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的优越感从哪来

张永峰：城里人的优越感从哪来？

由于地域之间的差距，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排斥是比较普遍的。如果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排斥的范围要更加广大，不仅限于农村。我们知道，在北京人看来，北京以外的人口，都是外地人，外地人这个称谓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包涵有等级差别的歧视；上海的逻辑也一样，非上海市区的人口都是乡下人。但有意思的是，并非外地人或乡下人就一定要排斥的，如果你是有钱人、有权势的人，那不管你来自哪里，都是要给予相当尊敬的，至少当前的情形是这样。这样说来，地域性的排斥与阶层之间的差异联系在一起。

地域性的排斥，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是人尽皆知的。这里谈一谈这种排斥建立的基础。在传统社会，不同的地区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各个地区的生活有相对的自足性，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商品、人口的流动不会很大，不存在全国性的商品、人力市场。农村的人自然不会非要往城市里跑，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是人们普遍效法的对象，城市的生活跟农村的生活也很多相似之处。那时，本地人会不会排斥外地人，城市人会不会排斥外农村人呢，我想如果有排斥，是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因为那时的农村以村社、宗族为单位，非本村落、宗族的人住进来，会有遭到排斥的可能。但这样的流动人口不会太多。而城市（包括市镇）则是商业、手工业、服务业聚集的地方，是五方杂地，谁也难说就是本地的正根儿，所以反而不会排斥外来人。比如，《水浒传》里的武大，从清河县搬到阳谷县县城，并未见当地百姓怎么排斥他。实际上，他的生意很不错，住在市中心的紫石街（以现在上海作比方怎么也相当于淮海路吧）两层楼的别墅，还有一个大庭院，家里衣食起居也不差，过上这样的生活也只是靠卖炊饼。

可以说，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和集体优越感，是随着城乡二元体制而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一个群体或阶层得到了好处，享受了既得利益，他不会去追问这好处利益是怎么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其他群体、阶层因此受到了损害，作出了牺牲。地主官僚资本家不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不会，发达国家的国民不会，城市人口也不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然合理的，怎么会呢？不但不会，反而要反过来建立集体的优越感，要对作了牺牲的、受了损害的群体公然表达歧视和排斥。这里说公然好像有点夸大，其实不然也。很多公然是不自觉的，不是有意的，但这更表明其融入血液有多么地深。

实际上，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努力是艰难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例。现在普遍认为发起这个运动本身是荒唐的，其给广大知青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知青作家们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这样讲了很多年，现在应该成为普遍共识了吧。知青这样讲自然有道理的。道理之一是崇高的理想受到了欺骗：本来说“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之处”，却原来是那么贫穷、落后、痛苦，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原来这崇高的理想是奔着美满受用去的，那的确落差太大，可这样的农村状况不正是让城市知识青年认清城乡差距、接受再教育的理由吗？道理之二是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环境，这很痛苦。可是如果让农村青年远离家乡到城市工作生活，却是不以为苦的。这是为何呢？说白了，知青的苦难不过是因为品尝了一下农村生活的味道。尝的结果怎么样呢？这有知青作家作了充分的表达，表达的不是“农村父老兄弟的生活为何这样苦？”而是“为何让我们尝？”

写到这里我们还是发个倡议吧，倡议把建国后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过程写入全国的历史教材，并且作为中考和高考的必考内容。这样让全国的中小学生好好学一学我们真实的历史，城市的学生可以安排更多一点学时。如果知青作家们真的想帮助后辈认识过去，那请您这次再认真地写一点回忆录，不过这次要把主角由“我们”改为“他们”，如能把“他们”当作“我们”来写，那是最好不过了。