无意》（1981）、《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等。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倾向，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反对整体化的倾向。所谓整体化的倾向是指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注重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后现代主义不仅否定现实的整体性，也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它认为由于研究者学识的有限、人生经历的短暂、理论范式的局限，人们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了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段历史时期，便断言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第二，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环境，其观点也是多元的。因此，只从阶级或经济的观点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单一的理论视角是难以揭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

第三，重视话语分析。后现代理论认为，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话语的风格上，通过对日常话语的风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知识和传统之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第四，否定建立客观的社会学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学科知识都是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产物，都是前人假设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的社会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应该倾听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进行比较分析，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后现代理论可以说是解释后现代性社会的理论尝试，其中不乏合理的成分，可以给我们颇多的启示，但它的很多理论观点和研究视角是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状况为特定背景的，故我们在理解与借鉴这一理论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如何看待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理论以后出现的社会学流派纷呈的现象？对此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领域的新观念、新流派不断涌现，但是均未能形成大气候。随着帕森斯时代的远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社会学上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关于社会学危机的说法就已开始出现。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Alvin W.Gouldner）就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学界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主义代表了西方社会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种相互适合，而60年代后各种社会冲突、运动浪潮的出现使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及关于秩序与进步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主流社会学因而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8]此后，关于社会学危机的讨论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专门以这一问题为主题在社会学家中展开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指出社会学令人担忧的现状，即无论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知识方面看，社会学都没有作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9]

对于社会学危机的解释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把社会学危机主要归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危机。他们认为，社会学崇尚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客观性原则，然而，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志的人，有其独特的行为方式，由于研究主体和客体属于同类，他们之间会产生相互交流、作用和影响，这使得主体的价值观念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因此，在社会学中贯彻客观性原则比自然科学要困难得多。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困境导致了社会学的危机。

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征早已存在，但社会学危机却是在20世纪中期才出现的。因此，社会学危机不能用方法论的危机来解释，而应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释。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诞生是作为一种科学主义的文化思潮的产物，科学主义的兴衰决定着社会学的兴衰。当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竖起理性的旗帜时，就已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最高象征，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战后的学术界所取得的统治地位，则反映了西方社会与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新的成就。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精神上的种种困惑。人们对于科学和文化的忧虑正在蔓延开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反主流文化兴起，后现代思潮泛滥，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科学主义遭到了猛烈的冲击。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学的命运，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社会学说因此遭到了批判和怀疑。

因此，如布尔迪厄（P.Bourdieu，1930—2002）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多元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以华勒斯坦（Immanuel M.Wallerstain，1930—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放社会科学”，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为可能”，条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危机恰恰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展。^[10]社会学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社会的需要。社会学只有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积极参与社会进程，推动社会进步，才能促进自身的发展，使自己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